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元典《道德經》，穿越時空，歷久彌新，依然散發著智慧的光芒。《道德經》問世於農耕文明，其獨特的思維方法和價值理性，一直是哲學家、思想家不斷回溯而尋找靈感的不竭源泉，尤其令人驚奇的是，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社會按照資本邏輯發展，工具理性發達，被稱為綠色聖經的《道德經》已成為解開現代性困局的理論基石。
《道德經》的作者是老子。《史記》雲：“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周室歷史。
公元前551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在被推薦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隨常樅（商容）學習知識。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權貴排擠，被甘簡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職，出遊魯國。在魯國巷黨主持友人葬禮，孔子助葬。時孔丘十七歲，問禮於老聃。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史。公元前526年，孔子適周觀光，拜訪老子。公元前516年，老子因守藏室典籍被王子朝擄至楚國，被罷免守藏室史職務，回故里居住。
漢劉向在《列仙傳》中說老子：“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劉向說老子是騎青牛出關的。
晚明諸葛羲又進一步證明老子騎青牛出關是史實。諸葛羲，是諸葛亮的36世孫，崇禎元年進士，他在《青牛老樹記》開篇寫道：“老子入函谷關，為令尹喜強著書，道德數千言，傳至今，獨青牛所繫樹，世罕傳。餘初過華陰，入西嶽廟。雨甚，踉蹌雨中，不知有青牛樹也……（考上進士那年）再過華陰……有道人指樹眂餘。樹在鈡鼓亭左，高丈有餘，輪困蟠結，與他樹不類。相傳為老子系青牛下。禿頂無梢，澤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膚，覷之色猶蒼然。自周至今，千百餘載矣。況前此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乎？”認定老子騎青牛出關，有青牛樹為證。亦可見老子騎青牛出關，在當地流行甚久，並非空穴來風。
青牛，即玄黑色水牛。這與老子反對迸於進取的快節奏的農耕生活有關，他不乘舟輿而騎青牛遠行，尋找自己心中理想的“烏托邦”，是在踐行自己的思想，表明他對質樸無爭的慢節奏的漁獵採集文明的服膺和農耕文明的反動。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經》，明白無誤地表示他反文字、反征戰、反科技、反交流、反智力的主張，是他最“激烈的政治宣言”，充滿了對精耕富裕農業社會的警告與預言。
老子反對的農耕生活，在現代人看來，是極其寶貴的一段歷史記憶。許嘉璐說：“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農耕生活是極其寶貴的一段，它所產生和發展的文化核心最適於作為一種有靈性的動物在這個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續。工業化、後工業化所產生的一些理念，為了達到牟利的目的經常違背自然、違背規律。而以人為本的農耕文化，卻一直教誨子孫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質、珍惜自然。”但就是這樣一個現代人認為比較合理的農耕社會，老子卻以其非凡的洞見預示了人類社會發展中將會出現的嚴重問題。
老子是大智者、思想家，有很強的預見性。《史記》記載，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儋，即老子。
老子預言的周秦國運十分靈驗。秦國是東周的開國諸侯，“秦救周，始為諸侯”是指的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率兵勤王且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賞宅封國，亦即秦人在周王室龍興之地立國。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滅西周，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派呂不韋滅東周，至此東周王朝徹底滅亡，周並於秦。“別五百歲複合”，指秦國徹底滅周(當時的西周公代表了東周王朝的正統)，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共514年。即使周亡年份定為公元前249年，從襄公立國到東周滅亡也不過531年，大數符合老子說的五百歲而複合。
嬴政皇帝出生於公元前259年，駕崩於公元前210年，在嬴政13歲也就是公元前248年時，嬴政成為秦王。嬴政年幼，國政由丞相呂不韋與太后趙姬共同執掌，實際上是呂不韋在執政。嬴政22歲時在雍城蘄年宮舉行冠禮，收回旁移的王權，正式親政，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從東周王朝正宗的西周國滅亡，到嬴政親政，也就是從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38年正好17年，這就是老子說的“合十七歲而霸王出”。
