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陳賽

攝影|蔡小川

二里頭考古隊陶器陳列室裡的陶器，其中小陶方鼎很可能是銅方鼎的模仿品，暗示二里頭存在銅方鼎的存在

陶 器

二里頭考古隊，陶器陳列室。

一個暗褐色的小陶罐吸引了我的目光。在這一堆二里頭風格的盆盆罐罐裡，它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小小的，像現代人裝咖啡方糖的小罐子。

陶罐修復得很好，幾乎看不出裂痕。考古隊的技師在多年的經驗裡訓練出了一種對物的本能。一桶碎陶片，用手一摸，甚至不用看，就能告訴我們是什麼，哪一期的。

許宏提醒我：“你看，這個陶胎偏厚，顏色斑駁不純，是火候過低造成的。上面還有篦狀刮痕，這是非常典型的嶽石文化風格。”

嶽石文化（約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主要分佈於山東、河南東部和江蘇北部，與二里頭文化及部分二里崗文化同時期。有人推測為夏商時期的東夷文化。

“我們測過，是用本地的陶土做的，所以，一定是東邊來的人，頑固地堅守它的文化傳統做的東西。”

這個小罐子是二里頭二期墓葬出土的東西。罐子曾經被打碎過。這是當時墓葬的特點之一，並常常撒上硃砂。至於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它的主人顯然不是一個貧民。因為貧民的墓穴裡什麼都沒有。在他的墓穴裡，還同時出土了一些日常陶具，包括食器與酒器。

考古學家認為，二里頭的階級分層已經很明顯。在《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一書中，日本學者宮本一夫曾經就二里頭二期的墓葬結構與隨葬品分析當時的階層構造，認為可以分為5個級別——最下級是沒有隨葬品的，或只有極少數隨葬品；其次是葬有鼎、罐、盆、豆等日用陶器；再上一級，除日用陶器外（或者是幾乎沒有日用陶器），還伴有爵、盉（音同“合”）、觚（音同“孤”）等酒器；再更上一級的墓葬中，除了酒器組合外，還伴有玉器和銅鈴。

二里頭考古隊陶器陳列室裡的白陶酒器，白陶高嶺土做的，燒製溫度更高，由含鐵的多少，呈現不同的顏色

對考古學家來說，陶器的造型和裝飾是一種文明的具有決定性的物質特徵之一——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同，長期積澱下來的某種使用器物的潛意識，或者日常審美，或者說是為了生活習慣的方便，會造成物質上的差異。尤其是在沒有文字的史前時代，通過對陶器最細緻入微的觀察，可以揭示出社會、文化與宗教的深刻變遷。

據最新考古研究發現，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陶器在中國，並從江西的仙人洞遺址和湖南的玉蟾巖遺址開始向外擴散，先後到達俄羅斯和日本，並在亞洲地區被保留了下來。

但對我這樣一個門外漢來說，面對這一排排鍋碗瓢盆，內心只覺一陣茫然。明朝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因為有小說，我們可以在小說裡想象這些瓷器是怎麼被使用的。但這一排排架子上的鍋碗瓢盆，卻讓人難以想象3000多年前人們生活的細節。這個小罐子，讓我第一次覺得想象有了可依附的對象。這個陶罐的主人是誰？一個來自東方的人，為什麼會來到中原的都城？為何死後要將這樣一個故鄉風格的陶罐帶入墓地？他們認為死後會發生什麼？

許宏總是說，考古學家擅長於在一個長的歷史進程中宜粗不宜細地觀察，推斷人口的遷移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但偶爾也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從一件器物中窺見一個古人的思鄉之情，大概與我們並沒有多大區別。

我努力回想現代廚房裡的鍋碗瓢盆，還有多少帶著3000多年前的這些印記？

鬲（音同“立”），一個長得很奇怪的炊具，由一個罐子和三個尖底瓶拼合起來，像三個口袋紮在一起。三腳支架估計立得很穩，放在火上煮，受熱面積也大，但製作起來想必不容易。

