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後朱翔非：
我為什麼到中學去講儒學
採訪者：孔陽國學工作室
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四戊寅
耶穌2018年8月14日
“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潑潑的。儒家需要中國當代的學者、百姓共同繼承下來。”
“儒家應當有自己的發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間。走向民間就是走向社會。”
他說，他來到北京四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溫暖帶給孩子們。
他的名字叫朱翔非。
多年以後，回想起當時的決定，他從來沒有後悔過。
早在少年時期，他就在尋找一個足以“讓自己內心深處感到踏實”的支點。
大學期間，帶著佛家、道家的修持，從文學、美學一直學到歷史，他終於確定將儒家作為自己的信仰。
他所體會到的儒學是“鮮活的，具有永恆的形而上高度”，“可以讓人變化氣質、脫胎換骨”。
在他看來，走向民間、走向社會是儒家真正的方向，也是他自己的夙願。
十二年後，孔陽國學工作室的人數由最初的“二三君子”發展到千人有餘，當初那些“孩子們”也多已成年，在海內外不遺餘力地傳播他們所信仰的儒學。
2018年6月19日、21日，由孔陽國學工作室主辦的兩場儒學公益會講《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儒學》在北京舉辦，網絡觀看量累計近23萬人次。
聽到四位青年儒者分享儒學對於自己成長經歷的影響，許多觀眾當場落淚。
會講結束後，朱翔非的朋友，北京四中的特級數學教師谷丹激動地說：“你把現代人變成了古人，這些孩子們有古人的風骨！”
對於未來，朱翔非先生有進一步的規劃。
8月17日、19日，杭州、廣州的兩場會講結束後，他希望逐步建成儒家獨立的道場，講授儒家的經典、歷史與心性工夫，實現從幼兒到成人的一貫制儒家教育。
“所有人都應該學儒家，不是說讓孩子們學，儒家是全中國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國人的精神生命都在這上面。”
傳道之路
“從中學到大學乃至於到社會，人都應當做儒門工夫”
問：2006年，您博士後出站，沒有繼續留在大學任教，而是來中學講儒學，其中有怎樣的考慮呢？
朱翔非先生：博士後出站，今後怎麼發展的問題就提出來了。開始我也考慮過，比如說到大學去，有兩所大學有意聘請我。一個是廈門大學。我和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黃星民副院長一見如故。黃先生對我今後的發展非常熱心。
當時在北京，我們剛認識的當天他就請我和他一同參加宴會。黃先生對人心非常熱。我和他去了廈門，一看這個學校，地方太好了，海浪啊，大海邊，風光各方面都好。在裡面就好像走在一個仙境裡一樣，分不清現實還是想象。
當時在廈門大學講課，黃院長和一些教授聽，聽完黃院長說，現在問題不在於我們要不要你，而在於你究竟來不來。我一直對黃院長心懷感激，但後來我還是回來了（笑）。
當時還有一個學校，南京理工大學，實際也不錯。它原來是軍事化的，學校也很大，在南京，也很不錯。
這是兩個答應要我的學校。有的我都進行完體檢了。這陣我就想，要是真到一個大學去，到那就是副教授，然後就是教授，博導，一輩子就是這樣。
我當時有這樣一種感慨——我可能就是比較容易高估自己啊，這是我最大的特點——我就覺得這樣的生活也可以想象，我在北京，覺得各個院校也就這麼回事。我要做什麼？
廈門大學風光（圖源：網絡）
這個時候，我對儒家的理解和一般人就開始不一樣了：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潑潑的。儒家需要中國當代的學者、百姓共同繼承下來。
這是在2005年，甚至時間還要更早。2006年的時候，大學裡有學者探討這個話題，但在整個社會，探討學習之風沒有那麼濃烈。百姓真正需要儒家。大學內的學者不容易一下子把聲音傳遞到百姓那裡。
這是當時的現實，我覺得我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事。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學者開始走民間傳播儒家的道路。我認為儒家應當有自己的發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間。
走向民間就是走向社會。我想這才是我們儒家的本來面目。
