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岳父王家善
李殿儒
王家善先生生於1903年，原籍黑龍江省巴彥縣。他青年離家，外出求學，中學畢業後，留學日本。先在日本東京師大，讀二年級時，因同情郭松齡反奉被開除學籍，後入鐵道學院，學習兩年歸國，在黑龍江省政府教育科任職。不久去天津謀事，經其父的一個朋友幫助，再次東渡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從此開始了一生的軍事生涯。畢業回國後，在瀋陽東山嘴子任連長。“九一八”那天夜裡他沒有在家，幾天後部隊到東邊道編入奉軍東邊道鎮守使於芷山部，任營長。後於芷山要投降日寇，王家善先生不甘當漢奸，計劃率隊出走，因機密洩露，只好隻身逃離。於芷山下令通緝，電告第一軍區攔截王先生，第一軍區派戴逢源執行，在瀋陽東站與王先生相遇。戴逢源敬佩王先生的思想和為人，所以把先生請到家裡，設宴接風，然後幫他秘密逃出虎口。從此王先生與戴逢源結下了生死之交。
戴逢源
王家善先生離開瀋陽，潛行到黑龍江省雙城堡（他祖居在此），改名換姓，組織抗日義勇軍。他自報姓劉（從姥姥家姓），號稱抗日義勇軍劉總指揮，兼第一支隊隊長，下屬第二支隊隊長趙尚志，第三支隊隊長朱某（忘其名，二人都是共產黨員）。由於環境惡劣，軍糧、軍餉、被服、武器均難解決，決定率隊到江北一帶籌集部隊冬衣，以解燃眉之急。他帶的隊伍都是本地人，在這種困境下又帶不走，“是兵不發餉，是匪不能搶”，這樣下去不但違背救國志向，反而會成為民眾的罪人。因此讓趙、朱兩位支隊長將部隊帶走，另尋出路。後來王先生每念及此，都感慨萬端，追悔莫及，常說：“我不懂政治，只憑一股熱情，不能不走到歧路上去！”
王家善先生從雙城堡來到齊齊哈爾，被日偽特務機關追蹤逮捕。憲兵隊把他“請”去了，對他說：“先生，你是雙城劉總指揮嗎？”王家善先生矢口否認：“我不姓劉，我叫王家善，你們的衛戍司令可以證明。”憲兵隊把它送到齊齊哈爾衛戍司令部，請衛戍司令（曾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教官）辨認。該司令說：“你是王家善，你也是劉總指揮，人家偵察清楚了。我解救你的唯一辦法，就是你答應參加滿軍。”由於得到這種師生關係的保護，偽滿當局赦免了王先生，委任他為齊齊哈爾軍官教導隊候補生連連長。候補生畢業後，王先生去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成為東北地方軍人中屈指可數的幾個風雲人物之一。
王先生並不同於一般投靠日偽的利祿之徒，為升官發財而營營苟苟。他沒有泯滅中國人的良心，死心塌地去當漢奸。在留學日本期間，王先生與國民黨政府派遣的留學生接上了關係，趁回國休假之機取道南京，求見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熊斌，要求留在國統區。熊斌對他說，東北需要你這樣的人。要王先生在東北搞抗日地下軍事組織，準備將來配合反攻，並吸收王先生為國民黨員，授陸軍中校軍銜。根據國民黨當局的旨意，王家善先生在留日同學中聯絡了一些人，與何正卓、陳希佔、邵炳麟等，建立了秘密組織，取名“真勇社”。這時的“真勇社”缺乏嚴密的組織紀律，往往各行其是。林家嶽等人在開展活動時，因搞戀愛暴露了身份，遭偽滿當局逮捕。王先生為營救他們，找日本軍事部負責人打通關節，謊稱“真勇社”是軍事文化書社，不是什麼秘密組織。被捕者雖然釋放了，但王先生卻遭到日偽當局的懷疑，“真勇社”暫時停止活動。王先生為掩人耳目，效古人韜晦之計，成天閒遊狂飲，經常夜不歸宿，打牌吸鴉片煙，裝出一副胸無大志、醉生夢死的樣子。有一次，一個日本憲兵跟王先生聚飲，醉後吐真言：“我曾在你家裡‘蹲坑’，刺探你的言行，結果什麼也沒得到，多次捱上司拷打。我還經常拉你家的廚師喝酒，想套出點情況也沒成功。”因為這件事，王先生很感激廚師，後來出錢給廚師成了家。
