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封來自3750年前一名巴格達商人的投訴信，信裡這樣寫道：
Ea-Nasir先生，
我們本來約定好你提供上好的銅錠給我，我支付相應的報酬，沒想到我最後收到的卻是一堆垃圾！每次交易，你不僅態度傲慢，還總是延遲交貨，如果你再這樣下去，我將終止與你的貿易往來！另外，由於此次的貨物不合格，我要求你退回所有款項，若不然，請你拿出符合要求的貨來！
Nanni
這封信是一名叫做Nanni的商人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寫於泥板上的，從信中可知，他對供貨商Ea-Nasir的所作所為非常不滿。巧的是，考古學家在其附近找到了類似的泥板，上面同樣是其他客戶投訴Ea-Nasir的信件，可見，這位銅礦商在同行中的口碑非常糟。
之所以提到這封信，並不是要討論這位3750前的西亞商人的是是非非，而是想說明一件事：在3000-4000年前，中西亞地區的青銅貿易十分發達，信裡提到的銅錠，就是製作青銅的主要原料之一。
一、兩河流域的青銅流通網
可以說，兩河流域的青銅文明是建立在商業貿易之上的，因為在當地，青銅原料十分稀缺，鑄造青銅需要的銅、錫、鉛等礦產資源幾乎完全依賴於進口，比如錫礦石來自於伊朗高原，銅礦則進口自巴林和託魯斯地區。
無論戰爭、農業還是日常生活，這裡的人都離不開青銅器，巨大的需求促使中西亞地區形成了一個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龐大商貿網絡，往西可至歐洲，往東可到印度，往南可達非洲。
某種程度而言，這張巨大的網絡使當時的亞非歐三地形成了一個青銅時代的“命運共同體”，從而促使了文化、制度、習俗、宗教、技術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並把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的文明火種傳播至歐洲，使得千年後地中海文明的誕生成為可能。
二、西方商業文明的萌發
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這張貿易網絡，保證所有商業活動正常運行，人們創造出一系列相應的制度與法則，最早的商業合夥人制度、最早的商會、最早的工商管理機構、甚至是最早的銀行，都由此而生。
在當地，還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薩格加爾”的商人首領，他們享有崇高的地位，擁有大量的財富與奴隸，與“伊什布（祭司）”和“恩”（城邦首領）一樣，同屬統治階層。
為了更為快捷與低成本地獲取礦產資源，兩河流域的中心文明曾一度在小亞細亞等周邊地區進行商業殖民，開設商會與辦事處，但無論如何，在這個巨大的“亞非歐共同體”中，一切交往與活動僅限於商業（戰爭除外），各文明之間在政治上是平等獨立的。
長此以往，對商業貿易的巨大依賴，使得這片地區無論歷經多少次改朝換代，都基本維持商業社會的性質，所以在各種出土的泥板中，頻繁地出現諸如文章開頭的投訴信，以及收據、賬冊、合同、欠條等內容。
這種基於商業經濟而誕生的文化，也成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
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同時期的中國，卻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商朝的青銅流通網
中國的青銅文明誕生時間較晚，其源頭也頗具爭議性，不過有一點卻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青銅鑄造方面，中國古人尤其地“財大氣粗”、“揮霍奢靡”。
縱觀三代之青銅器，無論是數量、精美程度，還是單個體量，對於同時期的西亞國家而言，都是望塵莫及。
緣由何在？是我們“家裡有礦”，經得起揮霍嗎？
當然不是。事實上，三代的政治中心——中原，銅錫資源同樣稀缺 ，但在南方地區，包括廣西、廣東，以及雲貴川等地，蘊藏著大量的青銅礦產資源，比如雲南的箇舊就是因為錫礦豐富而被譽為錫都。
可問題是，商周時期，雲南、四川等地並不屬於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就算這些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中原政府也無法任意索取吧？
從理論上而言，確實如此。
但奇怪的是，考古學家通過對婦好墓裡12件青銅器的鉛成分進行同位素分析，發現其中有5件的鉛竟然是來自千里之外的滇中地區。
無獨有偶，在江西的吳城、九江，考古學家也勘探到殷商政府設立的銅礦開採區，這裡距離殷都雖然沒有云南那麼遙遠，可也算是商人的外服之地，遠離商朝的政治中心，商人未必能對其進行直接管轄。
所以，商人到底是通過何種方式把這些“蠻荒之地”的青銅資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像兩河流域一樣通過貿易？
顯然不是。
從出土的甲骨文中，我們瞭解到商人經常南征北伐，為了獲取和田玉料，商王武丁曾派兵攻打西戎、鬼方，從而開闢了一條通往西域的“玉石之路”。
