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大年院士簡介>>
葉大年，廣東鶴山人，1939年生於香港，中共黨員，民盟盟員。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院士（學部委員）。曾任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葉大年院士主要從事礦物學、晶體化學和礦物材料方面的研究。他開拓了結構光性礦物學的新領域，並著有世界上第一部此領域的專著。近年來，他致力於“城市的對稱分佈和城市化趨勢預測”研究，有關見解已成為我國制定城鎮化建設方案的重要參考意見。
出生於抗戰期間的葉大年院士，幼時跟隨父母輾轉西南。他親眼目睹了昔日的落後，也因此對中國的建設成就極其自豪。採訪時，葉院士感嘆，小時候中國幾乎做不出什麼工業品，肥皂叫“洋鹼”，釘子叫“洋釘”；如今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科研工作外，葉大年尤其重視學生的教育培養。他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學位委員會主任和研究生部主任，戲稱自己是研究所的“黃埔軍校”校長，培養出來僅院士就有7名，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有幾十名。
歷經苦難見證國家走向富強
1938年10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開始了對廣東地區的陸上侵略。惠州、廣州等地相繼淪陷，葉大年父母躲避戰火撤到香港。動盪中，1939年，葉大年在香港出生。
此時，隨著沿海港口及鐵路交通線相繼淪陷，中國亟須一條後方國際通道。在雲南，東起昆明、直達中緬邊界的滇緬鐵路開工建設。葉大年的父親葉勉之先生，畢業於中山大學土木工程系，通過老師的介紹，在滇緬鐵路局找到一份技術員工作。隨後，母親帶著襁褓中的葉大年和兩歲的哥哥，也來到雲南。
之後隨著局勢動盪，葉大年一家不免顛沛流離。期間，只在鶴山老家短暫住過半年時間。“我7歲前，我們一家在廣西、雲南、四川轉了個圈。”直到1946年秋，葉大年一家才在貴陽安頓下來，開始讀小學。
少年時的漂泊，使得葉大年尤其珍惜如今的國家富強。現年80歲的葉大年，回顧當年的苦難，卻用了“幸運”來總結：“我這一代人比較幸運是什麼？我們看到了中國最危險的時候，而現在又看到了中國輝煌的時候。”
葉大年回憶，當年在鐵路子弟學校讀書，學校設施很落後，“但教師的水平不低，有的是工程師的太太，有的課程就是由工程師兼任。”
作為鐵路子弟，從小隨著工程走，葉大年對於國家的發展有著極其直觀的認識。“我父親在抗戰時候修飛機場，那個時候根本沒有壓路機，用一個兩三米直徑的石頭碾子。”葉大年舉例子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在貴陽念初中，當時貴陽最大的工廠做了一個斷釺機，能把鋼釺打成一截一截，用去修鐵路修公路。現在來看是小菜一碟，縣城機械廠都能做；當時做了斷釺機，就‘敲鑼打鼓跟毛主席報喜’了。”
“現在再看我們國家，貴州都有飛機制造廠了。全世界建築機械大半是中國生產的……我父親在貴州修過鐵橋，現在我們有港珠澳大橋……”講起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葉大年滔滔不絕，感慨不已。
陰差陽錯讀地質
1957年葉大年高中畢業，考大學的時候，貴州出臺規定只能報考本省大學。葉大年和同學不服，決定給毛主席寫信、到教育廳“請願”。 雖然問題最終得到解決，但被認為是發動者的葉大年被“打入另冊”，在高考中被除名，淪為“社會青年” 。
“我打主意幹別的事，想去當火車司機，也沒報上名。這個時候我父親告訴我，你自修再考一年。” 因仰慕華羅庚和李國平等數學家，葉大年當時立志做數學；除了複習高中功課外，還自學大學的解析幾何和微積分， 高考前夕在《數學通訊》雜誌發表了一篇“小文章”《二元二次聯立不等式的圖解法》。
“這是我做科學研究的最開始。我感覺到，雖然沒有上大學，我證明我是有才能的。”葉大年回憶。1958年第二次高考，葉大年報了北京大學數學系，結果陰差陽錯，被錄取到北京地質勘探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普查系。
大學裡，結晶學家彭志忠很欣賞葉大年的悟性。他告訴葉大年，礦物學和結晶學中也有很多用到數學的地方，並引導他走上礦物學道路。
“陰錯陽差也好，遇到高人的指點也好，就跑到這條線上了。”葉大年說。
開拓礦物學新領域
本科期間，葉大年就因“成績很好”小有名氣。大二時，他發現“光性礦物學”這門課程只講技能，不講理論。瞭解深入後得知，該領域只有數據，幾乎沒有理論可講。這給葉大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葉大年大學畢業，他被批准報考研究生，考上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何作霖教授的研究生。葉大年嚮導師提出，自己想做光性礦物學的理論研究——也即“結構光性礦物學”。“何先生本意要我研究花崗岩接觸帶，我把自己擬定的科研方向告訴他後，何先生很開明，同意了我的想法。”
