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8/how-big-tech-is-dragging-us-towards-the-next-financial-crash
《衛報》|科技巨頭將把我們拖入下一場金融崩潰
作者：拉娜•弗魯哈爾（Rana Foroohar）
法意導言
當下，信息成為新的時代標籤，科技已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科技公司儼然成為當代經濟的領跑者。但在此經濟情勢大好下，也潛伏著隱憂。時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副總編及全球商業專欄作家拉娜•弗魯哈爾（Rana Foroohar）於2019年11月8日在《衛報》（The Guardian）上發表《科技巨頭如何把我們拖入下一場經濟危機》（How big tech is dragging us towards the next financial crash），參照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金融行業，對比分析科技與金融行業的共同之處，指出科技公司成為新的“大而不倒”機構，其金融化趨勢愈顯以及由此引發的債務危機，針砭科技巨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商業利用，並基於此，作者強調進行政府 規制系規避風險的不二之選。
當代管理學教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曾說過：“在美國曆史上任何一個重大經濟危機裡，‘罪魁禍首’們也往往是之前經濟盛世中的‘英雄’。”我不禁猜想：在美國（或許世界範圍內）經濟疲軟的背景下，下一場經濟危機是否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歷史上經濟低迷總是每十年出現一次，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其出現次數更加頻繁。回過頭看，銀行要為我們下跌的股票投資組合、家用開支以及工薪負責，因而其“大而不倒”。與此相對，儘管科技公司也在過去十餘年引領經濟增長，但時移世異，這一次科技公司或許會成為破壞者。
當然，現下看這些規模龐大、資金充裕的科技公司，你可能不會作此猜想。以蘋果公司為例，其在2018年成為世界首個市值1萬億美元的公司。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說他希望有更多蘋果公司的股票（其創建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已經持有蘋果公司5%的股份）。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也正與這個科技巨頭合作籌備推出一種新型信用卡。但在這些一片大好的新聞頭條下卻暗藏令人不安的經濟趨勢，蘋果公司也不能倖免。深入研究這個公司就會開始理解：這些科技巨頭公司（新的“大而不倒”機構）是怎樣為下一場經濟危機埋下種子。
不論那些硅谷巨頭們如何爭論，正如當初的銀行一樣，規模始終是一個問題。這並非指越大越壞，而是因為這些機構的複雜性使得其難以被監管。與大型銀行相似，大型科技公司也竭力避免被規制，並試圖使人們相信：它應當適用不同的規則。
正是這些公司推動著經濟發展。與大多數最大、最盈利的跨國公司類似，蘋果公司擁有大量現金儲備：最新數據為約2100萬億美元；也有鉅額債務：近1100萬億美元。這是由於其在過去十年間將大量閒置資金投放於離岸債券投資組合中，該做法與其他大型盈利公司相同。這是一場卡夫卡式的金融騙局，並且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上演過一次。那時，利率降低，中央銀行家們大量注入低息資金，試圖推動經濟復甦。但主要受益者卻是大公司：它們藉機獲取低息資金，用以回購股份，支付紅利。該舉措刺激股價回升，但卻並未真正促進經濟發展。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則進一步推波助瀾。在2017年12月特朗普的稅法——美國曆史上力度最大的公司稅法通過後的約6個月內，宣佈回購的股份已達4070億美元，其中蘋果公司約佔四分之一。
圖為減稅比喻
正基於此，貧富差距更加激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僅導致史上最低的經濟增速，也誘發了政治民粹主義（其也威脅著市場本身）。
在以蘋果公司為例的科技主導下，與有形商品相比，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和商標）在全球經濟的份額上升。在此趨勢下，貧富差距愈演愈烈，財富分配差距愈來愈大。正如喬納森•哈斯克爾（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韋斯特萊克（Stian Westlake）在《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一書中寫道：該轉變在2000年前後顯露，但真正發跡則始於2007年蘋果手機上市。軟件和網絡服務應用廣泛，並享受著互聯網紅利（實際上，其促使許多公司快速成長，並在競爭中搶佔其他公司的“蛋糕”），因而數字經濟總是會有領頭人出現。但依據哈斯克爾和韋斯特萊克的觀點，這似乎也將導致經濟投資整體減少。這不僅由於銀行不願貸款給這些企業（一旦其破產，這些無形資產將化為烏有），也受到“贏者通吃”規則的影響（蘋果、亞馬遜以及谷歌等許多公司均在其中）。