甑（音同“贈”），一個半圓形的陶器，底部有幾個透蒸汽的孔格，可以套在鼎、深腹罐或者鬲上面，利用其中的蒸汽將裡面的食物煮熟。

大口尊，體型巨大，顯然是釀酒和貯酒用的，記得小時候我們家家戶戶都有一個類似的大酒缸。許宏提醒我，這個大口尊與甲骨文的“酉”字是多麼相似，比殷墟和西周時期的大口尊更像。會不會這個字形是二里頭時期造的，並一直流傳到了商周？

一個大口尊的口沿上還刻著一個貌似眼睛的圖案。許宏認為，二里頭一定存在文字。“二里頭的整個國家機構太複雜了，政令的傳達和傳播，如果沒有文字，僅靠口耳相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只是十幾個小聚落，幾個小嘍囉兵跑著就能去告訴，但二里頭管控的是一個方圓二三百公里的廣域國家。”

豆，一種盛食器，長得跟甲骨文中的“豆”字一模一樣，莫非原來是盛放豆子的東西，後來以物指器，就成了今天的豆的意思？

刻槽盆，大概是加工食物用的，盆的內部有一道道刻槽，可以將食物磨碎，大概相當於後世的擂缽。

…………

這樣複雜的門類，至少說明當時的人們對吃這件事情是很講究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原主任杜金鵬告訴我：“相比之下，別的地方就是一個鼎或一個鬲，考慮的只是吃飯問題，但二里頭的鍋碗瓢盆，卻能分出好幾十個門類。每一種陶罐都有不同的用處，功能分得越細，說明他們的生活過得越精細。”

去年在英國採訪考古學家傑西卡·羅森時，她曾經說過，在她的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國的物品是新石器時代煮飯用的陶罐。

“早在青銅器時代之前，你們的祖先已經用陶罐來煮飯了。因為你們種的是稻穀，稻穀必須高溫煮，而我們種的是大麥，大麥不需要煮，只要研磨，加一點水，烘焙就可以。所以，你們的食物是軟的，而我們的食物是硬的。你們開發了溼的食物，而我們開發了乾的食物。直到今天，在英國吃東西仍然是又乾又硬，無論蔬菜肉類，都是如此。”

她認為，蒸煮的傳統可以解釋很多關於中國的疑問。比如，西方人用青銅製造刀劍武器，而中國人卻用青銅造禮器，為什麼？

“這是因為你們對祖先的態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她說，“正因為蒸煮的傳統，早在青銅器時代之前，你們已經開發了非常複雜的技術與儀式，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當青銅這樣一種珍貴的技術出現時，你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製造青銅禮器，祭祀祖先。”

今天，當然沒有多少中國人會相信，人死後還要吃飯喝酒，子孫如果不向祖先供奉美食美酒，祖先將招災引禍於他。但每年清明，我們仍然為死去的親人點上香燭，奉上薄酒，這種延續了數千年的傳統，終歸還是在我們的基因之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痕。

也許，這就是我們要追尋歷史，尤其是那麼久遠之前的古史的原因。在一篇關於黃帝的小書中，錢穆先生談到為什麼要用這些文字來敘述中國古史上的幾個大人物：“他們的事蹟雖茫昧不明，但我們卻不得不講。一人幼年時期雖然記不清楚，但極重要。有些事可以影響他一生，成了他深沉潛在的精神。他長大後，追憶兒時，雖然不免摻雜他後來的想象，可是背後操縱這個想象的，仍然有他兒時留下來的成分。這就是說，我們從文化的大體上看古史，縱有後人的想象，仍然充滿著古人的基本精神。我們看到古人的艱辛創造，看到他們的成就，看到他們的後嗣綿延到現在，這絕不是一件無價值或偶然存在的事情；從這裡生產出來的中國文化，也絕不是不值一顧的廢物。”

來到二里頭，就是為了追尋那段遙遠的歷史。

今天的二里頭只是中國一個人口不足5000人的小村莊，但3000多年前，這裡是整個東亞大陸最發達的城市。用許宏的話說，這裡是東亞大陸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是政治意義上“最早的中國”。

二里頭的“中國之最”

最早的城市幹道網

最早的宮城（後世宮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頭）

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殿建築群（都邑與建築上的王權表徵）

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華夏青銅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銅近戰兵器

