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開歷史書，我們不難發現，一直相伴我們人類左右的敵人不是火山、不是地震、也不是戰爭，而是那些肉眼都看不到的微生物。
從殺死中世界的黑死病，到滅絕阿茲特克帝國的天花，從橫掃歐亞的大霍亂，到席捲了歐美的西班牙流感，每一次重大瘟疫的流行開來，與之相伴的必然是恐慌和混亂。
從古希臘到瑪雅，從拜占庭到印加，從西方到東方，從歐洲到美洲，從中世紀到蒸汽時代，從電力時代到電子時代，人類文明的進程沒有停息，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一直沒有停息。
有些人認為對抗傳染病、防疫方面西方醫學有獨到之處，而中醫對這些則束手無策。其實不然。
根據中國中醫研究院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鑑》所在，自西漢到清末，我國共經歷了321次大型瘟疫，從天花到鼠疫，從流感到肺炎，從來沒有出現過歐美那般一次性上千萬人死亡的慘狀。我國的傳統醫學在治療瘟疫方面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古老的傳統醫學中，瘟疫又被成為疫癘、天行。古代的醫家們早早的就發現了瘟疫的流行性，早在甲骨文的《卜辭》中便有“疾年”的記載，並且早在西漢時期，就提出了隔離、消殺、焚燒和接種疫苗的治療策略，早在東晉時期葛洪便發現了免疫療法。到了明朝，給小兒種痘已經成為對抗天花的主要預防手段。相對來看，歐洲直到中世紀還在使用徒勞無功的放血療法，直到19世紀巴斯德橫空出世，才出現了。
在古代的醫家中，有四位傑出的醫師對傳染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其中，撰就了我國第一部論述急性流行病專著—《瘟疫論》的吳又可先生，堪稱“治溫證千古第一人”。他打破陳規，跳出千年來一直恪守的傷寒論，從另一個角度對瘟疫的性質、特徵、傳染途徑、流行過程進行了獨到的研究，他的治療理論一直被後世推崇，被推廣應用到多次防疫鬥爭中。非典時期，他的成方“達原飲”作為衛生部推薦中藥方，在各大藥店中熬煮，他對流行感冒的辯證和用藥也是現代光譜抗病毒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的重要支撐。
本期《大師芳華》，土鱉君就推出此番外篇，給諸位看官介紹一下，這位明末清初的防疫先鋒，帶大家簡單地瞭解一下，中醫抗擊流行病的獨到之處。
吳有性，字又可，生辰不詳，卒於1651年，江蘇吳縣洞庭人（現蘇州東山島）。據《清史稿》推斷，他大部分的生活軌跡和行醫生涯是在萬曆、天啟和崇禎年間。
不得不說，明代確實是個飽受折磨的王朝，刀兵不斷、皇帝昏庸、宦官干政、特務橫行還瘟疫不斷，據史學家鄧拓的考證，自大明建立到清軍入關，短短的270年總共發生了大大小小64場瘟疫，平均4年多就發生一次。
最為慘烈的是明末清初，受小冰期的影響，此時的大明王朝飽受旱災困擾，大部分疆域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大旱期，據說中原大地連續乾旱7年，23個行省嚴重缺水，受旱面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五百年來前所未有。隨著乾旱的持續，幾乎顆粒的黃土高原居民們將荒野中的旱獺等鼠科動物搬上餐桌，跟著鼠肉一起入口的便是潛伏在他們身上的病原體。鼠疫在山西雁北地區率先爆發。
此時，北面的滿清和西面的闖賊也在反覆的折騰，中原大地上狼突鼠竄的流寇、兵勇和流民們，將疫情擴散到整個中原地區，悄無聲息的收割著生命。
這場鼠疫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達到高潮，其流行烈度之高，傳染性之強，在我國曆史上前所未見，甚至出現了十室九病、闔家不起的慘淡場景。
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愚昧的認為這場瘟疫是老天爺對子民的責罰，仍以祈禳對抗疾病。每當疫瘟疫來臨之時，皇帝老兒會先下個 “罪己詔”，向老天爺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傳旨讓各級官員反省自己的錯誤。一系列反省之後，便派專使到皇家寺廟中祈禱，祈求老天爺趕快結束疫情，讓患者早日康復。而百姓們則舉行各種驅鬼、祭祀等活動，找點喝井水、插柳條、和屠蘇酒等土辦法來對抗疫情。
而彼時，醫家對傳染病的治療手段也是不多，基本都是墨守了張仲景《傷寒論》的辦法，對治療一般傷寒的成方加減使用，臨床效果並不怎麼明顯。
但凡大疫，必有精誠大醫濟世，東漢末期的瘟疫有醫聖張仲景挺身而出，清早期的猩紅熱疫情有中醫溫病學家葉天士挺身而出，清晚期東北鼠疫有中國現代醫學之父伍連德挺身而出，非典時期有鍾南山院士挺身而出。
此次瘟疫的主角便是吳又可，吳先生。
此時的吳又可，已經是年過不惑，他既是一位醫道純熟的大夫，還是一位宅心仁厚的村長，看著周圍的父老們被瘟疫折磨的慘狀，他也坐不住了，他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背起醫箱，深入疫區，投入了與瘟疫角鬥的戰場中去。在江蘇、浙江、山東多地，輾轉行醫問診。
但是在四處遊方一番之後，他發現一直恪守的傳統治療手段在這場空前大瘟疫面前已是基本失靈。此次疫病的傳播途徑和致病機理與傷寒論描述基本背離。