圖為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Tim Cook）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3月在白宮會面
當下，創業減少、就業困難、市場需求下降以及經濟分化下其他種種態勢令人擔憂，而導致這一經濟現象的重要原因或許正是數字經濟。蘋果與亞馬遜的權力集中是併購達到峰值的關鍵因素。在流媒體和數字媒體時代，許多公司大肆舉債以擴大規模，增強競爭力，其中以電信和媒體行業為甚。
但現下其中一些債務似乎搖搖欲墜，這凸顯出下一場大危機可能從這些公司中爆發，而非銀行。從歷史上看，負債水平的快速增長往往預示了危機的到來。近年來，公司債務市場一直處於漲勢，屬於先進經濟體系的公司債券發行也創下了紀錄；過去十年來市場增長70%，2018年已達10.17萬億美元。即便是普通公司也能從中獲益。
但隨著利率環境變化（或許比預期更快），許多債務將會變得不堪一擊。監管全球金融體系的機構——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已發出警告稱：
長期低利率催生了比原來更多的“殭屍”公司，如果利率升高，這些公司將沒有足夠的盈利抵債。國際清算銀行進一步強調：當利率上升時，破壞力與連鎖效應或許比以往更甚。
圖為國際清算銀行
當然，如果新危機真的來臨，以蘋果為例的科技力量所導致的通貨緊縮（其以壓低價格的方式）可能會更加難以應對。這是值得考慮的最後一個趨勢。科技公司壓低產品價格，而與科技相關的通貨緊縮則是長期低利率的重要原因；其壓低的不僅僅是價格，還有工資。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央銀行在應對將來的危機中會更加捉襟見肘。過去十年，相比其他公司，蘋果公司以及其他無形資產的公司在低利率、高負債、高股價的環境中獲益更多。但這也為下一場市場大波動埋下了種子。
幾年前，我與美國財政部金融研究辦公室（US Treasury’s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該機構成立於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旨在研究市場問題，但特朗普上任後削減了其資金）的一位經濟學家對此進行討論。我曾試圖蒐集有關金融危機以及其爆發地點的信息，但這位經濟學家建議關注世界規模最大、資金最為雄厚的公司，如蘋果和谷歌，要去研究其債券發行以及債券購買情況。這些公司的市值已超過最大的銀行和投資公司了。
在低利率的環境下，這些上游公司每年有數十億美元的收入，發行廉價債券並買入其他公司的高收益債券。為了獲取高回報與利益，其仿效銀行，很大程度上支撐了新公司債券發行，並且實質上像摩根大通銀行（JP Morgan）和高盛（Goldman Sachs）那樣為公司投資保駕護航。但這類公司始終並非像銀行一樣運作，這一舉措的意義不大，其難以準確追蹤其投資對象的動向、投資方式以及市場變化。金融業不是紙上談兵。儘管如此，資金充裕的科技公司也極有可能成為規範的重要金融機構。
因此，我開始關注這個話題。大約2年後，也就是2018年一份瑞士信貸報告證實了該想法。該報告的撰寫人佐爾坦•鮑茲（Zoltan Pozsar）精確地分析：離岸賬戶中存儲的1萬億美元公司資本，大部分來自於科技公司。而其中80%集中在10%的公司手中，蘋果、微軟、思科、甲骨文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就在其間。它們擁有最大的規模與最多的知識產權。
根據鮑茲的統計，這些資本大部分並不是現金，而是債券，並且其中一半是公司債券。基於此，以特朗普為首的共和黨認為這些美國最富有的公司擁有著巨大的“現金”儲備，並通過備受詬病的稅收“改革”計劃。但其實質上是龐大的債券投資組合。其所有者既非銀行也非共同基金（譯註：共同基金為投資公司或投資銀行一方面以發行股票的形式從基金股東處籌集投資資金，然後投資於各種股票、債券、期權契約、商品和貨幣管理市場。），而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此外，硅谷除了是賺錢最多，規制最少的行業，還對市場至關重要，其資產若售出或貶值，則會動搖市場自身。顯而易見，科技巨頭才是新的“大而不倒”機構，而非銀行巨鱷。
圖為華爾街
當有意識地進行比較時，就會發現二者更多的相似之處。其中一些是態度上的問題。例如科技行業對2016年選舉危機的應對簡直是銀行業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做法的翻版。正如華爾街極力混淆其在危機前後的所作所為，這些科技巨頭也竭力清除任何關於選舉干預的蛛絲馬跡。
首先，它們堅稱自己沒有做錯過任何事，並且認為那些對它們的批評都是由於對科技行業的一無所知。而在來自媒體與監管機構的巨大壓力下，臉譜網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終於向國會提交了