好是好，該怎麼做？這個時候有一個契機，西城區在招教委副主任，我也去了，被選中了。當時說我還不能直接做教委副主任，應該先去北京四中這樣的名校做一些管理工作。
於是我就到北京四中擔任校長助理。當時我就想，我到北京四中，這個中學能讓我來管，我可以把真正的儒家帶過去。這時候我就下決斷了，把廈門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都辭了。
兩個學校的老師和領導都非常惋惜。我當時也是一腔熱血。這個說來好像比較傻，傻到家了，放著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不做，跑這來，不是瘋了嗎？當時我就覺得我應該這樣做，瘋不瘋也顧不得了，瘋就瘋了。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就撲向了北京四中。在此之前還有一段經歷。我給廈門大學的黃星民副院長寫信。我說，我來做這個實驗，做得怎麼樣，十年後再看吧。
當時這個想法是很悲壯的，覺得如果開闢不出儒家真正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就的確是一個失敗的經驗了。當時給人家看來，在二十一世紀，一個人追求儒學這件事就失敗了。
工作室志願者帶領四中學子在漱石亭前讀經
背後為四中國學長廊，鐫刻有中外經典中的著名語句
問：在您看來，在中學講儒學和在大學裡講有什麼區別呢？
朱翔非先生：大學，老師教學生是師生關係。中學，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有一些師徒關係的特點，師生之間的信任表現得更明顯。我可以把更真實的東西講出去。
這是說中學講儒學的一些優勢，但絕不是說大學講儒學沒有優勢。實際大學和中學之間應該是一以貫之的。從中學到大學乃至於到社會，人都應當做儒門工夫。
中學和大學學習儒家有不同的入口。中學相對來說早一些，大學相對靠後一些，有了更多思辨和批判的東西。不同年齡段，指導的入口不太一樣。中學是正常接觸儒學的年紀，孔子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如果從大學開始接觸儒學，就有些晚了。但是，一個人想把儒學弄清楚，把《論語》弄清楚，應當是從中學、大學到成年人一以貫之地學下來，不能說只是在某一階段學習就好了，這是錯誤的。
在中學裡面講儒學的任務，遠遠沒有結束，只是發揮出了一部分的作用。這在哪個中學都一樣。在大學裡應該講儒門的工夫，也應該講儒家的歷史。
2014年，朱翔非先生為四中人文班學生授課
問：您覺得給中學生講儒學的困難在哪？
朱翔非先生：時間啊，時間。沒有那麼多時間。我的課兩週一次，有時候再有一些事，部分課程取消了，兩週一次也保證不了，就很難辦。
而且中學的學制和大學不一樣。大學一堂課一個小時，中學一堂課才四十分鐘，而且講的都是老生常談的東西。我在課堂裡講一些學生不明白的，其中包括儒家的一些工夫。
但是我們的高中生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這方面知識比較差，但他跟你說話的時候不會把自己擺在比較差的程度，最起碼也是平等。還有一個，他從他媽媽爸爸、從社會那裡得到一些宗教的感覺，但他覺得這些將來自然和大學老師談，不和你談。跟你談，也不外乎尊重你，實際內心並沒把你當回事。這種情況就會覺得很難。
儒門工夫是學習儒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儒門工夫在中學就講出來的話，我的心裡也很矛盾。這個時候的孩子會對此投入相當的熱情，會影響高考，所以也就沒有辦法深入講。
當時我和同學們說，我們到大學以後再真正學儒家。如果真要講儒門工夫，人的轉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一點，學了儒門工夫，有心理疾病的人會少。一般來說，到大學之後，我們才真正講儒門工夫。中學階段，儒門工夫講得少，但也不是不講。
朱翔非先生在工作室
問：您覺得給中學生講儒學，講什麼最起作用？最能讓他們發生轉變的內容是什麼？
朱翔非先生：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你能變換你的氣質。你接受的是真正的儒家。我記得當時有這麼個事。有個同學一次和我說了一件事，說他們班有一個女生特別厲害，男同學女同學都對她表示欽佩。
那個女同學聽我說一段話以後傻了，說咱們老師有這麼高的能力啊。我當時沒吱聲。後來她們走了以後我這叫一個悲哀啊。跟大學生我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別說跟你了。
