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落伍者，1931年寧都起義，我當時是二十六路軍的二十七師師長，由於沒有革命思想，沒有參加起義的行列。1945年舉行邯鄲起義，整整落後14年。我又是一個幸運者，在這14年間沒有被蔣介石殺掉，有機會舉行光榮的邯鄲起義，豈不是幸運者？”回憶往事，解放戰爭時期第一位揭竿而起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高樹勳不禁感慨萬千。
- 高樹勳（1898-1972），字建侯，河北滄州人，1953年加入民革。曾任國防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交通廳廳長，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長等職。民革第四屆中央委員，民革河北省委會第二、三屆副主委。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高樹勳任第二十七師師長，正在參加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三次“圍剿”。他主張停止內戰，出兵抗日，出於民族義憤，毅然離開部隊，以示拒絕繼續參加反共內戰。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軍於江西寧都舉行武裝起義。寧都起義後，蔣介石以擅離職守、貽誤戰機的罪名，下令通緝高樹勳。高樹勳化裝北上，避居於天津英租界。1932年9月，高樹勳與原西北軍將領、共產黨人吉鴻昌取得聯繫，共同策劃抗日大計。他們變賣家產幫助馮玉祥購買槍支彈藥，於次年5月組成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高樹勳任騎兵第二挺進軍司令。同盟軍隨即在張家口地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抗日熱潮，並一舉收復了察東失地。後同盟軍在國民黨、蔣介石的軟硬兼施下瓦解。這一過程中，高樹勳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極為不滿，接觸了更多的共產黨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主張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在全面抗戰的初期，高樹勳在豫、魯一帶，時常與八路軍並肩作戰，雙方聯繫也比較密切。高樹勳也任用了許多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軍中各種職務，形成了較好的團結抗日的局面。
- 1946年2月鄧小平（左一）、劉伯承（左四）、 薄一波（右一）、楊秀峰（左二）、高樹勳（右三）與邯鄲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第11戰區副司令官馬法五（著長衫者）合影。
高樹勳是一位勤於學習並善於動腦的人，他利用戰爭空隙時間不僅讀了古今中外的軍事著述，而且讀了大量的政治書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他都設法弄到並認真進行學習和研究。“由於讀書和多年戰爭的影響，他逐漸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革命’二字當作他愚弄人民群眾的手段。”
在與八路軍的交往中，高樹勳感受到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他曾對他的秘書馬駿說：“共產黨、八路軍在艱苦困難的環境中，奮勇抗戰，一心一意救國為民，才真正是可以依賴的朋友啊！”
1945年8月，抗戰結束。蔣介石任命高樹勳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讓他和另一位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一道，率新八軍和第三十軍、四十軍沿平漢線北上，與胡宗南部一起夾擊邯鄲。但此時的高樹勳並不想打內戰。
這場即將發生的平漢戰役，對爭取抗戰勝利後和平局面的實現關係極大。晉冀魯豫軍區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集中了三個縱隊及太行、冀南、冀魯豫三個軍區部隊共6萬人，動員民兵10萬，作好了迎擊的部署。10月24日，將國民黨軍誘至邯鄲以南馬頭鎮、崔曲地區，予以三面包圍，以兩個縱隊殲擊第四十軍，一個縱隊鉗制第三十軍和佯攻新八軍。與此同時，劉伯承、鄧小平派人前往高部，爭取他走起義的道路。劉伯承還給高樹勳寫了親筆信，向高講明當前的形勢，希望他面對現實，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為個人前途著想，高舉義旗。
思慮再三的高樹勳，最終下定決心起義。10月30日，高樹勳在馬頭鎮率新八軍1萬餘人起義，粉碎了國民黨當局打通平漢線，分割解放區的企圖。高起義後，馬法五以下2萬餘人被俘。
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提出“須從國民黨軍隊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勳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
對於高樹勳起義在邯鄲戰役中的重要作用，鄧小平同志這樣評價道：“高樹勳的功勞很大，沒有他的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也不會失敗得那麼幹脆，退走的能力還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義，馬法五的兩個師就被我們消滅了，只跑掉3000人。”
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高樹勳不斷利用自己與國民黨高級軍官的私人關係和起義後造成的影響，積極動員國民黨軍事將領率部起義。1946年初，他先後寫信或派人，與國民黨軍和偽軍的高級將領龐炳勳、孫良誠、孫殿英、張嵐峰等人聯繫，敦促他們調轉槍口，歸順人民。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高樹勳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代表，同劉伯承等一起，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光榮地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陳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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