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晚明執政的東林黨幹了哪些好事

本人新作《東林沉浮》由中央電視臺與中國出版集團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品,現已全面上市,敬請欣賞選節9——

晚明執政的東林黨幹了哪些好事

公元1621年夏曆九月初六,大明群臣簇擁著朱由校,在乾清宮舉行太子即帝位儀式,朱由校正式繼承帝位。改年號為天啟,朱由校就是天啟帝、明熹宗。

可以說,朱由校這個皇帝寶座,是東林黨為他搶來的、扶上去的。雖然此時的朱由校只有16歲,但他也知道好歹,懂得投桃報李。繼承大統之後,他要報答東林黨人了,於是東林黨人受到了天啟皇帝的全面重用。

晚明執政的東林黨幹了哪些好事

傾向東林的老臣、禮部尚書葉向高再度出任了內閣首輔。

我在前面講過,東林在野掀起李三才事件時,葉向高就擔任內閣首輔。當時齊、楚、浙諸當借題發揮,不遺餘力地攻擊東林黨。葉向高極力保護了東林黨人。被東林黨的政敵指責為東林幕後黨魁。

此時,這位被指的幕後黨魁,堂而皇之走上前臺。

緊隨葉向高之後,重新出山的東林老君還有不少。東林元老劉元珍出任光祿寺少卿,葉茂才出任太僕寺少卿,年已古稀的鄒元標任刑部右侍郎。

東林的另外兩位元老,也被天啟皇帝委以重任,趙南星出任吏部尚書,中央組織部長。東林書院的第二任山長高攀龍,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這個都察院,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監察部加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明朝的官制左為正、右為副,那左都御史就相當於監察部長加總檢察長。

走在護法前沿的東林少壯派,後來被稱為東林六君子的——楊漣、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也全部進入了中央權力中心。

天啟二年,楊漣由兵科右給事中升為禮科都給事中,次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當於監察部副部長加副總檢察長,短短三年,楊漣就由七品官跳到了正三品,連升四級。而東林少壯派二號人物左光斗也由七品升四品,為左僉都御史,相當於中央巡視組組長,東林的其他四君也相繼受到重用,顧大章升為禮部員外郎,魏大中官拜吏科都給事中,周朝瑞位居太僕寺少卿,袁化中上任河南道御史,他們都是和楊漣、左光斗同榜及第的進士,在移宮案中跟著楊漣左光斗衝鋒在前。

天啟元年至天啟四年,是東林黨人的輝煌歲月。史書描述這個時期用了四個字:東林獨盛。

那麼,“東林獨盛”的大明政治,會出現怎樣變化呢?

藉此,我們要先交代一下,東林黨上臺之前的大明政治生態。

在東林黨蒸蒸日上的同時,大明政壇黨派林立。一些中央官員按地域形成了宣黨、昆黨、齊黨、浙黨、楚黨等。其中尤以宣、昆、浙黨為盛。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宣黨首領湯賓尹、昆黨首領顧天峻、齊黨首領亓詩教等均擔當過朝中要職。礙於東林聲勢浩大,在聯手打壓東林黨上,宣、昆、浙等黨是一致的,成為擁有共同敵人的友黨。

但是經過三宮案之後,東林人已經勢不可擋。天啟元年,可謂諸黨退位,東林全盛。失勢後的宣、昆、浙三黨,為了保住朝中地位,後來竟然突破了道德底線,投靠了東林的天敵——宦官集團。可見他們完全是一群沒有節操和原則,不顧國計民生的利益集團,於國有損,於百姓無益。

這是後話,暫不細述。 

“東林獨盛”的大明政壇,開始集結列陣。內閣、中央六部等關鍵部門,遍佈東林黨人。上百位東林要員,佔據閣臣、尚書、御史要位。這個陣勢真是強大,其規模達到了自古以來清流士大夫執政之最。

後來東林的政敵給東林做了總結,列了一百單八將。其實這些所謂的東林人裡,並不完全統一,是大有分教的。

按照派別,我認為,大致可主分三類:

一是溫和派,以大學士韓爌、御史黃尊素等為代表。他們是東林的大腦,以元老和足智多謀者組成,代表東林的政治方略。

二是激進派,以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等為代表,他們是東林教義的堅定信仰者與維護者,不與各種勢力妥協,是東林的血性男兒、中流砥柱。

