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8年2月12日

姓名：仝潇华

性别：女

年龄：36

河南焦作人，现任凤凰卫视高级记者。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师从著名歌唱家王莹，后于俄罗斯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进修。曾驻俄罗斯八年，期间报道俄罗斯的政治军事等国际重大新闻。归国一年多后，将重返俄国长期驻站。

采访仝潇华，她没有和我细说战火硝烟的那段经历，而是一路走来的各种“幸运”，这已成为她屡屡感恩的人生感悟。

独闯异国难道没困难？人生就没经历过挫折吗？我觉得难以置信，不够乐观的人总是觉得生活没那么简单。

她说了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觉得困难都是本来就应该出现的，事先预料到了也就不算什么了，总有办法解决……做了决定就不再后悔，执行就好。”

她的乐观来自于放低心态和姿态。困难成了意料之中，善意成了意外之恩。我想，她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像水一样流动不拘。

我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音乐不离左右

2013年7月11日，我一直清晰记得这个日期。“好吧，仝，你可以跟我们去。”电话那头传来格纳申科冷峻的声音，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终于被允许加入做战地记者了！我将跟着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组织的劳军歌舞团，登上俄罗斯军方的专机，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慰问当地的叙利亚政府军战士。

作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这将是我第一次奔赴叙利亚战场。自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能亲临现场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是我一直争取达成的目标。

既已身处临近战场的俄罗斯，就要报道最重大事件，这是记者的职责所在，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出于安全考虑，俄方原本严禁外国记者参与随行报道。

幸好，新闻局局长格纳申科是我工作上的老朋友，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了我的加入——但，是以一名演员的身份。

按他的安排，7月13日，我将作为一名歌唱演员，首次登上异国军队歌舞团的舞台，用我的歌声慰问另一个国家的战士。

除了组织这次劳军演出的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官员和安保人员，和我同行的，是俄罗斯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60多名演员。没有一名外国记者，我是唯一的例外。

我既激动，又感到莫大的幸福：音乐，我前半生的追求和梦想，在关键时刻，不曾离开我左右。

幸运之神眷顾我走上歌唱之路

7岁时一次秋游，在家乡村庄田野里，我和同学们唱起此起彼伏的歌谣。一首《童年的秋千》，让老师发现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我理所当然地成了音乐课代表、文艺积极分子。小学一年级，老师就安排爱唱歌的我去给三年级学生教唱歌。那时候个子小，在讲台上放个小板凳，踩在小板凳上给高年级学生教唱歌。

在豫中那个贫瘠小村庄，我缺乏专业音乐老师教导。直到去乡镇读初中，我有了第一位音乐启蒙——侯建中老师。他发现了我在歌唱方面的天赋和潜力，无偿给我补专业课，教我乐理和声乐基础，每天不辍。

高中二年级，参加了一次高考，当时艺考排名全省第一名，被河南大学音乐系录取，但当年学费要五千多元，考虑到家庭困难，就放弃了。毕竟我才上高二，还有一年备考时间。

父亲帮我找出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艺术学院，给我讲各音乐学院的历史和现状。

父亲在他读军校最后一年时，视力急剧下降，两千多度高度近视加一千多度的散光，定为六级残废军人，回到老家，在家乡务农，母亲照顾我和两个弟弟，家境清寒。

为了我的音乐学习，家里一直倾力支持，已是捉襟见肘。我迫切想要自立，不让他们再为我大学学费心力憔悴。

最后我选定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决定报考军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耳濡目染于父亲刚毅、正直的军人气质，我对军营和军校有种天生的熟悉和向往。

其二，军校是国家全额拨款，学费全免。

其三，军校毕业生有军籍，可以成为军官，对无依无靠的贫家学子而言，不失为一个有保障的出路。

做好了决定，有了目标，就大踏步向先走。高三刚开学，因800元学费没凑齐，老师很生气，说了我几句，心理承受能力差自尊心极强的我就真的卷铺盖骑着自行车60里路回家了。