這是對我的一個褒獎是吧，她已經把她最好的東西拿出來了。這人還不一定學儒學呢。你對我表示好感，都說不到地方。我感到有些失望。
雖然我們有這麼多困難，但是儒家一旦鋪開，從中學到大學到成人，一直講下來，就能讓人看到希望，也能讓人看清儒學的本來面目。
問：中學生基本都是這樣的表現，那您認為能學儒家的學生是怎樣的？
朱翔非先生：少數人。少數能有拎得起來的。大學裡也是這樣。儒家好像和人的學識也沒什麼必然的關係。我剛才說那些和學識的關係也不大。說到這裡，應該講我們追求的是“德商”。我們講“德商”講了有一段時間了，但沒有真正落實。實際在儒家，如果說到德，那會使我們展現出本來面目。學與不學，差距相當大。
問：您如何看待學儒學和體制內教育的關係？您覺得高考真的是必須經歷的嗎？
朱翔非先生：不高考學儒學的人現在其實也不少。我們要辦儒家的學校。這個是我們現在最主要的計劃。我們以面對儒學的姿態，把工作室進一步擴大。完成我在2006年沒有去廈門大學，在民間傳播儒學的一個夙願。
我講過，孩子們長大了，上大學了，我可以給他們開課了！我和同學們說，大家等著，等你們上大學我再給你們講，這絕對是實話！這樣一個想法，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還要不斷地做嘗試。這才是真正的使命。
從2010年開始，我們一方面還做在體制內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把工作室的大學部建立起來，要給同學們講大學階段的儒學，或者不叫大學階段，準確說就是更加按照儒家的方式講儒學。
所以後來的大學部，實際上不完全是給大學生量體定做的，是給儒家做的。所以我們的隊伍中才有八十歲的老人參加學習。
問：您之前提到2005年，您認識到“儒家是充滿活力的”。您認為值得學者包括百姓共同繼承的儒家應該是什麼樣的？
朱翔非先生：儒家應該講工夫。從很早的時候，孔子跟顏回講工夫，一直都這樣。朱子、王陽明都這樣。不講工夫是我們這三四百年的歷史。
文革、批林批孔之後更厲害。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對儒學的這種認識存在著偏頗。說到根本上，不講工夫，講儒學，尤其是經學，這樣的人在帝王社會，人家不會迫害你。講工夫，人就頂天立地了，對於皇權來說是不可容忍的。
你頂天立地，就是在這個層面超越了皇權。再說到底的話，比皇權厲害。這個本質要看清楚。看不清楚，學儒學白學。
學儒家有幾個方式：一個是背，然後出去做官；還有研究，成為一個儒學的專家，但是不涉及形而上；還有講傳統社會的東西，不涉及現實。
這往往是清朝的講法。還有的人講，儒家的東西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都是傳統社會的，今天的社會和過去不一樣了。
如果今天要研究，就要有今天社會的高度。我們是站在今天說以前的，強調你這是舊的，我這是新的。談舊的可以，但是新的自然有新的做法。它強調古代、現代的區別。
儒家的高度哪是這樣來說的？儒家的高度現在就有，儒家的高度永遠都在。所以我最近在想一個詞，和以前不一樣。以前我們說中華傳統文化是吧，以後我就不這樣寫了，叫中華文化，把傳統拿下去。
中華文化，不叫中華傳統文化。你聽什麼時候外國人說人家研究傳統文化啊。有古典學者，但一般從現實角度來說，談的還是流動的東西，比如哲學。我們也不能變成中國古代什麼，把這些都陷在古代。
其實“陷在古代”，恰恰有著現實的需要。這個需要就是現實和以前不一樣。究竟是否一樣，大家用工夫來說。
我們這些學生把這個東西講給大家，按說他們也都是北京四中的，但這裡沒有說北京四中多麼了不起。因為我這十多年在這裡講學，我就在北京四中。
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來，北京四中的學生面臨那些問題，那些問題沒有給他了解儒學提供任何方便的條件。
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問題：北京四中我們權且認為是中國最好的中學，這樣的中學出現了這樣的危機，等於說全中國的中學都出現了危機，必須解決，這個是真實的。
問：您剛剛也提到了儒家的高度，您認為儒家的高度有什麼特點，它是怎麼達到的？而且和其他信仰相比，高度是否存在差異？
朱翔非先生：儒家講形而上的高度。“形而上”是在《周易》中講的，《論語》中講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講道。道跟形而上是一回事，這個高度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
