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周德文乘车自费下乡调研。 受访者供图
周德文
芳华语录
★“这也许是区域经济一种独特的道路，蕴藏着无限生机，应该是我搞理论研究经济探索的最好土壤。”
★“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繁荣，我要为温州经济的活力鼓与呼。”
改革开放40年，改变了中国，更改变了浙江，太多的奇迹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中国第一个私营经济试验区在浙江诞生，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浙江成型，第一个民主恳谈会在浙江召开……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浙江率先崭露头角，带着时代的印记，创造了不凡成就。这期间，推进这些“第一”的青年不能忽视，回想当年风华正茂，锐意进取、破冰前行。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在又一个五四青年节到来的今天，我们走近他们，一起盘点浙江这40年，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也是为了让明天更美好……
中国经济看浙江，浙江经济看温州。温州创造了多少经济现象、经济奇迹不好统计，但“温州模式”一直被讨论、被注视，多次因为灵活而成为先行者，成为兄弟城市学习的对象。
著名经济学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终身名誉会长周德文初到温州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这位“温州模式”的见证者，每每谈起这个模式都觉得“充满力气”，他说：“正是温州的这种活力，让我选择留在温州，观察温州。”此后的35年，他穿梭于商海，见证了温州经济的起伏。
独特经济环境吸引年轻学子
熟悉温州的人会说：温州，地方不大，名气不少。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名气是“乱”。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从古至今的特点就是资源少，“人口最多，人均耕地最少。”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
有数据显示，1978年温州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5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11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3元）。“仅靠种地无法养家糊口，穷怕了的温州人悄悄拾起祖业。”杨轶清说。鞋、纽扣、线圈、低压电器、补鞋、弹棉花，走街串巷地收破烂，正是温商的启幕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名气是“活”。
1983年夏天，22岁的江山小伙周德文和400多个年轻人一同来到温州，他们都是当年毕业分配到温州的大学生。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周德文在温州城区转了一圈又一圈：不一样，这里的经济和课本上学到的不一样。
“温州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工厂就是起点。”周德文回忆，“一台机器、两三个人，家家户户就这样办起工厂。”
日后成为大集团的一些企业也在那时萌芽生根：康奈集团1980年还是红象皮鞋作坊，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还在走着“寻常路”，正泰集团到了1984年才以永精开关厂的名字成立。这一切都让周德文感到无比新鲜，“这也许是区域经济一种独特的道路，蕴藏着无限生机，应该是我搞理论研究经济探索的最好土壤。”
走街串巷深挖“温州模式”
学校里学的是“计划经济”，眼下看到的却是“市场活力”，周德文展开对这个“温州现象”的研究。
“那时，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着迷于这种课本外的经济形式。”那是1984年，周德文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及青年企业家，创办了温州青年经济与管理科学协会，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农村、工厂调研，撰写论文。在周德文看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家庭工厂迅速走向联合，出现了资本、劳动的分工合作，这也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这种最早出现在家族内部的股份合作，也是日后温州家族企业的雏形。
这些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在农民手中诞生了，这让青年学者们觉得欣喜。他们记录、探讨、总结，最多的时候100多名会员在全国发表了130多篇论文。
“都是关于温州经济的，包括致富典型、模式等，这些文章引起了省内外的关注。”周德文说。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循着这些线索到了温州，周德文带着记者看温州正在兴起的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调研材料，才有了《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当时，《解放日报》称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还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启示》，为后来的私营经济试验区建立打开了舆论面。”
为温州经济的活力鼓与呼
然而当时，针对个体、私营经济是否资本主义的争论一直都在，周德文又一再宣扬“温州模式”，有人来找周德文，希望他低调一点，当年一起进行研究的同路人也有不少退出。谈及此，周德文突然身体前倾，“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繁荣，我要为温州经济的活力鼓与呼。”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温州调研了很多地方，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1986年5月，董朝才在温州市委常委会议、温州市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强调国有、集体、个体要一起上，对所有经济形式都支持。
1987年2月，中央文件正式宣布了温州成为私营经济试验区，这意味着温州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几十万的温州家庭工业者“名正言顺”了。
有段时间，董朝才几乎每个周日都会把周德文这个小老乡接到家里吃饭，一起讨论温州的经济，周德文会把调研看到的情况尽数讲给董朝才，供他分析研究。
温州模式的发扬离不开“人和”
对于“温州模式”的产生，杨轶清认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他说，这其中，温州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杨轶清的印象中，温州的干部一直务实、开明且理性。董朝才也是以思想超前、支持新事物出名的。在他的支持和保护下，催生了温州一系列领全国风气之先的首创。
周德文说，董朝才有一段话至今让他震撼。董朝才曾说：温州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资源、没有国家投资、耕地少、交通差的贫穷的地方，只有改革、只有调动老百姓的创业热情、只有大力发展个私经济，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才能走出一条区域经济的发展道路来。
正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让“温州模式”得以继续。
温州模式已走到头？会再腾飞
1992年是转机之年。有一件事，周德文此后在很多场合都提及过。
一个温州工厂的老板，在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听到了广播中播放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当场就喊“我要发财了”，还叫列车员把餐车推过来，“要请全车厢的人吃东西。”
那段时间，周德文也深切感受到了这种“苏醒”，他和一些研究温州经济现象的学者一起，配合政府做制度建设。“引导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参照西方股份制形式，制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等规范性材料。”
数据显示，从1986年到1996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为10.5％，最高的1993年为42％。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1992年也仅为14.2％。
此后的温州经济一路飞奔。
经历过高潮，自然也有平坡和低谷。2007年、2008年，温州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生产、销售等困难，甚至有人怀疑“温州模式”已走到尽头。周德文却坚定地认为，虽然温州经济的发展处于转型阵痛期，但聪明的温州人会让温州经济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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