辍学在家，并没有停止高考学习，知识渊博的父亲成了我的辅导老师，除了英语以外，数理化、语文、历史、生物、物理化学全部对我进行辅导。

父亲给我上课有时在堂屋，天气好时就在院子里的大桐树下，他拿着树枝在地上列出几何公式，教我一步步如何解题。

为了给我凑去北京考学的费用，父母在家里开了个小酒坊，酿造纯粮食酒，我有时也去小酒坊帮忙烧火蒸酒。

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没想到，要考上这所名校，难度着实不小。

第一次去北京艺考，经过初试、复式、三式后，最终只录取六人。我落榜了，当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录取。我不肯放弃，一边在师范学院就读，一边继续备考。

第二次赴京赶考前，我的室友们竟为我拼凑了一千多元路费，塞到我手里，其实室友们也不富裕。

生活最拮据的王淑珍同学，每顿饭都不舍得超过两块钱，而这次她给我塞了一百，这真的让我很感动，我把她们的情谊紧记心里。

每次赴京考试，我在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上，翻山越岭，到达后借住在父亲战友朱慧珍阿姨家里。阿姨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安排我的饮食起居，陪我一起去考场。

第三年盛夏，军艺录取通知书飞到了洛阳师范学院，我的声乐老师陈启英亲手替我领取了它。我赶紧跑去老师家，她把另一个信封一起交给我，那是她特意资助我补充学费的钱。

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老师握着我手说：“潇华，现在正是你求学的关键时刻，有困难，别人的帮助要接受，不要拒绝，记在心里就好，以后有机会再回报。但老师给的，就不要记了，这是老师的心意。”

我和父母逐字阅读录取通知书才发现，被学校录取的是自费生。每年光学费就两万三，生活费另算。面对庞大数额，我贫寒的家中已没有值钱的财物……

开学在即，父母想到了办法——他们砍掉了院中两棵数十年的大树，卖了木材，加上一个多月东拼西凑的借款，终于让我怀揣着梦想和沉甸甸的巨款，登上了北去的火车。

临行前奶奶交待了我说了两条：第一，不要随意喝别人给的水，保护好嗓子，第二，咱家人穷志不穷，给钱再多也不要去唱堂会！”

我不喜欢离别，轻松面对一切，没让父母家人为我送行，自己背了一个双肩包，走到公交车站，到月山镇火车站买了张学生票，站了十三个小时到北京。

走进军艺，我仿佛进入一座艺术圣殿，这里为一个农村姑娘展开了丰富而多样的音乐世界。

从学院领导到专业课老师，都是国内外音乐界的名家大师。幸运之神总是对我眷顾有加，让我遇到了中国十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王莹老师，成为了她亲自教授的两名声乐学生之一。

在王老师悉心教导下，我的专业素养日渐精进。我心无旁骛地在音乐之路上埋头前进，我的目标，是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

当时的我哪能想到，几年后，我会拿起另外一支话筒，说出不同于音乐的语言呢？

军艺的时光转瞬即逝，毕业时的我不仅在学业上更成熟，四年军营生活也让我的性格变得更沉稳果敢。军艺毕业后，我考入二炮54基地文工团工作，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

在文工团为兵演出，为军服务，两年后，我觉得自己水平还不够，想寻求突破，只有在专业上更进一步提升，才能凭自己的本事走上更开阔的平台。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深造。

北飞俄罗斯，异国求学路上的幸运与温情

当年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排名世界第一，这对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2008年4月，我争取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面试机会。面试的时间是在5月6日，为了能准时参加面试，没有出国经验的我从北京报了一个俄罗斯的中老年旅行团，团的行程正好5月6号那天是在莫斯科。

我和导游说了去俄罗斯的真实想法，想脱团去考试。导游是一名当地中国留学生，很信任我，就给了我一天时间，允许我脱团自由行动。

面试正好赶上柴院的考核，所有声乐教授都在台下评分。我最后一个出场，演唱了三首曲目，考完后学校外办的老师就跟我说回去等结果吧，录取的话会给我发通知。

直到当年十月，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邮件，经过一个月马不停蹄办理签证、收拾行装后，我在十一月的秋风中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进修课程从我到达学院后就立即开始了，学院还为我同步安排了一对一的俄语老师，好让我尽快掌握俄语。