如果想戰勝疫情，就不能再堅持原來的診療框架，亟需重新建立新的診療理論，推出新的診療手段，不然只會貽誤病情。
在一番思索之後，他決定暫且脫離疫區，回到家鄉，從前面遊方所掌握的病例和醫論，再對疫病進行深入研究，重新尋找戰勝疫情的鑰匙，給後世留一本前所未有的疫病治療指南。
閉門一年之後，吳又可撰就的我國第一部防疫專著—《瘟疫論》上下兩卷橫空出世，為瘟疫證治打開了新的法門。
傳統醫學認為，正氣是組成人體的基本架構，正氣系統主要由元、宗、營、衛等幾種氣機構成。這些個氣機彷彿是我們的身體入駐各個分系統的代表，有的作用於精神系統、有的作用於消化系統、有的作用於循環系統、有的作用於免疫系統。人體之所以能健康的運行是因為身體內正氣在不斷地推動、溫煦、防禦和固攝。
之所謂天人合一，相對於正氣，自然界之中也存在“風、寒、溼、暑、熱、火”六種氣機，這是自然界的陰陽、氣候變化的產物，也是萬物生長的必要條件。正常情況下自然界的六氣對人畜並無傷害，但如果是氣候流轉異常，自然中某種或多種氣機便會陡然增多或減少，自然界的平衡將會打破。如果此時人體內的正氣不足以抵抗自然界六氣的變化，出現免疫力下降的情況，那麼這六氣便會變成六種邪氣（六淫）進入人體之內，而導致疾病。
從《黃帝內經》開始，無論遇到什麼疾病，傳統醫學的大夫們便一直恪守這“六氣致病學說”，根據病症判斷到底是什麼邪氣進入體內，以對症下藥。
在《瘟疫論》成書之前，傳統的醫家對傳染性疾病也提出過時氣說、伏氣說、瘴氣說等等花樣迭出的觀點，但萬變不離其宗，林林總總沒有跑出“六淫”的約束。
吳又可起初也是以“六氣致病說”為指導思想，但是通過在施救過程中的反覆思索和探索，他認識到，這場瘟疫的流行與“六淫”之氣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一種前人並沒有認識到的疫氣所致，他把這種疫氣稱之為“戾氣”或者“雜氣”。
吳又可在《瘟疫論》中寫到，雜氣有物質性和實體性，廣泛存在於自然界，雖然我們看不見、摸不著、聞不到，但是雜氣並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存在，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這種觀點與微生物已經十分接近，在顯微鏡發明和細菌學說誕生之前，這應該是最接近於病原體致病真相的觀點。
對於雜氣的物質性他提出了科學的論斷，好比萬物的相生相剋，只要是實體化的物質，必然有與之對應生克之物，只要努力找到與其相剋的藥物，斷絕其生髮的條件，就一定可以在與瘟疫的角鬥中勝出。
對於雜氣的傳播途徑，吳又可首次提出了，呼吸道傳播的路徑和潛伏期的理論，並第一次提出了“傳染”這個專業名詞，並倡導用布巾遮住口鼻，物理阻隔傳染。他認為，當雜氣經口鼻進入體內之後，並不是立刻進入臟器和經絡，而是在潛伏在半表半里之間的膜原之中，它們根據人體免疫系統的強弱和藥物的作用選擇作用點，如果正氣強大，它們會跑到淺表，出現輕症，如果正氣羸弱，它們便會深入內裡，出現重症，症狀的輕重還與進入體內雜氣的數量有關。這與現代醫學的觀點也十分吻合。
吳又可還認為，疫氣之所謂稱之為“雜”，是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品種，而每一個品種則對應一種疾病，有的雜氣專入肺腑，而有的雜氣則專入經絡，還有的雜氣就專入皮膚，不同的氣對應的症狀也不盡相同，能感染人和動物的雜氣也不一定相同，這與現代醫學中病原體的靶向性和特異性也不謀而合。
吳又可指出雜氣是“常變”的，在《瘟疫論》中，吳又可將某些特殊情況導致的症狀變化，稱之為“局外之變”，在治療時要根據症狀掌握其變化，對應變化施以不同的方藥和療法，這與現代醫學中病原體的變異性也相當一致。
按照現代醫學的考證，吳先生在《瘟疫論》一書中共記載了傷寒、流感、瘧疾、水痘、天花、肝炎、丹毒等40多種傳染病的診療方法，他還將瘟疫與傷寒的鑑別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另闢蹊徑的創立了一套獨具一格的辯證體系。
吳又可將疫病的變化分為但表不裡，表而再表等九種表現形式和四十餘種症狀。經過對相關病症的潛心研究，創立了“達原飲”一方，以促使“雜氣”儘快從膜原中散去，從病灶中將病根拔起。達原飲以檳榔、草果、厚朴為主藥，以辛雄之兵快速的破解潛伏的邪氣，再佐以知母、芍藥、大黃等滋陰、生血、清燥之藥，快速匡扶體內的正氣，給免疫系統重新充滿電，與藥物一起對抗雜氣，從而達到祛病消疾的目的。後來“達原飲”被稱為“為治瘟疫之仙方”，在後世的多場瘟疫中大顯神威，尤其是在抗擊非典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順治九年（1651年），吳先生因拒絕易服剃髮，慘遭滿清殺戮，他的妻子跟子女也隨之投河自盡，一代醫星就此隕落。
吳先生是一位極富創造性的醫學家，是中醫防疫醫學的開山鼻祖，他的溫病理論對後世影響頗深，《瘟疫論》中很多成方再後來的幾次疫病的流行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吳又可還是為極富民族氣節的死士，他悍不畏死的家國情懷和宅心仁術，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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