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

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

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築、玉質禮器、各類龍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發現，以及骨卜的習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都是“中國”元素的大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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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對二里頭文化繁盛時期的人口進行了估算，推測當時人口有6200戶以上，總人數當在3.1萬人以上；也有學者推測當時人口為2.25萬～2.8萬人；還有學者估算二里頭時代人均佔地面積為148平方米，可推算出二里頭遺址當時的人口約2.03萬人。

無論採用哪一種估算方法，這些數字都是令人震驚的。因為根據學者的研究成果，史前時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過5000人，與二里頭同時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過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於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區，在東亞地區尚屬首見。人口的增長是社會複雜化與國家出現的重要契機，而人口集中的程度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家社會的成熟度。

二里頭考古隊裡一筐筐的陶器碎片等待清理和修復

在二里頭考古隊陶器陳列室的第一個架子頂部，存放著幾個屬於仰韶晚期（約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和龍山早期（約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的陶器。在之後的幾百年裡，也就是龍山晚期王灣三期文化期間，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極少有人居住。二里頭報告裡只登記了一件屬於龍山晚期的陶器。

也就是說，這座大都邑幾乎是平地起建的。“二里頭一期是不是都邑式的遺址，我們也不敢說。第一期面積大概在100萬平方米以上，但我們並不知道是若干小的聚落組成的聚落群，還是一個基本上連成片的大的聚落。因為它被破壞得支離破碎，從二里頭到二里崗的堆積，又被漢代的地層破壞得一塌糊塗。越早的受破壞就越厲害。與貴族相關的遺存發現得很少。”

那麼，他們是誰？為什麼會選中這個地方作為他們的都邑？

杜金鵬認為：“應該就是嵩山周圍聚落的人，應該是因為國家形態或者領導層的變化，要選一個有王氣的、能控制天下的地點，所以建了這樣一個城。”

他引用戰國《管子》中的“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這兩者都是人適應自然的選擇。高山之下，可以避災，而且物產豐富；從軍事上講，靠著山就比較安全。

“二里頭雖然沒有高山，但離山也不遠。洛陽是盆地，在四面山坳裡，離嵩山只有幾十裡地。然後又是兩河的沖積平原，物產比較豐富，地理比較顯要。從交通上講，它正好是東西南北中的一個交通要道，至今仍然是交通要道。”

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則認為，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首先是自然環境適宜，黃土高原易於開墾，開墾成本低，或者說文明發展的環境成本低；第二，人文環境複雜——黃土高原的北方地區、陝甘地區、山東地區、東北地區、南邊的湖北地區，都有非常發達的人文集團。“黃河流域處在這樣一個發達的人文集團群體的中心。正是內部的充分發展、外部的頻繁交流，推動了社會的複雜化。”

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許宏這樣描述二里頭自第二期開始的爆發式發展：“二里頭遺址的聚落面積已達300萬平方米以上，宮殿區（約12萬平方米）出現縱橫交錯的大路，興建起了大型宮室建築。宮殿區以南有圍垣手工業作坊區，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作坊可能都已開始生產貴族用奢侈品。這表明二里頭都邑從二期開始進入全盛期，其城市規劃的大格局已基本完成。”

“與早於它的眾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頭文化的分佈範圍首次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分佈於整個黃河中游地區。其文化因素向四圍輻射的範圍更遠大於此，北達燕山以北，南至由東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個長江流域，東及豫魯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帶。”

二里頭陳列室的陶製鍋碗瓢盆

很多學者認為，這些地方，恰恰是文獻中禹跡的分佈區，這些地方都有關於大禹的傳說。

關於夏朝，最著名的傳說是大禹治水。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古史中都有大洪水的傳說，比如諾亞方舟。但中國版本的大洪水故事，似乎更具有英雄主義的色彩。人不是被動地逃難，而是最終靠人力戰勝洪水，像馴服一條兇猛的大龍。對中國人來說，那是人間有序世界的開始。

唐曉峰教授說：“大禹治水的意義不只是戰勝水災，不只是把洪水疏導光就完事了，這個傳說中包含著一系列整理疆土的偉業。到目前為止，我們能追溯到的中國大地上大範圍的、一體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點，就是以大禹治水這件事為標誌的。”

但是，無論大禹也好，夏也好，都是歷史記憶。歷史記憶是經過選擇和建構的，與歷史事實之間會有出入。所以，當考古學家在歷史記憶中夏的時空範圍中找到二里頭時，各種各樣的爭論無可避免。

