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著四百死士，明知必死，卻與滿清戰鬥到最後；面對滿清的高官厚祿，他不為所動，直到被千刀萬剮，也絕不屈膝投降；

你的腦海中浮現除了誰？過零丁洋的文天祥？揚州殉節的史可法？

你可能永遠也想不到一個《明史奸臣傳》中的人物-馬士英。

我們翻開明史，看看馬世英的問題。

行賄問題

馬士英在崇禎五年

檄取公努數千金，饋遺朝貴，為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

這是一個很重的惡行嗎?如果是，那麼戚繼光有該如何評價呢？戚繼光可是經常向當朝大學士、一代名相張居正送厚禮的，甚至送能歌善舞的江南美女。在明代，與在任何專制王朝一樣，沒有賄賂就沒有官場，王朝也就無復存在。

所謂“官以賄就，政以賂成”，就是當時的官場景象。因此明代官僚們，除了極少數如海瑞、徐光啟等以外，生活都很優裕奢華，即可證明他們是有大量的灰色或黑色收人的。馬士英以公款“饋遺朝貴”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罪行，而是當時官場裡的常規陋習。後來當他從南京出走後，南京百姓從各大臣家中擄掠，只發現阮大鋮家富有，而關於馬士英並無記載，顯然作為首輔的馬士英並沒有多少財富，不是貪得無厭的官僚。更何況太監王坤“狂躁敢言”本來就是如魏忠賢一樣的陰邪人，得到崇禎重用，任意迫害官僚。他所揭露的案情真假和大小程度如何，就很值得懷疑。

復出問題

馬士英在南京閒居十年後，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因“禮部待郎王錫爵薦士英才，周延儒從中主之”，被崇禎帝重新起用為兵部右待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務，是為鳳陽總督。當時周延儒向祟禎帝建議選賢任能，認為“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起用鄭三俊、劉宗周、範景文、倪元璐、黃道周等一批社會名人，還奏請取締特務性質的廠衛活動，可說是很有一些任賢去弊的作為。

馬士英的復出，雖然有阮大鋮的活動，但是如果馬士英沒有相當的好名聲和才能，周延儒是不會為之說項的。而且馬士英在風陽總督任內，曾平定悍將劉超的叛亂，並對農民起義軍“數捍禦有功”，可見的確很有軍事才能。

馬士英不但有軍事才能，而且他一顆忠於大明的心。在他的妹夫、因抗清而死的文學家楊文聰《寄馬瑤草》一詩中說：“自子鞭先祖邀影，遺餘羹下中郎琴”。認為馬士英可以與擊揖過江的祖邀相比，為肅清中原作出貢獻。楊文聰在《送馬瑤草還白門》一詩中還將馬士英比作東晉擊敗前秦符堅大軍的謝安：

天下正多事，

舉目悲胡塵。

如何謝安石，

躊躇空江濱。

新命聞自天，

揮手起蒼生。

因此，馬士英能夠出任鳳陽總督，絕不是光靠拉關係搞活動的結果。

“定策”問題

定策問題是馬士英最為被後人詬病的問題。為什麼被詬病，其核心原因還是因為與東林黨人的對立。當時爭議比較大的兩個人是福王朱由崧，神宗之孫；潞王朱常淓，穆宗之孫，神宗之侄。就血統而言，沒有立侄不立孫的道理；可當時的東林黨人偏要去立潞王朱常淓。

其擺不上臺面的原因是萬曆年間的福王朱常詢（朱由崧的父親）的“奪嫡”和“紅丸”、“挺擊”及天啟末年的“移宮”四案鬥爭中，以東林黨人為主的一批文臣堅持主張賴在京城的福王朱常詢到洛陽去就藩王之位，導致朱常詢在洛陽被殺。

因此在南京的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文臣們(東林黨人)都主張立潞王，不立福王，公開理由是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而以馬士英和武將為主的一派則認為，只能以誰親就立誰才可能一統天下(淮撫路振飛說“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唯有福王”)幾次爭議未果以後，馬士英就聯結武將劉孔昭、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迎來福王，是為弘光帝。

這樣，馬士英在擁立問題上就與大多數文臣處在對立狀態，使本來就已十分尖銳的黨爭更加尖銳。其實，文臣們要擁立的潞王並不是個賢能之人。主政葉國華就曾說過“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可見潞王之養尊貪墨。這樣的紈絝子弟怎麼能夠算是賢能之輩呢?文臣們擁立潞王本是考慮過去的歷史舊賬，卻硬要說馬士英擁立福王是出於一己私利，就實在太無根據了。