過了一段時間，“真勇社”恢復活動，王家善先生出任偽長春軍校教授部長時，從青年學員中發展成員，我就是在這時參加“真勇社”的。此後，我同王先生除了師生關係之外，又加上了一層組織關係。“八一五”光復前，看到日本將要垮臺，“真勇社”的成員醞釀待蘇軍參戰後配合行動，劉啟民利用到各地視察的機會部署行動計劃。我那時住佳木斯，任第二獨立炮兵營三連連附，劉啟民指示我以後聽王家善指揮，我很快把炮兵組織起來，帶領部下把炮營指揮官（日本人）槍斃了。大家推我當營長，並派人迎接蘇軍。蘇軍進駐以後，先談合作打日本，後日本投降即把我們集中起來，不久王家善先生也被集中到佳木斯。
江上軍、韋新啟殺死日本軍官、率艦反正後，也同蘇軍合作，日本投降後集中到佳木斯，王家善派他到長春聯繫，回來後要王家善先生立即離開佳木斯到長春主持工作。在此之前不久，還送來了國民黨國防部委任他為東北先遣軍總司令的通知。王家善先生利用蘇軍帶他去洗澡的機會，在韋新啟的幫助下乘小江船逃回原籍。至此，王家善先生在偽滿洲國的14年經歷結束了。在歷史轉折關頭，他又投向另一個漩渦。
王家善先生在原籍待不久，即來到長春，這時林家嶽、張作孚、牛匡時等人以王先生的名義開始建軍活動。王家善走後，集中營緊張起來，我想走就困難了，後來放兵不放官，大家都要我走，願替我去集中營。當時為軍官留些勤務兵，他們留下是沒有多大危險的。但我怎麼好這樣做呢？當隊伍開走時王松年班長把我推入隊伍裡開走了。就這樣，我頂名王松年離開佳木斯到長春投奔王先生。
到長春，王先生讓我留在身邊管理財務，雖沒任命，儼然是他的副官。緊接著田貢吾、梁啟章等人也慕名而歸。在王先生周圍聚集了一批學生和老部下，組成建軍司令部。這時，行轅主任任命陳家禎為總隊長，讓王家善到哈爾濱建軍。
在哈爾濱建軍，最早來投的是孫曉峰，被委任軍長。哈爾濱建軍活動不久，杜聿明派來建軍司令。王家善感到，再幹下去弄不好不但是共產黨的罪人，還會是國民黨的罪人，遂決定不幹了，安排梁啟章、田貢吾在哈爾濱工作，帶我和韋新啟回到長春。
在長春住王先生五叔大女兒家，何正卓送王家善幾本小冊子，其中有《論聯合政府》。王先生說：“國民黨反動派所做所為，是歷代王朝暮年徵象，靠不住了。但共產黨那邊沒熟人，難以溝通關係，我進關看看吧！”於是，他帶領韋新啟去了北京，國民黨發現他，委任為九省二市參議，杜聿明又委任他長官部少將高參，隨從杜聿明出關北上到錦州。此時，東北保安第四總隊於1946年4月中旬被東北民主聯軍打垮，杜聿明為了收拾殘局，命令王先生接任第四總隊總隊長。王先生路經瀋陽，到鐵嶺、開原一帶收容保安第四總隊的潰散官兵，帶到長春，重新組建隊伍。我提醒王先生：“要小心點，國民黨在利用你，別給國民黨送終。”王先生說：“國民黨不是給我一個師嗎，今後該怎樣，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呦。”這時我還是單身，王先生想把女兒嫁給我。經大家撮合，我同王先生女兒（實際是養女）秀敏結婚了，於是我同王先生之間又加上了一層翁婿至親關係，在以後的戎馬生涯中我們幾乎是寸步不離了。
1946年秋，王家善先生率東北保安第四總隊開赴遼南山區，歸新六軍統轄，部隊被分割得七零八散。新六軍又派來兩個軍官，一些部下覺察到國民黨嫡系對我們有併吞之意，甚為不平。一次，林春武借酒發瘋，大吵大鬧，“他們要撤換王家善，是逼我們去當八路軍。”國民黨當局看到時機還不成熟，暫時放棄吃掉王家善先生和東北保安第四總隊的打算，但或遲或早他們總是要下手的。
1947年春，王先生率師退守營口，開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轉折。在駐守營口的八、九個月時間裡，隨著形勢的變化，王先生的思想鬥爭是十分激烈的。但有一條已經確定無疑，那就是最終要走到共產黨這方面來，所等待的只是時間問題。