3000條與俄羅斯有關的廣告。谷歌與其他公司也只是沒有那麼明顯地避諱。與美國次貸危機時華爾街金融家們的做法類似，在2016年大選後，科技巨頭們紛紛出手，儘可能少透露細節，試圖利用其商業模式下的信息不對等以獲取優勢，當然這也產生了鉅額利潤。其“不承認不合作”態度與2008年金融家的做法別無二致，這也相應導致了糟糕的公關效果。此外，還有更多實體上的相似之處。根本而言，我認為金融巨鱷與科技巨頭有四大相似之處：公司至上論、封密性、複雜性以及規模化。就公司至上論而言，2008年之前華爾街灌輸這樣一種觀念：有利於金融行業的才是有利於經濟的。而最近，科技巨頭們也同樣試圖說服我們。但這個套路還有另一面：這兩個行業都不會承認，更不會為所謂的“創新”失敗買單。
大量研究表明：隨著社交媒體興起，公眾對自由民主、政府、媒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信賴度下降。 在緬甸，臉譜網被用來支持種族滅絕。在中國，蘋果和谷歌需要應對政府審查。而在美國，個人數據正在已各種方式被收集、交易以及用於攻擊，而我們意識到的僅僅是冰山一角。此外，壟斷還會導致擠壓就業機會，遏制創新。就此而言，我們難以得出科技平臺的利大於弊的結論。
科技巨頭與金融巨鱷在公司運行上都具有封密性與複雜性。數據的運算就如同次貸時期那些“大而不倒”的銀行所發行的證券一樣複雜。二者都同樣具有專業要求，而行業專家們則可利用信息不對等的優勢以隱瞞風險和公司從中獲益的其他惡性事件（如可疑的政治廣告）。
但這種複雜性也可能會適得其反。正如2008年前，許多大銀行的風險經理對該“黑箱”的風險以及所將要引發的危機一無所知，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們也可能會因科技濫用而對其失去控制。例如2018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調查顯示：儘管臉譜網承諾保護隱私，但仍允許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如蘋果、亞馬遜以及微軟）利用用戶敏感數據。
圖為馬克•扎克伯格10月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US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聽證會上
臉譜網加入了數據共享協議。這對大型科技公司一般來說是雙贏的，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同平臺的流量，為其帶來越來越多的用戶。2010年至2017年間，社交網絡獲得迅速發展。但不論是臉譜網還是其他相關公司都無法保障用戶隱私安全。蘋果公司甚至稱其根本不知道自己與臉譜網存在這樣的交易，且其竟然將自己定位為用戶隱私的保護者，這實在令人震驚。《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臉譜網中，“一些工程師和高管……認為隱私審查阻礙了創新和發展”。隨後文章指出：2017年臉譜網收入超過400億美元，是2015年129億美元的兩倍多。
臉譜網重發展輕規制的立場顯然欠妥，但卻並不只此一家。將股價視作價值的唯一標準是華爾街的短視。但無獨有偶，達成這些協議的科技公司高管們是健忘的：他們忘記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銀行高管們，也是在危機爆發之前對其資產負債表上的風險一無所知。
公司總是傾向於優先考慮那些可以被量化的事項，如每股股利及股價與收益之比，並且忽視那些難以測算的商業風險，而等其意識到之時，則為時已晚。
世界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富人與公司手中，這絕非偶然。這些富人與公司使用離岸稅收和回購等金融手段以規避政府干預，確保財富不落入政府手中。這也正是芝加哥經濟學派所提倡的：公司應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而該思想在過去五十多年中一直被奉為圭臬。
該思想的關鍵詞是“股東利益”。股東利益最大化是金融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該進程與芝加哥學派一同興起，並使得市場不再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口中的那樣：應當為實體經濟提供渠道支撐；現在則與之相反，本末倒置了。
“消費者福利”成為我們的首要考慮，而非公民福利。我們認為股價上升對經濟整體而言有利，但不能僅僅增加了股票持有者的財富。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已經由“市場經濟”轉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稱的“市場社會”——利益最大化充斥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醫療、教育、公正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獲得均由財富決定。社會交往是交易性的，這也體現在當今的用語表達中：我們最大限度利用時間，用金錢衡量社會關係。