身在异国他乡，幸运仍在延续。三年进修生涯中，我遇到的专业课老师都非常耐心。印象最深的，是教我美声唱法的柳德米拉老师。

那年她90岁了，爱穿裙子，小高跟鞋，一同给我上课的钢琴助教纳达利娅也是80多岁老太太。

每逢我有课外表演活动，柳德米拉老师会专门为我上一堂预演练习课，帮我充分准备好演唱歌曲，哪怕是与学院无关的业余演出，她也不愿自己学生有一丝不够优秀的表现。

我的俄语老师伊莉娜五十多岁，经常亲自到场观看我的节目，送上鲜花。伊莉娜喜欢郊游，我们一起郊游的时候她会给我讲一路俄罗斯人的故事。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在学业之余，我萌生了要更了解俄罗斯社会的想法。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跟中国爱恨纠葛数百年的国家，除了我在学院所看到的之外，真正的面目是怎样呢？

对此，我充满了好奇。我买遍了市面上销售的所有俄罗斯伏特加酒，几十种一一品尝过去，就为了弄明白，这些把俄罗斯人迷得晕头转向的液体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每年夏天，莫斯科不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街区，都有两到三周分期分地段停热水。因此，莫斯科人就不得不面对没有热水供应的窘境。

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留学生。有的干脆用冷水冲，有的自己烧水洗澡，有的到亲戚或朋友家蹭澡，还有的去游泳。我喜欢一天淋浴两次，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前一次。

宿舍澡堂热水没了，无法正常洗澡，这令人非常不舒服。于是我和同学саяка萨雅卡商定一起到俄罗斯最有名的洗浴中心“桑都（сандуны）”去洗澡，体验一下俄罗斯浴，据说俄国大文豪普希金就常去桑都蒸桑拿。

桑都分男澡堂和女澡堂。女宾的票价1000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350元），经介绍才知道，所有洗澡要用的东西：洗发水、护发素、浴液、梳子等都要自己带，要是没带的话，在这可以租或买到，价位也可观，租用毛巾50、浴巾120、拖鞋170。

淋浴后，服务员带我们走进桑拿蒸汽房，她告诉我蒸桑拿必须要带上帽子或头巾（我想，可能是东正教堂的规矩吧，女士在教堂里必须要用这些东西包住头发）。

看到几个俄罗斯女士两眼微闭，静静地躺着，很放松的样子。而我5分钟后已是大汗淋漓，烫得坐不住了。服务员在门口示意我再多蒸一会，我只好强忍着坐在里面，汗水顺着皮肤不停流出来，身上全是湿湿的，20分钟后我终于冲出了桑拿房。

我在墙角木桶下站好，还没反应过来，服务员拉了一下墙上的绳子，一桶凉水从我头顶浇下，顿时我感到神清气爽，太刺激了！她问我怎么样，我非常兴奋而又肯定的说：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感觉非常好！太有趣了！）

她大声笑着，脸上神光溢彩，一脸自豪地说：“尽情享受我们俄罗斯桑拿吧，任何不愉快或者病痛都能被蒸掉的！”

来这里体验俄浴，对我们这些不会赚钱的留学生来说，已算是非常奢侈的消费了，奢侈背后还是要面对现实，其余的日子要么烧水，要么出去蹭澡。

一天，我到朋友单位去蹭澡。洗完澡出来后，一拐弯，发现凤凰卫视独联体发稿中心。我走了进去，毫不犹豫地申请到凤凰去实习——去看看他们怎么报道俄罗斯，这是一次了解俄罗斯的好机会！

2009年9月，我开始了在凤凰卫视驻俄记者站的实习。我没有新闻学背景，而记者站已有好几个在俄学新闻的中国留学生实习，所以实习刚开始的一年里，我都是端茶倒水、跟随记者们观摩采访。

