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年），彌留之際的順治皇帝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之事做著最後的安排。
鑑於此前多爾袞專政帶給順治皇帝的極大心理陰影，於是順治不僅取消了此前已經延續了兩朝的“八和碩貝勒共推新君”的傳統，直接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三子玄燁，同時，他也沒有選擇宗室王公掌管軍政要務，而是通過擢用心腹大臣輔政的方式，完成權力的順利交接與過度。
就這樣，年僅八歲的康熙皇帝玄燁登上了皇位，同時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成為了輔政大臣，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署理國政。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排名四位輔政大臣中最後一位的鰲拜，逐漸掌控了朝局，並且開始結黨營私、擅權專政，成為朝中最有權勢、地位的大臣，而原本的“四大臣輔政”也逐漸演變為了“鰲拜專政”。
然而，鰲拜的專權確實是一種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偶然，而這一點通過整個順治朝以及康熙初年政治局勢的走勢以及朝廷權力分佈結構的演變上就能夠看出。
多爾袞專政時期的鰲拜，處於其政治生涯的谷底階段。
鰲拜，滿洲鑲黃旗人，他的叔父費英東位列努爾哈赤時期“開國五大臣”之首，因而鰲拜也算是名門之後。
不過，鰲拜在朝堂上的聲望與地位都是靠著其自己的力量積攢起來的，特別是在攻克皮島以及後來的明清之間規模最為龐大的松錦大戰中，鰲拜表現極為耀眼，使其深得皇太極的信任與器重。
而鰲拜也沒有辜負皇太極的培養，對於皇太極保持了絕對的忠誠，特別是在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去世後的大清皇位之爭中，鰲拜與索尼、圖賴、圖爾格等兩黃旗的高級將領，頂住了多爾袞的威脅與壓力，堅決表示要由皇子登基大統，進而對於順治皇帝的順利登基有著巨大而又卓越的貢獻。
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鰲拜遭到了多爾袞的嫉恨，並且在多爾袞專政期間，鰲拜先後三次遭到了多爾袞的打壓。
第一次是在順治二年（1645年）的時候，多爾袞想要借鰲拜暗中羞辱順治皇帝，鰲拜不肯，多爾袞進而將其南下征討李自成餘部的全部功勞予以抹殺，並還對其進行了處罰。
第二次是在順治五年（1648年）的時候，此時鰲拜隨同豪格平定了盤踞在四川的張獻忠大西政權，可回京後，多爾袞先是將豪格折磨致死，隨後又找藉口將鰲拜議罪，再一次抹殺鰲拜功勳的同時，還將其削職為民。
第三次是在順治七年（1650年）的時候，這次完全是多爾袞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藉由“錫翰告密案”，險些將鰲拜處死。
只不過非常“幸運”的是，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年）底，死於古北口外喀喇城，隨後順治皇帝對於多爾袞及其黨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算，同時一大批受到多爾袞打壓和排擠的兩黃旗大臣與將領得以平反，並且得到了順治皇帝的重用。
這其中當然也就包括了鰲拜。
由於其在多爾袞專政期間，面對多爾袞的壓迫所表現出的不屈精神，贏得了順治皇帝的賞識，除了將鰲拜委以以政大臣的重任外，還將其晉封為一等侯，一年之後又將其升為了二等公，鰲拜就此進入到了大清王朝的權力中樞之中。
而試想下，如果多爾袞真的多活幾年，那麼鰲拜不僅在此期間再無翻身之日，甚至有可能如豪格一般被多爾袞折磨致死，所以多爾袞的死也算是讓鰲拜“逃過一劫”。
順治皇帝親政後，鰲拜除了要面對皇權，還有這其他諸多的政治勢力要面對。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順治皇帝親政，其在對多爾袞集團進行打壓和清算的同時，也在積極加強著皇權。
其一，順治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入麾下，正式形成了“上三旗”即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由皇帝直接統領的局面，佔據了八旗中的主導地位，同時將旗主的任免權收歸手中，進而加強了對於八旗內部以及宗室王公的管控。
其二，通過增加人數、控制權限等方式，著手限制“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削弱自努爾哈赤時期確立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對於朝局的影響力。
其三，就是大力培養、挖掘、提升了一大批忠於自己的大臣，並且對這些人予以了極高禮遇的封賞，以平衡朝局勢力，維繫了皇權統治的穩定。
可以說通過這一些列的手段和措施，順治皇帝在極大的加強了皇權統治基礎的同時，也確保了朝政的穩定，特別是緩和了滿洲統治集團內部積累多年的矛盾衝突，對於大清王朝後續的發展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儘管鰲拜已經得到了平反與重用，並且已經進入了朝廷權力的中樞，可是擺在他面前的除了皇權外，還有兩座無法逾越的政治大山。
這首當其充的便是鄭親王濟爾哈朗。
濟爾哈朗在順治皇帝剛剛登基的時候，與多爾袞同為輔政王，並且排在多爾袞之前列第一輔政王。然而伴隨多爾袞勢力的崛起與擴張，濟爾哈朗遭到了多爾袞非常殘酷的打壓與排擠，進而被驅逐出了統治集團的中心。
