前言: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從來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起，榮登皇帝寶座的草莽英雄，如漢太祖高皇劉邦，明太祖朱元璋，但卻始終缺少出身寒微卻能力挽狂瀾的首輔大臣。幸運的是，張居正就是其中的一位，時人稱為“救時宰相”。

從秀才到舉人，從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從平民中一路崛起，在明朝萬曆王朝當了整整10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明神宗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一度治理得國富民安。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立，是為我國封建社會中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一、張居正改革的歷史背景，行將就木的明王朝與封建制度

這場改革發生在明朝後期明神宗萬曆元年至十年(1573--1582)，也就是張居正出任首輔的十年期間。當時，明朝已處於國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根本原因，其實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

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發展。明朝是一個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強度的王朝，也是皇權達到巔峰的王朝。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下，明朝的衰敗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反映著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本身就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標誌著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百病叢生，不可救藥。張居正就是在種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向政治舞臺的。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勁頭竿。

這首詩是張居正年少時作下的，他以竹自喻，抒發了自己的遠大抱負。16歲時，張居正成為最年輕的舉人，隨後仕途順利，少年得志，壯年入閣，運籌帷幄，才智明決。清朝人在《明通鑑》說: “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之力也。”

可是，他個人的結局與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輩一樣坎坷，一樣不幸。耐人思索的是，導致他身後“鞭屍”、全家遭難的，居然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大臣張四維，而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號的竟然是當初被他廷杖致殘的反對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鄒元標。

二、張居正之前的改革失敗案例，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

明朝是封建專制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它的統治體制，造成君主絕對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官僚政治。事物發展到極點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於權力高度集中，皇親貴戚過著更為驕奢淫逸的生活，明朝滋養出一代又一代昏憒的帝王。

明中葉以後，皇帝不臨朝成為慣例，嘉靖皇帝深居內宮，修仙煉道，多年不理政；隆慶皇帝在位六年，極少審批公文，遇有國家大事，聽任群臣爭議，一言不發。

明太祖建國時，上朝有嚴格的朝儀，官員稍有失禮要受到處罰，甚至招致廷杖。到了隆慶年間，朝儀早已被人忘卻。偶有朝參，大臣們在殿上大搖大擺，高聲喧譁，冒瀆君威，不以為意。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沒見過，就連國外也是如此。

皇帝長期不理國務，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內閣身上，這就必然招致統治階級內部爭奪內閣首輔的尖銳鬥爭。嘉靖、隆慶年間，短短六年，徐階擊敗嚴嵩，高拱又擊敗徐階。李春芳被高拱擊敗，高拱又被張居正轟跑。一個首輔倒了，牽連一大批官員被貶謫。內閣之中愛惡交攻，吐唾辱罵，一片混亂。

內閣尚且如此，各地的官衙更是無視法令，政多紛更。“自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明末統治集團的腐敗、混亂和失控。遠比王安石變法時的北宋王朝還要嚴峻，這是極大的政治危機。

明朝在財政上：導致社會經濟衰敗的主因之一是明朝的土地兼併問題，皇親國戚爭先恐後地吞併土地，一旦佔為已有，就利用特權瞞田逃稅。土地被兼併愈多，國家的稅收愈少！

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載圳在湖廣佔有良田數萬頃，隆慶皇帝兒子的王莊、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勳臣、有權勢的太監、有功名的鄉紳，利用他們不納稅、不當差的優免權紛紛搶佔土地，各類莊田迅速擴張。“私家日富，公室日貧”，稅源逐漸枯竭。

隆慶五年，全年財政的總收入只有250 萬兩，而支出達到400 多萬兩，赤字超過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況愈下，而皇室的龐大開支卻有增無減。在統治階級中，並非沒有開明人士力圖改革，但都難以奏效。

比如嘉靖末年首輔徐階下決心改變局面，把激勵自己的口號貼在牆上，吃住不離內閣，通宵達旦地處理公務，裁減冗員，平反冤獄，改善士兵生活，但對時局的敗壞並無大補，他自己不久即在敵手的攻擊中舉籌失措，被迫辭職。

