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年院士简介>>
叶大年，广东鹤山人，1939年生于香港，中共党员，民盟盟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学部委员）。曾任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叶大年院士主要从事矿物学、晶体化学和矿物材料方面的研究。他开拓了结构光性矿物学的新领域，并著有世界上第一部此领域的专著。近年来，他致力于“城市的对称分布和城市化趋势预测”研究，有关见解已成为我国制定城镇化建设方案的重要参考意见。
出生于抗战期间的叶大年院士，幼时跟随父母辗转西南。他亲眼目睹了昔日的落后，也因此对中国的建设成就极其自豪。采访时，叶院士感叹，小时候中国几乎做不出什么工业品，肥皂叫“洋碱”，钉子叫“洋钉”；如今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科研工作外，叶大年尤其重视学生的教育培养。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学位委员会主任和研究生部主任，戏称自己是研究所的“黄埔军校”校长，培养出来仅院士就有7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几十名。
历经苦难见证国家走向富强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广东地区的陆上侵略。惠州、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叶大年父母躲避战火撤到香港。动荡中，1939年，叶大年在香港出生。
此时，随着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相继沦陷，中国亟须一条后方国际通道。在云南，东起昆明、直达中缅边界的滇缅铁路开工建设。叶大年的父亲叶勉之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通过老师的介绍，在滇缅铁路局找到一份技术员工作。随后，母亲带着襁褓中的叶大年和两岁的哥哥，也来到云南。
之后随着局势动荡，叶大年一家不免颠沛流离。期间，只在鹤山老家短暂住过半年时间。“我7岁前，我们一家在广西、云南、四川转了个圈。”直到1946年秋，叶大年一家才在贵阳安顿下来，开始读小学。
少年时的漂泊，使得叶大年尤其珍惜如今的国家富强。现年80岁的叶大年，回顾当年的苦难，却用了“幸运”来总结：“我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最危险的时候，而现在又看到了中国辉煌的时候。”
叶大年回忆，当年在铁路子弟学校读书，学校设施很落后，“但教师的水平不低，有的是工程师的太太，有的课程就是由工程师兼任。”
作为铁路子弟，从小随着工程走，叶大年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极其直观的认识。“我父亲在抗战时候修飞机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压路机，用一个两三米直径的石头碾子。”叶大年举例子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贵阳念初中，当时贵阳最大的工厂做了一个断钎机，能把钢钎打成一截一截，用去修铁路修公路。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县城机械厂都能做；当时做了断钎机，就‘敲锣打鼓跟毛主席报喜’了。”
“现在再看我们国家，贵州都有飞机制造厂了。全世界建筑机械大半是中国生产的……我父亲在贵州修过铁桥，现在我们有港珠澳大桥……”讲起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大年滔滔不绝，感慨不已。
阴差阳错读地质
1957年叶大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贵州出台规定只能报考本省大学。叶大年和同学不服，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到教育厅“请愿”。 虽然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但被认为是发动者的叶大年被“打入另册”，在高考中被除名，沦为“社会青年” 。
“我打主意干别的事，想去当火车司机，也没报上名。这个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自修再考一年。” 因仰慕华罗庚和李国平等数学家，叶大年当时立志做数学；除了复习高中功课外，还自学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高考前夕在《数学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二元二次联立不等式的图解法》。
“这是我做科学研究的最开始。我感觉到，虽然没有上大学，我证明我是有才能的。”叶大年回忆。1958年第二次高考，叶大年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录取到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普查系。
大学里，结晶学家彭志忠很欣赏叶大年的悟性。他告诉叶大年，矿物学和结晶学中也有很多用到数学的地方，并引导他走上矿物学道路。
“阴错阳差也好，遇到高人的指点也好，就跑到这条线上了。”叶大年说。
开拓矿物学新领域
本科期间，叶大年就因“成绩很好”小有名气。大二时，他发现“光性矿物学”这门课程只讲技能，不讲理论。了解深入后得知，该领域只有数据，几乎没有理论可讲。这给叶大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叶大年大学毕业，他被批准报考研究生，考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何作霖教授的研究生。叶大年向导师提出，自己想做光性矿物学的理论研究——也即“结构光性矿物学”。“何先生本意要我研究花岗岩接触带，我把自己拟定的科研方向告诉他后，何先生很开明，同意了我的想法。”