根據《史記》記載，老子是在秦獻公時期西行入秦的。據說秦獻公很賞識老子，曾想拜老子為相治國理政，但老子堅辭不受。按說老子的道家思想與秦國的法家思想南轅北轍，但老子卻偏偏選擇入秦隱居林泉，且終老於此而未曾受兵荒馬亂之苦。真是謎一樣的老子！
現代性困局的形成，更凸顯了老子《道德經》的先知先覺和價值理性，因此，老子《道德經》在當代西方很受歡迎。《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子長期生活在周朝，又是守藏史，對周朝的發展歷史瞭如指掌，對周朝德衰有深刻的認識。司馬遷說“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是老子對周朝不斷衰落的反思，以自己無為而治的思想，為統治者治國理政指點迷津。倘若老子沒有深入研究周朝歷史，形成自己的治世思想，即使關令尹喜強使著書，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寫出震古爍今的五千餘言的《道德經》。
老子認為不斷髮展的農業社會，鼓勵人們爭高下、比窮富、辨善惡、別美醜、判智愚，直接把人民引導到盜賊戰亂上去了。整個社會人心不古，禮崩樂壞，諸侯紛爭，殺人掠地，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他把禍根歸結到聖人頭上，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極言開罵：“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老子希望由智詐、尚力、巧飾、爭名、逐利的農業社會迴歸到自然、淳樸、少私、寡慾的漁獵採集社會。
老子描繪了自己嚮往的社會圖景：“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兵甲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在《繕性》中寫出老子“見周衰”的原因及過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感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也。”最後弄得“世䘮道矣，道䘮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因此莊子和老子都認為要“絕聖棄智”，才能“民利百倍”。
有的西方學者把《道德經》稱為來自東方的綠色聖經，認為老子哲學所蘊含的非人類中心點與當代深層生態學相似。王素芬、丁全忠兩位教授在《生態語境下的老子哲學研究》中指出，在社會觀層面，老子反對有為多為、慧智機巧、私心褊狹、貪念慾望、雄強好勝、輕舉妄動、戰事戰爭、逞強爭霸、喧囂浮華，主張自然無為、無智無知、無私平衡、知足知止、雌柔不爭、致虛守靜、哀兵善戰、謙卑為下、返璞歸真。其中體現的是自然無為的生態思維方式、無為而治的生態政治模式。
有西方人認為，富裕的農耕社會，帶來的只是“工作、階級、戰爭”，而所謂的原始野蠻的漁獵採集社會，每週只要工作21小時到35小時，人們能力有限，慾望不大，資源財產不多，卻不貧窮匱乏，大家和樂相處，各採所需，是一個理想大同社會，何野蠻之有？
羅青說，事實上，這種推崇“野蠻人”的思潮，始於十九世紀的浪漫派。自1765年瓦特發明蒸汽機後，理性冰冷、貧困擁擠又烏煙瘴氣的工業城市興起，刺激了嚮往自然山林、注重直觀感性的浪漫思潮出現。
現代性的最大錯誤，是將價值理性降低為工具理性，將科技與人文割裂開來，導致個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滋長，家庭和共同體在破裂和消解，價值體系紊亂和社會焦慮，資源與環境受破壞和汙染的程度在加劇，人類競相發展自我毀滅的工具如核武器、化學武器等等。老子主張的自然無為的生態思維方式、無為而治的生態政治模式，為處在現代性困局中的西方人解開困局提供了理論啟示，因而《道德經》在西方深受歡迎。《道德經》是世界上除《聖經》以外被翻譯次數最多的典籍，從1827年至今，其德語譯本數量已經超過百種。
老莊以自然、天真為美的最高標準和尺度。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面臨著人與自然的衝突而造成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衝突而產生的人文危機，人與人衝突而構成的道德危機，人與心靈的衝突而產生的精神危機，文明之間衝突而造成的價值危機，現代性幾乎成了自殺性的代名詞，讓西方人倍感惶惑不已又無可奈何。現代西方社會是按著資本的邏輯發生和發展的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文明之間的衝突和對抗，似乎難以避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說，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道德經》無疑是這種獨特的思維方法論的開篇之作、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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