繼任首輔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幹一場，他認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領，因此一反徐階的作為，把平反的諸臣一概報罷，以“識人才”作為“興治道”的根本方針，選用官吏不問出身、資歷，大力提拔年青官員，規定年滿五十的只能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獎掖優秀，懲治貪惰，務求克盡職守。這些都有可取之處，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譽，但是，他無能通觀全局，駕御左右，不久也被罷職。

他們都是首輔中的幹才，為了興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問題在於這種小規模的改進既不冒犯現存的社會關係，也不干預財政體制，只是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對衰朽的官僚機器進行點滴修繕。改革沒有擊中要害，更沒有觸動明帝國政治、經濟中的主要流弊，因而無能支撐破敗的帝國大廈，所以，他們都很快就敗下陣來，狼狽退場。

三、張居正改革的大內容，國家法令、政府稅收、勞動力、社會思想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明朝統治機構近乎腐爛透頂，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面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 ”

張居正則是有識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時局的敗壞，憂心忡忡地寫下這樣的詩句: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極如，顧望但懷愁。

隆厭六年(1572年)，意外的機遇來了，這年龍坪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明神宗) 。在高、馮鬥爭中，張居正趁機聯合馮保，擠走高拱，這年高儀病逝，張居正得以循序升為首輔。

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師，又是唯一健在的顧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賴。在他主政的十年間，實際上掌握明帝國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從四個方面強國富民。

(一)以法治為理政的中心

封建社會的改革，都是從上層發動的改良運動，這首先要求集權上層，做到事權歸一，如果不加強朝廷對各級機構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紙空文。

萬曆以前法紀廢弛，政多紛更的情況不改變，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諸實施。張居正清醒地看到這點，提出“尊主權”為“方今急務”。這“尊主權”並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忠於君主，它強調的是發揮政府的職能，所謂“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

最有權勢的大太監馮保的侄子毆打平民犯了法，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為張居正當上首輔就是因為有馮保的支持。然而，他當機立斷，把馮的侄子革職，杖打四十大板，並通告馮保要嚴格家教，既伸張了法紀，也得到了百姓的擁護。“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者，嚴治不貸。”

(二)以理財為監察的中心

一是從從加強監察著手，提高行政運轉的效率。

二是以理財作為考核的準則，這是考成法的最終目的。

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堅力量。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憔悴。”

(三)以均賦役為中心厚商利農

明朝的賦稅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稅，按人頭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戶口是明王朝財政和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但隨著兼併勢力的發展，民間的土地和人口逐漸集中到勳臣、貴戚和大地主的名下，極大地破壞了明朝的稅收支柱。

他們倚仗特權，賄賂官府，隱佔戶口，瞞田偷稅，逃避差役，到萬曆前夕法定的徵糧地比明初已減少一半，人口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進私人腰包，使國家的稅源衰竭。本來國家徵收田賦是，田多的多徵，田少的少徵，按畝核算，從法制上說是公平的，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條件下的均稅實質性內容。有的農戶土地被豪強侵佔，田賦卻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產去稅存，這就發生了賦稅不均的社會問題。考成法只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亟需從賦役制度上加以整頓，這才能開闢理財安民的新途徑。

萬曆六年，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詳審細核，三年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從嚴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既不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併不得逞。”

萬曆九年，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即是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合併為一種，將力差歸入田賦。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削弱了人身依附關係，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

在調整經濟政策的同時，又把興修水利作為發展生產的重要課題。“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河上萬艘捷於運輸。”保障了生產，穩定了明政府的財源。

(四)以近民便俗為宗旨，駁斥迂腐的古制，面向實際

宋明以來，理學被尊為儒學的正宗、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到明後期愈來愈走向空假。

它宣揚心外無物，不假外求，把做學問的功夫引向發掘內心世界，否認客觀真理，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學風，養育出一批談玄說虛，好說大話、空話，鄙薄民生實事的學士。