有些人學了一輩子，好像也明白，講得頭頭是道，但因為儒家的工夫在那兒，他自己做不出來。這是一個真正的工夫，真正的可以世代相傳的，可以使你獨立、壁立萬仞的那樣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特點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說了，跟我學這個東西不要走怪、力、亂、神的路。
實際上當時有人講，比如墨子。講“力”的就更多了，講暴力。我們受不良教育的影響已經很久了。比如對成吉思汗，全世界都知道這是暴力，全世界還都崇拜，為什麼？暴力美學，笑話嗎？你那個點在哪兒？
說人應該中立，人怎麼應該中立了？生命就在這裡面，A和B的關係，A則生，B則死，你中立得了嗎？現在說中立的都是瞎說。人的生命這條線是儒家最遵守的。
所以說這次同學們把這些東西都要講出來。把人從過去的文革講的當中解放出來，不要陷在那樣的一個完全抹黑儒家的角度。
我跟很多學生講，實際上當年很多人在批孔的時候露出自己批判的銳氣，這些人現在都還在，只不過現在不讓批了，如果又讓批了，他們的精神頭又來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形而上的高度，對形而上的人沒有尊重。孔子是“孔老二”，這話實際上是罵人的。他們還沒有給孔子以本來面目。
說了半天，大家好好地對待儒者，好好地對待歷史上的儒家，原原本本地講《論語》，儒家的高度自然就會顯現出來。
講述人王舒墨現是第一位以儒者身份進入哈佛大學神學院的中國人“《論語》會講”就是他面向世界進行儒學傳播的一次嘗試
關於會講
問：這次活動以“會講”的形式來呈現，同學們講自己學習儒學的“精神成長史”，其中的內容全部都是真實的嗎？
朱翔非先生：“會講”原本就是每個人的演講，我後來想增加他們的表現力，就加上音樂、圖片、視頻等等，所有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沒有假的。
這種形式具體叫什麼也說不太好，暫且就叫“會講”。
如果叫“演講”，會有點傻，好像是聽眾受你教育的影響，但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聽這些人的講述，看他們是怎麼樣成長起來的。
在生活中，他們只展現了自己的某些方面，包括對自己的家長，都沒展現得這麼淋漓盡致。
講述人張文虛回顧自身在儒學修習上的重要節點——那一刻，她立志以全部的真誠面對儒學
但是一點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孩子今後的發展方向，保證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樣。這個“會講”揭示的就是這段歷史的發展，自己說自己。
這個發展才進行了十多年，我們的時代要把這個要展現出來。這本身就是值得人重視的一件事情。可以這樣說，四中要不要孔子，當然要，現在全都在講，關鍵是這樣的孔子要不要？
北京市這麼多的中學生要不要孔子，要不要這樣有形而上高度又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
接下來，全中國的孩子們要不要這樣的孔子？如果把形而上的高度拿下去，學習這樣的孔子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遭受了非常大的損失，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形而上。
我們這番話是在向年紀輕輕就倒向了基督教、倒向了佛教的這些孩子說的。因為你沒有形而上，人家有，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利器能夠與人家進行對話，你怎麼說那是你的事，有沒有那個高度，你說了不算，那要你的文獻去證明。
所以這個劇呢，叫《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儒學》，我覺得是最平實的。
問：您認為除了這些年輕人以外，其他人，比如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包括老師，他們能從這次活動中獲得什麼？
朱翔非先生：這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們自己，一個是他們如何對待孩子。對待自己的話，我也當過學生。
這麼多年過來了，我感到很失望，那些老師也是很好的老師，但是他們不明白孔子講的這個東西值得人一輩子去學習。