而在多爾袞去世後，濟爾哈朗的聲望與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同時讓人感到難能可貴的是，濟爾哈朗並沒有像多爾袞一樣對權力有著極強的慾望，相反，他對於順治皇帝保持了絕對的忠心，也正是在濟爾哈朗的極力扶保下，順治皇帝才得以快速親政，穩定朝局，並對多爾袞集團展開了清算工作。
在這之後，濟爾哈朗可謂是識大體、顧大局，沒有繼續的延攬權力，儘管在這一時期，他是朝中最有權勢和地位的朝臣，並且可以說是僅次於順治皇帝的國家“二把手”，可他依舊保持了忠誠與謙遜，進而贏了包括順治皇帝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的高度讚賞與欽佩。
所以，這一時期，濟爾哈朗的地位，鰲拜是無論如何無法撼動的。當然，除了濟爾哈朗，包括滿達海、嶽樂、博洛等一眾繼承了家族爵位的王公貴胄，也是鰲拜所惹不起的。
而除了濟爾哈朗，橫在鰲拜面前的便是索尼。
索尼歷經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四朝，是當時滿洲大臣中公認的文武全才，具有極高的聲望。特別是索尼對於順治皇帝也有著扶保擁立之功，並且也對於多爾袞的專政進行了積極的對抗與抵制，所以索尼同樣是深得順治皇帝的青睞。
順治皇帝親政後，索尼立馬被從盛京調回了北京，除了恢復其世職並加封其為一等伯外，更是委以內大臣兼以政大臣的職務，並且讓其署理內務府事務，可以說，這個時候的索尼，就是所有滿洲大臣中，職級、職務和地位最高的，堪稱“首席滿洲大臣”。
這樣的情況下，索尼在職務上本就壓鰲拜一頭，再加上索尼無論是年齡上還是資歷上也要比鰲拜強很多，所以鰲拜想要超越索尼，至少在索尼在世的是不可能的，更況且鰲拜對於索尼一直保持了極為尊敬的態度。
所以，只要順治皇帝還在世的情況下，鰲拜就沒有辦法如他以後的那般掌握權勢。一方面，他並不具備掌權的基礎以及行政運行的機制；另一方面，此時的鰲拜的地位相較於此後康熙朝初年他的地位可謂是有著不小的差距，不僅有著宗室王公的限制，就是索尼等一眾滿洲大臣，也能壓得住鰲拜。
順治皇帝臨終前的安排，為日後的“鰲拜專政”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去世，在其臨終前將皇位傳給了康熙皇帝，同時安排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其中索尼為首輔大臣。
這樣的安排就使得輔政大臣的朝堂權力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滿洲八旗貴族以及王公宗室，也算是會為後來鰲拜的專政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礎和保障。
可對於這樣的安排，鰲拜還是有著巨大的意見的。
在鰲拜看來，他的功勞與貢獻，特別是其立下的軍功就連索尼都是自愧不如的，再加上鰲拜在順治朝後期的朝堂地位，他自認為應該僅此於索尼排在第二位，可如今將他排在最後一位，他終究是有意見的。
因而從一開始，鰲拜就與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而實際上，不僅僅是鰲拜，蘇克薩哈與其他幾位輔政大臣之間，本就是非常的不和。
索尼出身於滿洲正黃旗，鰲拜和遏必隆出身於滿洲鑲黃旗，按照兩黃旗的歷史和傳統，他們三人很自然的就結成了利益集團同盟，共同排擠出身於正白旗的蘇克薩哈，這其中既有旗籍間的利益衝突，同時也有著兩黃旗與兩白旗持續了數十年特別是多爾袞專政期間所積累下的矛盾的影響。
而蘇克薩哈本人，也因為其是依靠著當年揭發、檢舉多爾袞及其黨羽，進而幫助順治皇帝迅速清算了多爾袞集團，才得以獲得順治皇帝的器重和信任。可是這樣“賣主求榮”的行為也遭到了朝中大多數具有正義感官員的唾棄與不屑。這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索尼，他是非常看不上蘇克薩哈，而鰲拜與遏必隆也是帶有同樣的觀點，所以蘇克薩哈遭到排擠也就早所難免。
回到出身於兩黃旗的這三人，此時的索尼由於體弱多病，經常處於告病狀態，鰲拜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其利益的代言人。至於遏必隆，有勇無謀的他靠的更多的是還是自己的父親額亦都以及兄長圖爾格的聲望才獲得如今的地位，所以他也就此選擇依附於同為鑲黃旗出身且同樣出身名門的鰲拜。
在這樣的情況下，鰲拜逐漸掌握了最高權力，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鰲拜的權力慾望也在增長，最終索尼去世，鰲拜又擅殺了蘇克薩哈全家，就此迎來了其專政的巔峰。
只不過鰲拜的行為也極大的威脅到了康熙皇帝的皇權統治，最終，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為康熙所智擒，鰲拜專政的局面也就此終結。
回顧鰲拜自順治登基之後的人生起伏經歷，如果沒有多爾袞之死，或許真的就沒有鰲拜的出頭之日，甚至能不能保全性命都是個未知數；如果沒有順治皇帝的英年早逝，並且在臨終前將其確立為輔政大臣，那麼鰲拜不僅要面對著傳統的王公宗室與滿洲貴族勢力的傾軋，即便是與其他的滿洲朝臣相比，他也沒有這絕對的優勢與權力基礎；而如果沒有索尼的去世，即便鰲拜爬的再高，權勢地位再顯赫，也沒有去挑戰擅權專政的絕對勇氣與自信。
所以鰲拜的專權也就此成為了當時特殊歷史時期內特定權力結構下的偶然產物，而如果鰲拜真的能夠如同濟爾哈朗一樣，妥善處理他與康熙皇帝手中皇權之間的關係，不僅他自己能夠以善終收場，同樣也能在清朝的歷史上名垂青史。只不過鰲拜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式，最終也導致了其極為慘淡的人生結局。
閱讀更多 雍親王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