遼南獨立師秋季攻勢之後，廉榮春、喬遇春等幾個人醞釀準備對王家善搞兵臨城下，被林春武捅漏了。王先生說：“這幾個人太輕率，整出事來，他們完了，我也要掉腦袋。”我對王先生說：“看形勢您必然走這條路，應該見好就收吧。秋季攻勢咱打勝了，眼下共產黨又派人來聯繫，現在起義比兵臨城下光彩多了。”王先生說：“越在勝利的情況下越不能起義。你想想看，剛剛取勝，官兵有一股驕氣；林春武把消息遞給我，說明贊成起義的人數不多，一個連長月薪（加空額）100多萬（當時通貨膨脹嚴重），正是享福的時候，誰願意攜家帶口跟我們去受窮？我們要起義，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對，誰還肯聽我們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桿司令，人家要我們有啥用？”我問：“那要等什麼時候才行呢？”王先生說：“國民黨肯定不行了，剩下幾個孤立的據點，營口是其中最小的，肯定要先被吃掉，我不會等到山窮水盡丟人現眼。預計東北丟掉半年之前，局勢一定非常緊張。外邊有了壓力才能起義，大部分人才會跟著我們走，時機一定要把握準，國民黨與我們無緣無德，何苦陪它殉葬！共產黨與我們無仇無恨，肯定會走到一起去的。”他雖然這樣說，但不是沒有顧慮的。他與我不同，陷得很深，出一家進一家不容易！
1948年初，解放軍進攻遼陽，我去見王先生，王先生說：“遼陽陷落之後就是鞍山，鞍山之後就輪到營口。我敢說，營口守不住，撤退到錦州，沿途追殺最多剩下一個團。錦州同樣守不住，再退到關內，國民黨絕不會再給我重編一個師。我所說的這些就是壓力。”
幾天之後，召開一次連長以上軍事會議，讓大家討論一下局勢。有人主張守，守不住再走，撤到錦州，再撤到關內。有人不同意，說不能撤，更不能撤進關，馬占山的部隊就是樣子，後果不堪設想。王文祥說：“既然這樣就死守，當軍人走到這步還有什麼好說的。但只怕前面打，後面先撤走了。”梁啟章最後發言：“我們從‘真勇社’起，跟師長十幾年了，聽你的吧，請你臨機決斷。”王先生對大家說：“既然諸位信任，我一定領你們走一條有前途的路。”會後，王先生派劉鳳卓和王文祥出城到解放區談判，很順利地達成了協議。起義那天，王先生心情很沉重，我看到他揹著手在屋子裡轉，那是在下最後的決心。按照與解放區的協議，起義行動正式開始前，要借城防會議之機，把營口市內國民黨黨政軍要人一網打盡。王先生命令我帶警衛連執行這個重要任務，並負責警戒和保衛師司令部的安全，嚴格控制進出人員。下午3點多鐘，梁啟章通知我立即行動。我從特務連、搜索連各選派十幾名士兵，分兩路衝進會場。少校副官韓光指揮特務連士兵，我侄子李英春排長指揮搜索連士兵，很順利地把參加城防會議的市長袁鴻逵、五十二軍副軍長鄭明新、交警第三總隊長李安等十幾個主要人物逮捕起來，押進了地下指揮所。
4點多鐘，交警第三總隊派一個17人的加強班前來查問李安總隊長為何未歸。一排長宋旭波、班長李有權當機立斷將他們消滅，使起義行動未被偵破。晚上，解放軍進城，圍殲交警第三總隊。五十八師二團溫玉林營長、王公達連長、三團楊信營長等先後解決了憲兵隊、化學迫擊炮連、野炮連等國民黨武裝之後，各團及師直屬部隊相繼撤往大石橋。王先生讓我留下看押俘虜，與遼南軍區接交。至午夜交警第三總隊繼續頑抗。鄭明新、李安被提出去喊話，交警第三總隊仍不投降，最後遼南部隊炸塌樓牆衝進去。交警第三總隊大部分被殲，一小部分逃往錦州，營口全城解放。至此王家善先生率師起義取得圓滿成功，他把五十八師萬餘官兵保持完整建制、全副武裝交給了黨和人民。
王家善先生的前半生是在彷徨和探索中走過的，他的足跡一直歪歪扭扭。偽滿期間，他出於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想幹一番事業，結果事與願違。光復後，又錯誤地跟國民黨走，希圖為建設和平、獨立、民主的新國家有所貢獻，結果，空成夢幻。只有當他認識到共產黨才是代表中國唯一希望和前途的時候，他才算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歸宿。營口起義之後，王家善先生在黨的領導下，開始了後半生的光榮歷程，為祖國、黨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作者李殿儒，王家善師長的女婿，時任國民黨暫編五十八師警衛連連長。)
本文選自《營口春秋》“駐營口國民黨暫編五十八師起義70週年”紀念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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