《詩經·玄鳥》裡也說道：
邦散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可見，商帝國的版圖是通過對四土之境進行軍事征服換取而來。
那麼，商朝的青銅之路是否也是通過戰爭開闢的呢？
只能說，武力征伐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央政府對地方存在一種無形的約束力，而這種約束力的形成來源於商初建立的一種新型國家結構——外服制。
四、商朝的外服制
《尚書·酒誥》中記載有：
自成湯至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
殷商以王畿為界，以內稱為內服，以外則為外服，內服是商王的直轄區，百官協助管理，外服則包括侯、甸、男、衛四種。
據現代學者分析：侯服，是為商王防守邊疆的部族；甸服，是有義務定期向商王納貢的部族；男服，從字面意思推測，應該是從事農耕勞作、服徭役，並需定期納貢的人群；衛服，是保衛商王室的軍隊。
商王如何管控外服的那些異姓部落呢？
在《孟子·滕文公》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商湯時期，有一個叫做葛伯的諸侯沒有按時完成祭祀任務，商湯責問他為何停止了祭祀，葛伯說他們部落缺少牲畜，所以無法祭祀，於是商湯贈送牛羊於葛伯，葛伯把牛羊都吃了，還是沒有進行祭祀，商湯又問他何故，葛伯說他們沒有糧食，於是商湯又派人到葛地教他們耕種，並賜予老弱之人以食物。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在商朝時期，已經出現了類似後世“朝貢體系”或“羈縻政策”的雛形。
地方邦國、諸侯要定期向商王納貢，並提供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服務，當他們有難時，商王也會提供一定的幫助和支持。
當然，外服部落，即這些候伯們是否會嚴格按照商人的遊戲規則履行義務，取決於中央王朝的國力強弱：商朝強盛時，大多數人會按照規矩來，若出現少數刺頭，商王就痛打一番，以儆效尤，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葛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商湯的權威，最後的結果就是“湯一徵，自葛始”——成了商湯殺雞儆猴的那隻雞。
這樣一來，一切都解釋得通了。
商人之所以能從疆域外的雲南獲取青銅原料，能在邊疆之地（江西）建立多處採礦據點，皆源於商王朝的這套政治體系。
商人通過這種特殊的政治聯繫，把其影響力輻射到四方之國，並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證下，源源不斷地獲得一切所需的礦產。
商朝的青銅流通網絡與兩河流域一樣，一旦建成，不僅是礦產資源，其他物資，如沿海的貝殼、新疆的玉石，都可以順暢地彙集於王都。
同時，商人的文明通過這個網絡也能傳播到各地，比如四川的三星堆，可以看到很多商文明的痕跡。
藉由“軟實力”的輸出，商王朝又能進一步鞏固對外服之地的掌控力與影響力。
五、東、西方文明的分水嶺
對比東、西方青銅資源的獲取模式，能明顯看出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也造成了東西兩大文明體發展模式的不同：
兩河流域所需的核心資源與財富積累，來源於商品流通，頻繁的商貿活動，促使了商業社會的產生；而中國則是先通過政治變革，創立新的社會運行規則，再借此把青銅器等重要資源與物質財富集中在國家手中，從而形成了強大的中央政府。
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使國家的大一統成為可能；鬆散的商業聯盟，則隨時都可能崩塌。
這也許就是為何西亞與歐洲長期處於分裂，而中國自商以後，無論哪個朝代，都不約而同地趨向統一的原因之一。
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類，也許都來自10萬年前的同一個“夏娃”；
5000年前，東、西方文明前進的方向也沒有太大的不同；
4000年前，風靡於世界各地的青銅器，也無本質的區別。
但是，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在3500年前，歷史出現了第一個重要轉折點，秩序、權利、國家，在青銅器與人類文明的相互塑造中，產生了質的改變，自此，東、西兩大文明體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 周書燦，“商代外服制探討”，河北大學學報 Vol.28.2,June 2003；
- 易寧，“試論早期歷史時期蘇美爾城邦政體”，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9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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