“夏商分界，有人在（二里頭）一期和二期之間切一刀，有人在二期與三期之間切一刀，有人在三、四期之間切一刀，還有人主張四期早晚段分界說，以及四期與二里崗之間分界，但他們再切也切不出這個房間。所以，無論如何，二里頭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的基點，而中華文明的探源工程必須以此為起點。”許宏告訴我。作為二里頭考古隊的隊長，他是這場學術爭論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比如，在二里頭的二期，也是二里頭陶器文化最興盛的時期，出現了白陶酒器和最早的一種原始瓷（瓷器的祖先），它只見於一種叫長流平底盉的酒器器型，俗稱象鼻盉，看起來很像是大象的鼻子。但這兩種器物都只出現在二期，轉瞬即逝，到了三期，白陶變成了灰陶，原始瓷則徹底消失。

“最早的原始瓷既然只用於長流平底盉這樣一種器型，說明是極為尊貴的東西，為什麼到了晚期會完全不見蹤跡？等它再次出現就是二里崗時期，大量出現就是西周了。”

“還有，白陶酒器為什麼會變成灰陶？鑑定後發現仍然是用高嶺土（瓷土）做的，但加了灰料。為什麼要加灰料？是夏商分界，還是審美上發生了變化？恰好也是從第三期開始，青銅禮容器出來了。”

“二里頭的陶器能到三四十種，到了二里崗，只剩下不到10種，尺寸也變得高度一致。關於政權更迭，這又說明了什麼？”

“在二里頭的器物中區分夏商，問題就在於，既有連續發展的因素，又有不同的因素。有學者強調連續發展的因素，這裡就都是夏，或者都是商。有學者強調不同的因素，這裡就是夏商的邊界。”許宏說。

關於二里頭的歷史事實，唐曉峰教授認為，“二里頭文化代表中國最早的成熟國家。它的發展水準給了它在中國地理版圖內一個核心的地位。正是因為這種核心的出現，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才開始形成。從地理上講，一體必須有地理核心，沒有地理核心，不成其為一體。正是從二里頭文化開始，慢慢形成了地理核心。張光直說過，‘在新石器時代，出現了各種不同文化交流的情況，這個交流之後形成了一個範圍，這個範圍就是後來稱之為的‘華夏。’”“華夏”是一體地域，其核心就是後來所稱的“中國”。

“考古學發現了很多歷史事實，但很多歷史事實是沒有進入歷史記憶的。比如良渚文化就是一個歷史事實，卻沒有進入歷史記憶。為什麼良渚沒有進入歷史記憶？也許有偶然因素。或許也是與良渚那個地方沒有表現出一個穩固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態有關。我們看到，唯有在黃河中下游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社會形態，成為古代文明的核心區，又以核心區為基礎形成了歷史記憶，也形成了歷史話語權。歷史記憶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

後來歷史記憶出現了文字的形式，商代的歷史記憶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來，這是最高水平的歷史記憶，準確性勝過口傳的歷史記憶。當然，口傳的歷史記憶也不能輕易否定，只不過口傳的歷史記憶中會有較多附加成分。歷史記憶會樹立起一些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的倫理、信仰的維度，比如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非正義。它借用歷史事實，或者改造過的歷史事實，達到一種倫理的構建。所謂三皇五帝都有這種成分，他們開創了人類生活的世紀，也都攜帶著各種精神品質。”

青銅爵

李澤厚先生說，青銅器代表了一種獰厲之美。至少，這個青銅爵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空靈飄逸之感。長流，尖尾，束腰，腹底呈橢圓形，三足細長，腰下有五枚橫排乳釘紋，流長長地伸展出去，彷彿一位芭蕾舞演員深深地壓下身體，要將身體舒展到最美的狀態。

我向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陶瓷藝術系主任白明請教，從工藝造型角度來看，這個青銅爵到底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他說，這是他所見過的青銅爵中僅有的極具浪漫感的造型。“線條極為講究，卻合出韻味，上下左右均舒展無礙，虛空間與量感把握得極妙，儀態靜穆而有懸浮感。此爵是值得用眼睛慢慢隨著其造型流線移動並生出冥想來的健碩而浪漫卻威嚴尊貴的器物。”