攬權問題

在弘光王朝建立後，各地軍閥群起，當時首輔史可法無力應對。

弘光王朝為籠絡各地軍閥將四鎮的統帥封侯：黃得功為靖南侯，劉澤清為東平侯，劉良佐為廣昌侯，高傑為興平伯。此外還封在湖北已經明顯地擁兵自立的左良玉為寧南侯。這樣的進封顯然是為籠絡武將，只是一種權宜之策，但遭到許多文官們的反對。而文官們卻沒有忘記封自己的官職。這就激起武將的反感。負責長江防務的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就大罵御史張慎言：

雪恥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於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升官，排忽武臣、專選文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甡，有悖成憲，真奸臣也！

劉孔昭還要爭當閣臣，有些“你當得，我也當得”的意思。

史可法立即以“勳臣無入閣”的先例加以反對。因而他的意見就顯得軟弱而又缺乏說服力。雖然劉孔昭因此而讓步，但心裡卻是不服氣的。所以他說：“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為安定地方軍閥，弘光王朝終於任命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馬士英上任後，東林黨為全面控制朝廷，朝廷會議要馬士英到鳳陽督師，而由史可法與高宏圖等主持朝廷大權。馬士英“大溫”。為什麼“溫怒”呢?顯然這是文臣有意排斥士英而引起的，因為無論是從軍事實力、組織能力、在軍隊中的威望，還是在建立南京政權時所起的作用，馬士英都比史可法強得多，當時的情況下，也只有馬士英能夠威懾住各地軍閥，主持中央工作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文臣的爭執，正如全祖望所說“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

啟用阮大鋮並非打擊東林黨

馬士英對阮大鋮並非對其完全信任，言聽計從，馬士英啟用阮大鋮之後對阮大鋮的權勢也多加限制，並非沆瀣一氣，這一點，後面做說明。但當時馬士英確實面臨無人可用的境界。面對驕兵悍將，特別是面對以左良玉為首的擁兵自重的將領，馬士英深知當時聯合之不易。因此在消除各部隊之間的矛盾衝突的同時，薦用有知兵之名的阮大鋮。

他也知道引用阮大鋮是一個危險的舉動，所以向弘光帝上疏說：

臣冒罪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鋮，當赦其罪，即補臣部右待郎。

當阮大鋮參政後，立即受到高弘圖、呂大器等的反對。呂大器甚至說：

越其傑、楊文聰等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宮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

由此可見，東林人士之反對馬士英，並不只是因馬士英任用“逆黨”阮大鋮，而是由於馬士英任用了一批知兵的官員。但是馬士英卻努力去消除對立情緒，希望雙方能團結對敵。

李清說：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宗周)人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

竇連波名竇滔，前秦符堅時任秦州刺史。妻蘇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秀麗。妾趙陽臺善歌舞。蘇蕙性急嫉妒，經常辱打趙陽臺。竇滔到襄陽任鎮守。蘇蕙氣憤不願去。竇滔只帶陽臺赴任。蘇蕙不聞不問。後來蘇蕙懊悔，就織迴文詩《璇璣圖》，派人送給竇滔。竇滔深為感動，就將陽臺送回秦州，迎蘇蕙到襄陽，恩情愈濃。從這首七言絕句所引典故，可見馬士英在組織南京政權的時候，既團結各派武裝力量，也注意協調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

當阮大鋮策劃打擊東林黨人的時候，馬士英就加以阻止。當時有個瘋和尚大悲，自稱是親王，被京營戎政趙之龍逮捕。大悲在受審時的供詞說：“今潞王賢明，應為天子，欲弘光讓位”。阮大鋮企圖以此將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等數十名東林人士列人案中。可是馬士英“不欲興大獄”，`而只將大悲處死結案。清人戴名世說.“馬士英性本疏闊，不欲殺人”。這些都可證明馬士英並沒有主動挑起內部鬥爭的行為。

援助史可法的問題

加於馬士英的又一條罪狀是，當史可法堅守揚州而向南京求援的時候，馬士英不發一兵一餉，致使史可法城陷身亡。

實際上，當時南京政權已是眾叛親離，兵散餉竭，無法派出援兵。史可法坐鎮揚州，經營防務幾近一年，清兵才攻城，不到兩天就攻下來，可見當時史可法統軍之無能，軍隊之脆弱渙散，其失敗之責也就不能由馬士英來負了。

