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裡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經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據張培森同志統計，前後多達137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週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史實載人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張聞夭夫人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於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中央會議有較嚴格的區分，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後則一律用“主持”。這是講求分寸和實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寫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正是這一例外恰恰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後形成的慣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會議（政治局和常委）都由總書記張聞天召開和主持，如無特殊情況，毛澤東是不會違背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會議的。而且當時擔任政治局會議記錄住在張聞天隔壁的李華生、也與張聞天為鄰並列席這次會議的郭洪濤、開會時在場並作了簡單發言的劉英，都一再證明和堅持認為，13日會是由張聞天主持並在他的住處舉行的。
1938年以前，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只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只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後，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裡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
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係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多通過中共代表團），進行請示彙報、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國黨組織，如向各路紅軍和各中央局傳達中央重要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等）。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後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1935年2月4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迴音，也不對全國佈置總方針。”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後，就很快開會討論，作了答覆，隨後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角了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後，“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楊尚昆語。見他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後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遵義會議後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後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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