“中華第一爵”，存於洛陽博物館珍寶館，高22.5釐米，流至尾長31.3釐米，1975年發現

二里頭遺址的二里頭文化（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30年）遺存中，一共出土了十幾件青銅容器，其中爵13件，鼎1件，斝（音同“甲”）1件，盉（音同“合”）1件，都屬二里頭文化晚期。

鼎，是一個意外的發現。在此之前，它只是二里頭平常人家最普通的陶質炊具，這時卻突然被做成一種禮器，而且是用最貴重的青銅做的。雖然號稱中國“第一件青銅鼎”，但工藝相當粗糙，沒有打磨，範線都沒去掉，灰不溜丟，用許宏的話說：“像醜小鴨一樣。但沒有這個青銅鼎，就不會有後來的司母戊大方鼎。”

青銅爵則恰恰相反。這個乳釘紋青銅爵大概是最美的一個。之後的青銅爵，都漸漸往矮矬胖的路子上走，重心更穩，也更實用，但也沒那麼美了。

關於爵的用途，有人認為是溫酒器，有人認為是注酒器，也有人認為是飲酒器。如果不能穿越3000年回去看一看二里頭人的生活，我們恐怕永遠都沒有最後的答案。

許宏認為，爵應該是二里頭的原創，二里頭考古隊隊員的T恤上就印著那個乳釘紋青銅爵。在青銅爵出現之前，陶爵一直是二里頭貴族階層最重要的禮器之一。

貴族墓裡最常出土的陶器就是陶爵。陶爵經常和陶觚（音同“孤”）同時出土，觚看著倒挺像現代的高腳杯，用來喝啤酒不錯。

二里頭出土的銅鈴與鈴舌

銅爵在二里崗文化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它與觚組成的酒器組合具有代表性，一直延續至西周時代。在商代禮儀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數目來區分貴族的身份。《禮記·王制》中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但是，從陶爵到青銅爵，器物的形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比如銅爵的流被做得特別長。而陶器的爵，流是不會超過五六公分長的，否則陶的材質支撐不住，但銅爵的流就可以做到十幾公分長，為什麼？

杜金鵬認為，這些都是為了彰顯銅的特性。“其實根本不必要。到後來，爵又生出兩個柱來，這兩個柱合起來是很難的。但多了這點裝飾，就顯得更高級了。後來隨著技術的提高，又開始添加花紋。”

在《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一書中，芝加哥大學藝術史教授巫鴻提出了相似的問題：一件青銅觚具有細長的身體和外侈的口部——將“飲器”做成這種極不方便的形狀，到底是為了什麼？一件作為飲器的盉變得如此華麗而沉重——如何能舉起它並從其細小的流口往外倒酒？……

他的答案是，作為禮器，青銅器必須使自身與日常器具區分開來。“很顯然，這些青銅器的材料、形狀、裝飾以及銘文有意地體現出某種完全超乎通常經驗的意義，證明這些器具作為禮器所具有神聖的、非塵世的性格。”

但是，他認為，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青銅文明的產生，在生產工具上並沒有明顯反映出從野蠻到文明時代這一重大歷史變化。石、木、骨、蚌仍然是生產工具的主要原料。青銅在中國這個文明社會中主要用途不是製造生產工具，而是製造與政治權力有關的器物。為什麼？

人類史上曾經有過一個青銅時代。青銅是紅銅與其他金屬，如錫、鉛等的合金，紅銅中加入適量的錫，可以降低熔點，提高硬度，增加美感。“可以想象，對於那些缺少現代科學知識的人們來說，金屬製品本身即體現了將自然世界的性質加以轉換的神奇能力。選取某種特別的石頭進行加熱，在達到某個特定溫度時石頭熔化為液態。通過澆注到磨具中，這些液漿可以變化成各種形狀和形式。冷卻之後，液漿變得堅硬，光彩奪目，同時也變得比最堅硬的石頭更加持久……在這種情況下，有能力掌控這一過程的個人得以獲得崇高的聲望與權力，也就不出乎意料了。”（《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青銅鉞。在二里頭時期，銅製和玉製的鉞、牙章、多孔玉刀等器物構成一套軍事儀仗器物