一线记者们忙得顾不上吃饭，我就主动去买饭送饭，干过最高级的活就是前线记者忙直播，让我帮忙在俄语网上找一些官方资料给他们，能为一线记者发挥点作用，也是挺值得我骄傲的。

我很享受这种旁观者的身份和状态，常常下班后泡在办公室里，整理以前的新闻片，将政治军事经济等片子进行归类，充实而满足。

直到那一次仿佛冥冥之中注定要降临在我身上的职责突然而至。

天降之“火” 让我意外走上记者舞台

2010年8月，记者站所有实习生都放假回国，记者们要到俄罗斯远东采访，留我一个人办公室值班。他们临时给我做了基本的培训：写稿子的新闻五要素；编辑系统如何使用；直播间如何使用等。走之前他们还对我说，放松心情，一般没什么事。

从莫斯科飞到远东要十个小时，就在他们飞机刚刚起飞十几分钟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电视上宣布，俄罗斯欧洲地区因森林大火进入紧急状态。

突发新闻不等人，我马上开始写稿做片子进入了工作状态。一条两分钟的片子，我用了八个小时才搞定。将片子传到香港已凌晨一点，刚睡着十几分钟，紧接着接到香港总部主编来电，说西伯利亚一架飞机坠机，需要马上做直播连线。

我赶紧用电脑查看俄罗斯官方消息，大概掌握了一些，脸都没洗就冲进了直播间，打开灯光，提前十五分钟坐在直播桌前，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直播。

香港总部的主编可不管你是实习还是正式的，只知道有大事发生就找值班记者，我既然答应留下来值班，发生任何事情都必须自己扛着，不能因为我是实习生而推脱逃避。

莫斯科市区周边烟尘滚滚，一些地方能见度仅几十米。为了提供现场的真实画面，我找了个司机，开了四个多小时，到达最近的火场进行现场连线报道。当天拍摄采访结束后我脚上的鞋子都被烧毁了，光着脚回到莫斯科。

十多天里，办公室成了我临时的家，白天采访，晚上编辑，一整夜一整夜工作，眼睁睁看着天亮，几乎不眠不休。等到大火的系列报道告一段落，出差的同事们也终于从远东回来了。

面对大家略感惊讶的赞扬，我只觉得受之有愧：“把工作做好，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不是应该的么！”

经此一“役”，记者站的领导很快就邀请我正式入职。当时我进入思考：艺术是我这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一路走来，有心酸，也有欢乐，是我这生难以割舍的。

而新闻记者，工作岗位永远是在第一线，特别是经过一年多实习后，我见识了新闻记者对各类国际大事的报道，哪里发生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者战争，哪里就有记者。

记者在地动山摇、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穿行，把热呼呼的新闻传递给全球华人。我认为记者的职业很神圣很伟大，经过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后，我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提前结束了柴院的学习，加入凤凰。

2011年元旦，我正式成为一名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

战争、死亡、互助……驻俄五年的那些城与人

在凤凰工作后，我走过了这片广袤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很多城镇。工作的机缘，也让我结识了包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华人、普通村民等朋友。

2011年3月，叙利亚战争爆发。2015年9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在叙利亚动用武装力量，俄罗斯正式卷入战火。

做战地报道，给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我努力争取到了2013年7月以演员身份奔赴战场的机会，但第二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就被武装分子占领了，俄军方临时取消了行程。

直到2013年底，我终于得到了第二次机会，真正进入了叙战场，开始战争报道。

我们常常到访俄军的军事基地，采访军队训练、设备作战的场面。每次在叙利亚各城市废墟采访，都由俄军派几十名特种兵随行保护。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们严格要求我们不得私自改变采访路线。

但我们还是抓住了偶尔的机会，在路过叙利亚村镇进行队伍休整时，目睹了叙战下的平民生活。

萨利马小镇是个一百多人的小村庄，挨着叙利亚政府军和IS军拉锯战的前线。我们停留时，还没坍塌的几间民房在炮声中战栗，村民们只是老人妇女儿童，青壮年都被抓壮丁充军了。