當然，馬士英與史可法的關係並不好，也就太不信任史可法，從而影響了兩人的合作。當史可法將清軍從宿遷、邢州退走的消息奏報南京時，馬士英竟認為是史可法騙取年末鎬賞，而謊報軍情。這在當時造成極壞的影響。但是當時將帥謊報軍情也是常事，馬士英以常人之情來度測史可法，應該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李清說馬士英被激怒而“走險”，並不確切。馬士英敗退錢塘江上，遇到黃道周，被黃道周大罵不已，“落靴走”，再以他當時的兵力權勢和絕望處境，完全可以任意處置黃道周而無後顧之憂。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避開矛盾。

賣官鬻爵問題

馬士英在南京主政時的一大弊政就是論銀賣官。不管是淮，只要有一錢就可以買官來做。以致南京人有順口溜說：“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賣官蓄爵之舉並不是馬士英的首創，而是明代解決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手段。明代軍隊的給養來自地方財政，根本無法保證。在秩序混亂的戰爭狀態，軍隊更是難獲給養。於是出現“人盡招兵，人盡派響”的局面。李清揭露各鎮撫監紀場“借警咆哮，甚而截劫”糧晌時就指出，按最好的情況計算，每年的財政支出也只有七百萬兩，而收入是六百萬，於是建議汰無用，核虛名。

他大約也知道自己往往在敷衍委蛇，所以在李清希望他嚴格執法時，他卻說：“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可見馬士英是十分了解當時的形勢的，認為求同存異的聯合必然只能和稀泥。

當時以賣官弩爵來解決財政問題的，至少還有在福建浙江一帶活動的鄭芝龍鑫，因此不應將此罪名加在馬士英的頭上。

關於以擁立弘光帝而居功的問題

馬士英因為擁立福王為帝有功而受封為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金事。東林黨人常以此攻擊馬士英。其實馬士英在混亂之時，組織軍隊建立新王朝，應該是有大功的。

所以史可法向弘光帝奏言：“馬士英合諸鎮之功，爵賞似難異同”。這才有受封太子太師之事，亦可見馬士英與史可法並不是一直對立的。福王當國合乎封建倫序。但是一些大臣卻要立潞王，這才有所謂的擁立之功。

李清就曾指出兩派的擁立之爭主要來自文臣一方。他說：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高)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

有一次，馬士英與另一大學士姜日廣在弘光帝面前爭吵時，姜日廣說：

皇上以親以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日：“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疏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

可見馬士英並沒有以擁立而居功，“居功”是對立派強加給他的罪名。馬士英並沒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對皇帝畢忠畢敬。

左良玉的監軍黃澎有一次在朝廷上面對面地攻擊馬士英權奸誤國。馬士英沒有與他爭吵(“士英不能辯一語”)。於是黃澎用紛板打馬士英的背。馬士英沒有反抗，只是說：“陛下看啊”。明史說馬士英因為害怕左良玉，才沒有殺黃澎。其實當時左良玉反跡已露，馬士英一直對他防範得很嚴，而且調兵遣將到長江上游佈防，根本說不上什麼害怕。他之所以寬容黃澎，只是不希望引起更大的紛爭。

馬士英“欲為君子”和“憒憒”之風在此又一次作了充分表現。馬士英為了不因此而真的“引疾歸去”，並沒有利用權力要脅弘光帝，而是由宦官田成等向弘光哭訴說：“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

馬士英如果擁兵自重要挾皇帝，還用得著叫人去向皇上泣訴求情嗎?

還有一件傳聞小事可證明馬士英沒有以擁立居功。幾弘光帝最喜愛的閹人張執中，大臣們難得見他一面。如果他接見哪個人，哪個人就會感到十分榮幸。只有馬士英隨時可以登門，有時還可得清茶一杯，“士英即覺榮甚”。假使馬士英要功而挾持天子，一個小宦豎是不可能在他面前作威作福的。

結語

回想那些尖銳攻擊馬士英的東林黨人，除史可法外大多投降了清朝，比如攻擊馬士英最為得力的黃澎，後來引清兵攻下徽州，而馬士英則抗清身死。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安順姚大榮先生才寫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鉛印出版，公開為馬士英翻案。姚大榮是第一個為馬士英鳴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