19世紀，丹麥學者湯姆森根據歷史上各階段以生產工具為主的遺物的材質變化，將古代史分為三個大的時代，即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這一著名的時代劃分法至今仍為學界所普遍採用。

石器時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類似材料製造，人們對金屬瞭解很少，或者一無所知。

青銅時代：武器或切割類工具以紅銅或青銅製造，人們對於鐵或銀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

鐵器時代：野蠻時代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人們以鐵來製造最為適合的器具，鐵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銅。

青銅起源於西亞。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曾經展出過一尊小型的公牛銅雕，牛背上還有一個飛躍的人形。這個銅雕來自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大約製作於3700年前，與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相近。

“公牛與騎士都用青銅製作，整體長5釐米，高度在10～13釐米之間。牛正在全速奔跑，四肢飛揚，頭部高昂，人形雕像在其上翻躍，像是個年輕男性。他正抓住牛角，身體整個躍起，我們所見的造型正是他完全騰空而起的時刻，男孩身體向外的弧線呼應著牛脊柱向內的弧線，兩道弧線交相輝映。這種力與美的結合，能立刻把我們帶入克里特歷史的現實與神話之中。”

那是歐洲青銅鑄造藝術鼎盛時期的傑作。相形之下，那個時候，中國的青銅時代剛剛開始。

在二里頭一期只發現了兩件青銅刀的殘片。

在二里頭二期發現了一件銅鈴，與之共同出土的還有著名的綠松石龍形器。其實，在二里頭之前，山西襄汾盆地的陶寺遺址（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已經發現了一個小的銅鈴，可能是由多範合鑄而成。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長王巍認為，這個銅鈴在中國的青銅史上有著重要意義：“這個你看著不起眼，卻是後來青銅容器製作的先驅。它的重要之處在於，把從西亞傳來的冶金術（用於製造小刀子、武器之類的平面的東西），通過製造銅鈴發明出泥範，製造出一個空腔的容器。這是中國接受冶金術之後自己獨特的發明，構成了中國青銅文明的突出的特點，這也是二里頭的發明。”

到了二里頭晚期，青銅爵以及其他各種青銅酒器出現了，還發現了戈、鉞、鏃等青銅武器。據學者統計，二里頭遺址目前已發現的青銅器約200件，包括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青銅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鉞、斧、刀、鏃等；樂器有鈴；禮儀性飾品有嵌綠松石獸面紋牌飾、圓盤形器；工具則有錛、鑿、刀、錐、和魚鉤等。其中青銅容器，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組青銅禮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前所長王巍

王巍認為，二里頭二期最初開始出現青銅時還是很粗糙的，但到晚期，已經工藝很成熟了，可見製造技術的進步是非常大的。

劉莉與陳星燦合著的《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一書中也提到，此時的二里頭，“儘管合金的構成缺乏標準的配比，而且器物形制都很簡單，但二里頭的青銅冶煉技術明顯已經超出原始階段，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青銅生產地”。

聯珠紋斝

乳釘紋角

是什麼在推動這種進步呢？

美國漢學家艾蘭認為，二里頭的不尋常之處不是最早使用了青銅——在二里頭之前，青銅已經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廣泛傳播。公元前1700年前後，西北、北方和中原地區（四壩文化、晚期齊家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率先進入青銅時代——而是二里頭製造了最早的青銅禮器。從二里頭以後，青銅與禮儀制度聯繫在了一起。

什麼是禮器？

“人分了三六九等，”杜金鵬說，“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這是一個進步。只有給你規定了你的社會地位而不能僭越的時候，社會才能穩定，然後你就守著你那個等級，去過你的安心日子，不要造反。這樣社會才能有一定的秩序。”

在《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一書中，巫鴻更加深入地分析了禮器的運作機制，“禮器使‘禮’得以具體化，而‘禮’統括了一切非暴力的社會行為與規範的內涵——包括儀式的實施及其具體實施方式、法律道德的規範、個人的舉止和行為等等。沒有人能夠創造禮或者‘佔有’禮，但人人又必須按禮行事。正是於這種無所不在的禮的實踐中，社會秩序得以建立。因此，禮的權力並不產生於對抗或控制，而是源於人們彼此共存和約制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同時也就是各種禮儀行為的特徵；反過來，所有運用禮的權力的個體和集團也都服從於這種權力的運用。”