當下，隨著科技巨頭引發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興起，我們自身也成為利益最大化的對象了。請牢記這些公司和其他獲取信息的公司所收集的個人信息主要用於商業用途。正如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被問到“什麼是谷歌”時的回答：“如果真的要把我們做一個歸類的話，那應該就是個人信息…你所看到的景象以及交流通信…傳感器真的很便宜…存儲很便宜，攝像頭也很便宜。人們會產生大量的數據…人們所聽、所看、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將被搜索到。你的整個生活將會是可以搜索的。”
圖為監控資本主義下，谷歌對人的監視無處不在
設想一下，你既是廣告製作的原材料，又是廣告推送的接收者。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金融市場為這種擴散式、短期、利己的資本主義大開方便之門。我們陷入了循環之中：在更短的時間中，我們不斷與更多對手競爭，以獲取更多商品。由於離岸外包與科技所導致的經濟下滑，這些商品或許更加便宜，但這並不能彌補我們停滯不前的收入和不堪重負的生活。
但你可以認為，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硅谷不再是之前那個滿是車庫創業者和真正創新者的硅谷了，而今天這個受金融驅動的硅谷代表了其金融化轉變的頂點。在與政府對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代，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掌權者創建了他們的公司。在那個時代，尊重市場被視為是促進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最佳途徑。對公司行為的規制和限制都被認為是專制乃至獨裁。“自我監管”才是王道。“消費者”取代了公民。 這些科技巨頭對此深以為然，而這在硅谷“雷厲風行”的態度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正如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與傑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其平裝本後記中寫道：“哀嘆科技行業不可避免地壯大，會分散我們對真正問題的注意力…我們所討論的許多改變無法避免，它們真的來了。”
或許真是如此。但若認為這將排除對科技行業影響的討論，則不免有妄下斷言之嫌。並且有這種想法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美國最大、擁有最多知識產權的公司將1萬億美元留置海外。1萬億美元可謂不小的數目：這是美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八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或許來自於政府資助的核心調查與創新者研發的產品與服務。但由於離岸稅收，美國公民並未獲得與其投資相稱的收益。近來美國公司稅由35%降到21%的意義不大：因為得益於各種漏洞，大多數公司早已只繳納其收入20%的稅收。不同於工廠和商店，數據和知識產權可以離岸，因而科技行業納稅數額甚至更少：約11%至15%。這引出了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疑問：僅靠降低美國稅率，就能讓這些“美國”公司轉回資金，並用於提升商品和服務嗎？但這些國家的龍頭企業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走在了全球化的前列。儘管近年來海外收入略有下降，但標普500指數的公司近一半的銷售額仍來自海外。
那麼又怎麼能說這些公司“完全屬於”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呢？不過從美國資本運行方式來看，它們至少歸屬於消費者和投資者。當二者全球化程度持續深入時，美國工人或團體在董事會中則更難有一席之地了。
相比其他類型的公司，科技公司更有能力將業務轉移到海外。這是因為其大部分財富並非“固定資產”，而是數據、人才資本、專利和軟件。這些都無需特定地點（而工廠和零售商店則需要），可以隨意移動。如前所述，儘管這些確實代表了財富，但其本身卻無法像前一個時代的投資那樣，拉動廣泛的經濟需求增長。
康奈爾大學教授，金融學家丹尼爾•阿爾珀特（Daniel Alpert）致力於研究該投資轉變的影響。其認為：“如果蘋果公司獲得了一項手機技術許可，但卻是在中國生產，顯然該許可並不會增加任何就業，當然，如果該技術的發明者在美國的話除外。應用軟件、網飛（Netflix）和亞馬遜的電影也不會像一個新工廠那樣創造就業機會。”或者正如我《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同事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所說：“