1964年，叶大年发表了第一篇结构光性矿物学的中文论文，1965年又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英文论文。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即使是“文革”期间，叶大年也没有停止研究，终于在1987年实现夙愿，出版了世界第一本结构光性矿物学专著，从而开拓了矿物学的新领域。
1991年，刚过50岁的叶大年，因上述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除了光性矿物学，在矿物材料科学、变质岩石学和统计晶体化学等领域，叶大年均有涉猎，且取得了不俗成绩。地学部的另一位院士欧阳自远曾评价说，叶大年之所以在好几个领域做出成绩，关键在于其善于思考，特别是有“立体性思维”。
叶大年在采访中则多次强调，自己能够有点成绩，都是在恩师的提携下取得。他历数在各个阶段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们，有的是专业上的导师，有的指导了他科研方法，有的在特殊年代为他仗义执言……
“老专家提携过我，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提携别人？”也因此，从1978年开始，叶大年担任所里的研究生部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投入大量精力做教育工作，一直到今天。叶大年戏称，自己是所里的“黄埔军校”校长，培养出来仅院士就有7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几十名。
“这是一种传承，”叶大年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走到哪都有学生‘叶老师你好’，这比啥都强。”
对话：“科学家要关心国家大事”
南方日报：幼年时短暂的家乡生活，给您留下过哪些印象？
叶大年：我家是在江门鹤山，古劳镇。古劳是有名的水乡，家家都有小船，我们到镇上或者旁边的村子都是划船去的，很有点意思。我一直很自豪的就是，虽然在广东只住过六七个月，但我做梦都希望用广东话说话；有机会碰见广东人，我全是说广东话。我的乡情就体现在这里。
南方日报：新中国70年来，我国科技工作发生了哪些深刻变革？
叶大年：小时候，科学研究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即使是我们的老师也不知道。好像那个时候的科学研究只是极少极少数的人，有机会做点零零星星的工作。 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个说法，“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爱因斯坦”。虽然有科学家也做过一些很高水平的东西，这毕竟是凤毛麟角。
新中国成立没几年，我们就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科研体系。尤其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现代的科学管理的体制。
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自由申请的，体现了科学家的自由意志和主导。新中国成立前，科学研究没经费，严济慈（注：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1949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用36块大洋做科研。现在我们的题目不要说36块大洋，几十亿元的题目都有投资。普通的一个小青年，都可以从基金委申请到几百万的科研经费。
南方日报： 您不仅科研做得好，教育工作也倾注大量心血。在您看来，科学家应如何平衡好“科研”和“教学”？
叶大年：我的体会是，科学跟教育，尤其是科学跟高等教育，必须要紧密地结合。对于学生来说，有更多参加科研实践的机会。对于老师来说，假如只是搞科学研究，不教书，知识会面越来越窄；教书的话，学生五花八门的问题都会提来问，问的过程中教学相长。
南方日报：您当了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有15年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直积极参政议政。您认为科学家应以怎样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
叶大年：有人认为科学家“少管闲事”，要集中精力，我原来也是这样。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1988年）春节茶话会的时候，我把我当院士最得意的研究《结构光性矿物学》送给钱伟长先生。他简单地看了一下，表扬了一下，紧接着很认真地跟我说，科学家应该关心国家。我想钱先生年纪很大了，还在关心国家大事，我开始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政协委员不是光荣称号，它提醒我，应该给老百姓干点事。我的宗旨是提建设性意见，尤其利用我对地理的知识，在政协里提了好几条意见，最后国家都实施了。这是一个责任，不能说（社会工作）影响科研工作，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驻京记者】王诗堃
【策划】陈枫 赵晓娜
【图片】王诗堃
【作者】 王诗堃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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