仍然有不少學者對二里頭王權的軍事實力感到好奇。比如北大教授李零就認為二里頭發掘的“物”的水平不夠：“一個可能性的解釋是，二里頭有青銅兵器，作用等於原子彈，好像近代西方的船堅炮利，主要還是武器佔了便宜，一下子拉開差距。”

北大歷史地理學家唐曉峰教授也認為，從狩獵工具過渡到兵器是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兵器是殺人武器，而一個社會是否出現了專門的殺人工具，是一個本質的差別。雖然聽起來不是好事，但兵器常常是最先進的技術，到今天都是如此。因為它是一種人際關係的產物，人際關係劇烈化的產物。表明人與人之間利益爭奪加劇。禮樂旁邊一定有軍隊撐著。光禮樂誰聽你的？”

但許宏表示，就考古學的證據而言，確實看不出來二里頭王權有軍事鎮壓式的強勢向外擴張的跡象。

“這麼大一個政治實體，不可能沒有很強大的軍力，絕對的打壓能力，但給人的感覺是，他們的青銅禮容器群比青銅兵器群要大得多。而且，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軍事鎮壓式的強勢向外擴張。這些近戰兵器刃部都較鈍，應該沒有開過刃，也屬於禮器或儀仗用器的範疇。”

“二里崗有早期帝國的感覺，就是強力向外擴張，斬盡殺絕；相比之下，二里頭的影響輻射都是當地酋長或平民選擇性地接受二里頭的東西，以二里頭為高為上，我覺得主要是一種軟實力，而不是軍力強勢擴張的產物。”

比如近20年考古學發現，牙璋的分佈竟然比所謂“禹跡”的空間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在香港和越南北部都發現了二里頭風格的牙璋。

牙璋一般被認為在龍山時期是一種生產工具的仿製品，到了二里頭時期，被大型化、標準化，與鉞、多孔玉刀一起，成為一種軍事儀仗用具。這些東西沒有任何實用價值，但製作得非常精緻，精雕細刻，顯然是用於宮廷的禮儀活動。

王巍也為牙璋的傳播範圍之廣感到困惑。“牙璋不是直接與武力征伐相聯繫的，它只是一種儀式、尊貴的理念，也許還包括文明的進化，這個都是可能的。但恰恰是這個東西，具有如此廣泛的傳播力，這是很耐人尋味的。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種價值觀，一種對中原創造出來的這種理念、禮樂制度的嚮往和認同。這個東西應該是中原或屬於華夏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美國政治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經指出，中國發展到秦代，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他追問：為什麼數千年來中國的統治，都傾向選擇強大的中央政府的模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小國？

對此，許宏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

“幾千年的玉石時代，後來有了社會複雜化也是小國寡民，各自為政，然後青銅技術過來了，這麼多人積極的找礦，積極反覆地嘗試探索，以前用陶和漆來做的東西，儘可地能用青銅來做。這些技術層面的嘗試是富有深意的。從陶寺、王城崗和新砦的人群開始，也在做政治實驗，怎麼能把更廣闊地域的人匯聚在一起，組成更大的政體，那時候的政治精英已經在考慮這樣的問題了。”

“大約公元前2400年到1800年之間，中原及鄰近地區各人類群團打了幾百年，資源競爭越來越激烈，二里頭應該是幾百年逐鹿中原的一個說法和了斷。一個國上之國起來了。人們為了爭奪王權，一定要有政治實驗。政治實驗就得有作為權力象徵的東西出來，爵和鼎的象徵意義大概就是這樣出來的。”

他引用黃仁宇的話說：“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歷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氾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個因素。它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採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態的官僚體系。天候－地理－人事，賑災－治水－邊防，構成了數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國歷史的主線。”

換言之，中央集權是我們的宿命，地理大勢決定了古代中國的走向。

實驗室中清理出的綠松石龍形器和銅鈴，出土於二裡頭遺址的貴族墓葬，墓主人為35歲男性

綠松石龍形器

2002年春，在二里頭遺址宮殿區的一座貴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整器長約70釐米。綠松石龍形器和銅鈴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細小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釐米，厚度僅0.1釐米左右。綠松石原來應是粘嵌在木、革之類有機物上。