他们远远看到俄军的车队，就奔上来，敲着铁盆，举着叙利亚总统的头像。这是俄军穿越IS封锁线给村民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这些水、食品、药品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来源。

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在这里，生命像风中的树叶。

国内的亲朋好友得知我做战地报道，常常问我：“你不会觉得害怕吗？”说实话，我从没有感到恐惧，每次采访都有俄军特种兵全程贴身保护。

全副武装、人高马大的特种兵们，一眼望去就让我们心生信任和踏实感。且我们和其他外国记者同进同出，大家都专注于手上的新闻素材，无暇顾及个人感触。

即便如此，

战地记者生涯中，我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2016年5月6日，在采访回程路上，途径IS控制区巴尔米拉，200米外的IS枪手无声地击中了我们随行的一名特种兵。

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回到驻地，才被俄军告知，这名士兵已殉职。遗体当即装在每次与队伍随行的医疗车内带回——我第一次看见卫生车随行，就惊讶地得知其用途并不仅仅是疗救，而是收尸。

悲剧真的发生了……我既为这名士兵难过，也感到后怕。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工作进行到一半，却被迫戛然而止，该有多可惜！

战争虽然是我在俄五年记者生涯中特殊的一段经历，但更让我回味无穷的，是那片土地上不知名的宁谧乡村，质朴无华的日常生活点滴，还有在那些点滴岁月中蕴着光华的人。

2012年9月的一天，我走出亚洲艺术音乐节会场，正要穿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小城的街道，一位高挑的美女迎面而来。

她栗色的长发和深棕色双眸很惹人注目。我忍不住看着她，心里猜测她是华人还是亚欧混血。

她此刻也在看着我，很大方地停下来对我说：“你好！”，这是我跟玛利亚相识的开始。时年40岁的她，是当地华人商会会长，在俄多年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玛利亚在黑龙江师范大学俄语系学习了一两年，之后她就到俄罗斯跟父母团聚，一家人都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来，她独立创业，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女强人。

和玛利亚熟了后，我们的谈话大多因当地华人的事务而起。她总是关注着华人在俄的生活状况、人员变动。她自己也乐在其中：“为华人服务是我最大的追求。”

在俄罗斯，我常常碰上有着和玛利亚同样“追求”的华人。汶川地震后，俄政府曾邀请四百名灾区儿童来莫斯科进行一个月疗养。我的朋友阿良，海参崴当地商界大佬，主动承揽了儿童们在俄期间衣食住行等全部费用。

在俄八年，我和当地华人相识相知。每个春节，我都在大使馆里和华人朋友们、留学生们一起度过。我们从中午开始包饺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联欢，一直热闹到下午，刚好是北京时间的除夕夜。十几桌人济济一堂，欢声笑语驱散了身处异国的寂寞和思乡之情。

我愿继续握住记者的话筒与音乐同行

2016年，工作调动我回了祖国。回国后的报道过程中，我常常不自觉地挖掘国内和俄罗斯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近八年的记者生涯，是我人生一段意外的开始。回望过去，我才发现，这份意外是美好的，它给了我新的知识和视野，发掘了我的潜力，让我从一个懵懂单纯的艺术追求者，逐渐蜕变成更自信、练达的社会人。

近期接到调动命令，我又要回俄罗斯了，继续我的驻俄记者生涯，返俄日期定在4月1日。这一次，将是长期驻守，而不再是暂时停留。

凤凰卫视台领导为了圆我的艺术梦，出资助我在俄继续攻读声乐副博士学位，工作之余，我还将重新开始在歌唱专业上的深造。

作为歌者，我站在镁光灯下为自己歌唱；作为记者，我站在摄像镜头前，讲述我的所见所闻。歌者和记者，这两个身份给我增加了很多特殊经历。

不管用哪种方式来表达，我都希望能继续吟唱，继续用我的声音，给观众和社会带来一些美好的感受和启迪。

——END——

每周三、周六，

跟我们一起窥探平行世界里的人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