為了批駁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對革新，張居正總結商、周、秦、漢王朝興亡盛衰的教訓，提出因時順勢的變法思想，強調:“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先”

對於有些道學先生藉口天象災異，攻擊新政的無知行為，他在嚴加批駁中對某些自然現象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由此可見，張居正改革是並不是一般的政策變動，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礎的。正因為他有符合歷史發展的進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統，所以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能夠以犀利的鋒芒，破除阻撓，把改革推向前進。

四、張居正改革的結局，十年心血，一夕不存

由張居正個人主導的這場改革的成功，也預示身後隱伏的危機，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 “身後一敗塗地”。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對派開始發難，導致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凡被認為與張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就連抗倭有功的戚繼光也被調離前線，然後逐漸失勢。

至於張居正那一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蕩然無存。廢除新政，首先就從恢復權貴的特權開始，“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至不振。”

為什麼苦心經營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卻一朝顛覆，毫無招架之力，從客觀上說有兩個原因:

(一)張居正的改革行為

挑戰了皇權，違背了封建專制的核心。

在君主專制的時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張居正的威勢是因為代行皇帝的權力，所以才得以改革。在新政初期，明神宗是個不甚解事的少年，自然處處聽從張的指點，對改革自無二議。

隨著年齡的增長，明神宗已成長為統治階級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權刺激他無限膨脹享受一切的慾望，對於張居正規勸的戒遊宴、節賞賜、卻珍玩、勤讀書的說教，皇帝已有所不滿，是雙方關係破裂的開始。

十年新政，毀於一旦，明神宗的變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執政者面臨社會危機的時候，苦於謀求出路，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一但改革初見成效，危機解除，封建統治階級那貪婪的階級本性便暴露了出來。

雖然改革家們鞠躬盡卒為王朝解除危機，但終將會成為犧牲品，商鞅車裂，王安石鬱鬱而終，張居正也不例外。

(二)張居正沒有看破封建階級的思想侷限性

張居正改革本來是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託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

即便像張居正這樣傑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侷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其後“法之不行，人不力也。”

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盡善盡美，只是由於不肖子孫違背祖制才逐漸敗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標是“守成業而致盛治”，這就是按照舊規章，繪製新藍圖。這種守成的社會理想，前進而又懷舊的精神狀態必然使他失敗。

打擊不法權貴，原本是新政的重頭問題，可是其出發點僅是為了“嚴治為善愛”，告誡他們“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所謂的打擊不法權貴，最後還是為了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而不法權貴又根本不可能遵紀守法。

這也決定了改革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強，往往是淺嘗輒止，半途而廢。以清丈土地為例，補稅的範圍只限於自置田地中非法佔有的部分，對大批欽賜的田地，不納糧稅的不在清丈之列。清丈也不徹底，欺隱舞弊的弊端，猶如鼠穴，此塞彼通，難以堵絕。

後言：在距今500多年前的明朝時期，改革家張居正試圖用他的非凡手段來挽救搖搖欲墜的明王朝，但最後卻一敗塗地。他的失敗是封建專制主義時代改革家很難倖免的悲劇。“僕以孤焰，耿耿於迅飈之中”。其處境就像是狂風中的孤焰，搖搖欲滅；大海中的浮萍，漂泊無依。但他一如既往，勇往直前，直至粉身碎骨，也沒有退縮。

對明朝而言，則完全錯失了中興的機會，從中衰走入了滅亡的深淵中，一發不可收拾。在其後六十多年裡，吏治腐敗，財政虧空，權貴橫行，農民起義……大明王朝的各種矛盾呈井噴式爆發，但明朝再也沒有了一個“張居正”。萬曆皇帝、天啟皇帝、泰昌皇帝、崇禎皇帝，再也沒有找到能為帝國醫治“頑疾”的改革家。崇禎皇帝在亡國時，高喊“朕非亡國之君，彼皆亡國之臣”，何嘗不是一種撕心裂肺的哭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