“龍”的命名本身，就已經把這個奇怪的器物納入了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符號系統裡面了。

一位歷史學家說，歷史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從0到100，一種從100到0，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就採取後一種。尤其是龍，知道後面有一個龍，看到一個像的就叫“龍”。

但是，不叫龍，叫什麼呢？它有鱗，有腳，而且眼睛不是蛇眼，而是梭形眼，是人的眼睛。但是，它顯然包含著某種超越性的力量。

神就是一種超越性的力量。滅夏的商族原本居處東方，他們嗜占卜，殺人殉葬，衣著尚白，奉玄鳥為始祖，相信萬物有靈，痴迷巫術，凡有大事，必先佔卜，後行動。他們敬上帝，尊鬼神，重刑罰，輕禮義，死後將轉為神的商王擁有無上的人間權威。頻繁的祭祀活動既神聖莊嚴，又詭譎恐怖。

這個龍形器，也是當時王權與神靈對話的中介嗎？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長王巍回答說：“商代人的生活裡充滿了神靈，但二里頭，我們在這方面幾乎沒有話可說，因為沒有資料。”

“只能說當時確實存在這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中國各地都有祖先崇拜，紅山的玉人、林家灘的玉人，應該都是祖先，但龍的形象不一樣，它不是祖先，是一個想象出來的神靈。”

“但按照我們的觀點來看，比起良渚、紅山那些原始宗教非常濃厚的地區來說，中原地區的原始宗教色彩應該相對是淡薄的。它更突出的是禮儀，是儀仗用具顯示的氛圍、高貴、權威感，這個才是中原的發明。”

關於龍形器的功用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這應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片而形成的“龍牌”，應系宗廟管理人員在祭祀場合使用的儀仗器具。有學者把它直接稱為“龍杖”，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權杖。有學者則認為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裝飾升龍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蓋於屍體之上，應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於宗廟，有“龍旗陽陽，和鈴央央”的場景描寫，與該墓中龍牌與銅鈴共存的情況，頗為契合。墓主人應是供職於王朝的巫師，其所佩龍旌具有引領亡靈昇天的宗教意義。

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常懷穎說：“綠松石是含銅的氧化銅，所以它顯示的顏色發藍發綠。世界上最好的綠松石礦都在伊朗，所以在西亞地區你會看到有很多大塊大塊的綠松石雕的東西，但中國的綠松石礦品位不高，都是這種小片，也就是2毫米左右厚的這種，所以只能採取這種小東西往其他東西上鑲嵌去。”

但是，2000多片的綠松石片被磨成各種形狀，互相嵌合成這樣一條大龍，尤其是細節處，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文物中也都是十分罕見的。“現在放在你手裡，你用挫試試看？如果用高倍相機鏡頭照出來，你會發現，每一片都像楔形磚一樣呈倒梯形，鑲嵌半弧形的龍身，才能砌成弧形。”許宏說。

在《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中，藝術史學家巫鴻提出，中國古代的青銅禮器，包括珍貴的禮儀性玉、陶器，其實都是在浪費和吞併生產力。而正是因為這些人造的器物能夠如此地浪費和吞併生產力，它們才得以具有權力，才能獲得它們的“紀念碑性”。

綠松石龍形器之前的“龍”形象

※ 河南濮陽西水坡，貝殼雕的龍虎在墓主的身體的兩側，東邊是龍的形象，西邊是虎的形象，龍和虎的位置和後來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中，東青龍右白虎的方位是吻合的。

四神為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龜蛇），它們或者出現在詩歌、文獻中，或者在宮殿、墓葬的刻畫中。這些動物與天宇的四極聯繫起來。

※ 在距今5500年左右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和大約同時在安徽南部的海山凌家灘文化都發現了玉雕的龍。從遼西到安徽，3000多里地，卻有相似的關於龍的信仰。這說明什麼？

※ 陶寺遺址，距今4300~4100年，有學者認為很可能是堯都平陽，幾乎每個大墓葬中都有龍盤。雖然叫龍盤，但其實更像蛇。有考古學家推斷它就是中國龍的起源圖形之一。陶寺的龍很受重視，成為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的符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