1964年，葉大年發表了第一篇結構光性礦物學的中文論文，1965年又在《中國科學》發表了英文論文。此後的二十多年裡，即使是“文革”期間，葉大年也沒有停止研究，終於在1987年實現夙願，出版了世界第一本結構光性礦物學專著，從而開拓了礦物學的新領域。
1991年，剛過50歲的葉大年，因上述成就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除了光性礦物學，在礦物材料科學、變質岩石學和統計晶體化學等領域，葉大年均有涉獵，且取得了不俗成績。地學部的另一位院士歐陽自遠曾評價說，葉大年之所以在好幾個領域做出成績，關鍵在於其善於思考，特別是有“立體性思維”。
葉大年在採訪中則多次強調，自己能夠有點成績，都是在恩師的提攜下取得。他歷數在各個階段給予他幫助的老師們，有的是專業上的導師，有的指導了他科研方法，有的在特殊年代為他仗義執言……
“老專家提攜過我，那麼我是不是應該提攜別人？”也因此，從1978年開始，葉大年擔任所裡的研究生部主任和學術委員會主任，投入大量精力做教育工作，一直到今天。葉大年戲稱，自己是所裡的“黃埔軍校”校長，培養出來僅院士就有7名，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有幾十名。
“這是一種傳承，”葉大年不無自豪地說，“現在走到哪都有學生‘葉老師你好’，這比啥都強。”
對話：“科學家要關心國家大事”
南方日報：幼年時短暫的家鄉生活，給您留下過哪些印象？
葉大年：我家是在江門鶴山，古勞鎮。古勞是有名的水鄉，家家都有小船，我們到鎮上或者旁邊的村子都是划船去的，很有點意思。我一直很自豪的就是，雖然在廣東只住過六七個月，但我做夢都希望用廣東話說話；有機會碰見廣東人，我全是說廣東話。我的鄉情就體現在這裡。
南方日報：新中國70年來，我國科技工作發生了哪些深刻變革？
葉大年：小時候，科學研究是什麼，我們根本不知道。即使是我們的老師也不知道。好像那個時候的科學研究只是極少極少數的人，有機會做點零零星星的工作。 我念中學的時候有個說法，“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愛因斯坦”。雖然有科學家也做過一些很高水平的東西，這畢竟是鳳毛麟角。
新中國成立沒幾年，我們就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科研體系。尤其改革開放後，建立了現代的科學管理的體制。
比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自由申請的，體現了科學家的自由意志和主導。新中國成立前，科學研究沒經費，嚴濟慈（注：中國現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1949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用36塊大洋做科研。現在我們的題目不要說36塊大洋，幾十億元的題目都有投資。普通的一個小青年，都可以從基金委申請到幾百萬的科研經費。
南方日報： 您不僅科研做得好，教育工作也傾注大量心血。在您看來，科學家應如何平衡好“科研”和“教學”？
葉大年：我的體會是，科學跟教育，尤其是科學跟高等教育，必須要緊密地結合。對於學生來說，有更多參加科研實踐的機會。對於老師來說，假如只是搞科學研究，不教書，知識會面越來越窄；教書的話，學生五花八門的問題都會提來問，問的過程中教學相長。
南方日報：您當了20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有15年是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直積極參政議政。您認為科學家應以怎樣的姿態參與社會活動？
葉大年：有人認為科學家“少管閒事”，要集中精力，我原來也是這樣。我當了全國政協委員後，（1988年）春節茶話會的時候，我把我當院士最得意的研究《結構光性礦物學》送給錢偉長先生。他簡單地看了一下，表揚了一下，緊接著很認真地跟我說，科學家應該關心國家。我想錢先生年紀很大了，還在關心國家大事，我開始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
政協委員不是光榮稱號，它提醒我，應該給老百姓乾點事。我的宗旨是提建設性意見，尤其利用我對地理的知識，在政協裡提了好幾條意見，最後國家都實施了。這是一個責任，不能說（社會工作）影響科研工作，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駐京記者】王詩堃
【策劃】陳楓 趙曉娜
【圖片】王詩堃
【作者】 王詩堃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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