蘋果公司現在是依附於技術創新的投資基金，其背後利益糾葛複雜，利益需求巨大。國家試圖通過降低公司稅來提高這類企業的投資，無異於痴人說夢。”總而言之，資金充裕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已成為當下金融行業的重要一員。"如前所述，科技巨頭以各種方式推動全球市場迅猛增長。而科技公司也有各種方式在市場中獲取不對等的優勢地位。例如，谷歌、臉譜網以及最近的亞馬遜均用於數字廣告市場，可隨意投放任意廣告。其算法的封密性以及其在各自市場的主導地位，使得用戶無從比較，無法選擇。此外，這也會導致壟斷價格或者（以及）用戶隱私危機。這並非危言聳聽：優步採用“峰時價格”（動態價格），以用戶支付意願設定價格；臉譜網製作用戶“影子檔案”（shadow profiles）；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谷歌與萬事達信用卡聯手追蹤網上廣告是否促進實體銷售。
圖為亞馬遜位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倉庫
抑或是亞馬遜與美國地方政府達成了一項不同尋常的採購協議。截止至2018年，全國1500個公共機構（包括當地政府和學校）的辦公物資與教學用具均在非固定價格下購買。該購買通過“動態定價”完成，其實質是另一種形式的峰時定價：價格反映市場，最後定價取決於亞馬遜平臺供應商的報價。批量採購合同的意義在於通過捆綁需求使得公共部門獲得優惠價格，但亞馬遜在交易中明顯處於上風，這實在令人震驚。而關於亞馬遜折扣的炒作，一個非營利組織——地方自立協會（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調查發現：若加州的一個學區從亞馬遜購買的話，將會多支付10%至12%。一些城市想要延續現有供應商，而未與這個零售巨頭交易（包括其供應商）。但由於交易結構的原因，這些城市（包括供應商）也將會被迫將這些業務轉移至亞馬遜。
顯然，亞馬遜的行為與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的放貸行為有相似之處。該金融機構也以浮動利率的次貸形式，使用動態定價；其在與不謹慎的投資者交易時，也利用信息不對等優勢，銷售抵押擔保證券與交易複雜債務（包括個人與城市，如底特律）。就亞馬遜而言，其所掌握的市場數據遠遠超過其計劃聯繫的供應商與公共部門購買者。
在任何交易中，知道最多的一方獲益最多。最重要的是，不論是科技巨頭還是金融巨鱷，其好似穩佔信息與商業的必經之路，不論中間通過了什麼，總能分一杯羹。它們就是莊家，而莊家總是贏家。
與銀行一樣，系統性規制很可能是防止大型科技公司濫用其優勢地位獲取資本的唯一途徑。
有人質疑亞馬遜或臉譜網是否真的能夠利用其在電商或社交媒體的地位獲取金融優勢：不論是壟斷式還是掠奪式，利用其掌握的用戶購物信息以促進消費？也有人質疑它們是否會在市場出現問題後一走了之，破壞信貸市場的穩定？
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奧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認為：“大型科技公司借貸並不會影響與客戶的長期關係。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貸款是交易性質的，通常為短期信用額度。而一旦公司狀況惡化，則會自導削減額度。這意味著，在經濟危機中，對中小型企業的貸款會大幅下降，而社會成本則將大大增加。”這無疑與2008年的那場經濟危機如出一撤。
毫無疑問，若對科技行業進行與其他行業作同等對待：進行
政府規制，則要求科技行業經營模式的巨大轉變。而這則會對利潤與股價產生潛在影響。科技巨頭的巨大估值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對其寬鬆監管、較低稅收的壟斷權力的市場預期。但凡事無絕對。國家很快地意識到反壟斷與壟斷問題，或許也會很快與這些科技巨頭有個了斷。翻譯文章：Rana Foroohar, How big tech is dragging us towards the next financial crash, The Guardian, November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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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張雨凡，畢業於深圳大學英語專業，現為武漢大學2018級刑法學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享受閱讀，熱愛生活，希望用語言打開世界，用文字感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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