也就是說，所有人都應該學儒家，不是說讓孩子們學，儒家是全中國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國人的精神生命都在這上面。不僅僅給孩子們講的，實際是給所有的人講的。剛才我們也說了，跟我學的一些人，有的八十多歲，六七十歲的都有。
另外一個問題，對孩子們，我們應該把最真實的東西講出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問題，根本原因在於整個社會都缺乏一個價值觀啊，實際是信仰，這方面說了都沒用，需要把真實的東西拿出來。
儒家的思想，最對症下藥，而且是越及時越好。這不僅僅是給中學生設計的一門課，而是給全世界全中國的人的機會，能夠了解形而上的高度。
只有我們儒家達到了這個程度，我們真正的精神狀態才能被解放出來。到那個時候，每個人都變得精神舒暢。
問：您剛才說這次活動是面向整個社會的，不只是年輕人也面向所有中國人，您期待有怎樣的效果？
朱翔非先生：這次“會講”展現的是貫穿中學到大學的這樣一個過程，實際是孩子們從小到大的一個變化，這個變化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一個人應該去追求形而上的高度。
它所影響和激勵的人應該是方方面面的，他從中學生成為了一個大學生，他已經完成了由少年到青年的轉變。我們在談一個成年人的做法。
在“會講”中，我們也有進一步的說明：這個階段學習儒學的不僅是北京四中的學生，全社會的人都有了。這樣一個高度才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問：這次“會講”預計在北京、杭州、廣州三地一共舉辦五場，六月下旬在北京舉辦的前兩場十分成功，觀看、回看現場直播聽眾已有20多萬人。您在“會講”之後還會有怎樣的打算呢？
朱翔非先生：首先得給大家講儒家，講《論語》是必不可少的。其實，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講《論語》，《論語》還要不斷地講下去。
另外，我們還要講歷史。
我覺得現在青年人學的歷史，不能說都錯了，但是把歷朝歷代的儒者的反應拿出來，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巨大的震撼。
因為我就是學歷史專業的，我知道如何把這段歷史史料的嚴肅性真正地貫穿下去。
接下來對於老師、學生、家長，我也會從自己的角度，把這些年在國內、國際的工作中傳播儒學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同時，我覺得有一個需要著重說明的東西。我們給青年人講儒學是我們的本分。這方面我們要有師資也要有場地，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積極的準備，爭取在不遠的將來，能把這件事落到實處。
這樣能從更廣的角度把儒者匯聚到這支隊伍中來，中學、大學、走入社會，我們和很多同道把這個東西傳下去。而我們做的儒家的這種傳承，因為由我自己來把握，多少年按照這個方式來做，可能更能保持儒家的延續性。
這一點跟漢朝、宋朝、明朝一脈相承。當然，學儒學可以不斷向不同的儒者探討，接續儒家的道統。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問：按您的設想，未來儒家真正走向民間、走向社會，中國會有怎樣的一個變化呢？
朱翔非先生：那會使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真正能迎來屬於自己的世界，更加地開放，更加充滿著人文精神，更加愛護百姓，更能夠在國際社會上進行信仰方面的交流。
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巔峰就和這個層次的交流有關。
問：您對今後儒家的教育怎麼看？
朱翔非先生：今後的儒學應該按照儒家的本來面目來講。
儒家本來面目帶來的高度，需要真真切切講出來。這裡有一些能使人變化氣質的工夫，都是影響人一生的事情。
這方面我希望，儒者能夠以儒家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把這個做成一個獨立的教育課堂。
這點和體制內的有所不同，也是我們最初從體制內走出來的一個初衷。最終，對儒家在體制內的做法有一個了斷。
並不是說體制內的做法沒有價值，只是說，真正的儒家到來的時候，儒家應當有自己的高度，就像當年馬一浮先生面對北京大學的要求所說的——“古聞來學，未聞往教”。
這是儒家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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