三是傾向派,以內閣首輔葉向高等為代表。他們並不師出東林書院,與書院也沒什麼同門瓜葛,只是同情東林人,與他們的觀點相近。

無論怎麼分,在天啟四年時候,東林系吞吐八方,獨領風騷,達到輝煌。

從萬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到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高攀龍楊漣率領東林大臣佈滿朝堂,用時十七年。拿現在的話來說,東林黨從一個在野黨,走向執政黨,用了十七年時間,這個奮鬥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長。

當然,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並不算黨,甚至算不上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團伙。日本學者城井隆智曾經統計,當時在廟堂戰爭中跟著東林黨走的官員,大約只有五分之一是來自東林書院。這說明東林黨在廟堂戰爭中佔盡優勢,但其優勢來源卻不在“黨”,那麼,其優勢來源於哪裡呢?

輿論,公理。

在後人評價東林黨時,一些人把他們和一般黨爭集團混為一談,把東林黨參與的黨爭視為權力鬥爭。如果這樣看早期的東林黨,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東林黨也有利益權力訴求,但早期的東林黨是個信仰集團,以儒家為堅定信仰,他們與各黨之爭,既是權力之爭,也是信仰之爭。可以說,他們佔據了道義制高點,再加上敢行動有內應,所以才在廟堂戰役中屢戰屢勝。

接下來,在這個“東林獨盛”時代,東林大臣到底要幹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為呢?

有人說,東林黨人在大明政壇除了熱衷黨爭,黨同伐異之外,什麼也沒做。這不是事實。事實上,從天啟元年到天啟四年,這四年東林輝煌期,憂國憂民的東林人在政治上還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論開放。

東林黨的第一項政治主張,就是言論開放。早在萬曆年間,“東林先生”顧憲成就提出“開言路”上疏。執政後的東林內閣,更是旗幟鮮明地推行言論開放。因為東林人大多是言官出身,所以他們最在乎言路通暢。在東林人全面執政之前,明朝對言路的開放僅限於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論,但是,東林執政後,開放言路則是全國範圍,由官及民。可以發言的不僅言官,不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暢所欲言、縱論政治。

因為“開言路”,東林人激發了全民對政治的熱情,掀起了全民“議政熱”。同時“議政熱”還帶動了另一熱——讀書熱。

史書描述,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東林書院迎來了第十七個秋會。以往東林秋會,最多也不過百十號人聽講。而此次規模空前,參會的學子,五湖四海、成千上萬湧上來。並且,沒來的學子也效仿東林書院,在各地掀起了讀書講學熱潮。

這說明什麼呢?是東林執政引發全國讀書熱。因為東林黨人個個是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他們執政了,加深了人們對知識文化的渴求——只有讀好書,才有可能從政,實現人生理想。也許有人認為,書生不適合從政,但文化人和“書呆子”畢竟是兩個概念,搞政治“書呆子”不行,但有文化的,一定要比沒文化的政治素養高,這是不爭事實。

開放言論,掀起議政熱、讀書熱,這是東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麼,第二件大事是什麼?

整肅吏治,整飭官員考核制度。

掌握了組織人事任命大權的東林黨人,選拔幹部的第一標準是清廉,因為高攀龍和楊漣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們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東林組閣期間,“外察”和“京察” 在東林時期執行得最嚴格,而且做了特別標記,官員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罷官,終身不再起用。

主導官員考核的是時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面對腐敗官場,趙南星“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東林內閣的考核官員,絕對是動真格,不惜傷筋動骨。天啟四年二月,東林內閣公佈考核結果,因“素行不謹”等問題,北南兩京官員被彈劾處理的官員達338人,人數創有明二百年來之最。

如此,確實令官場出現了“君子入仕”的盛況,當然,同時也留下了一個嚴重隱患,那就是樹敵太多。有人說,東林這種做法是排除異己,我說他們這是“為淵驅魚”“水至清則無魚”。他們打掉的官員,事實證明,確實還是大義大節上頗有問題。

總之,經過東林新政後的大明王朝,官場一度出現了講正氣的清新景象。這是他們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保護工商業,提高商人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曆朝都是重農輕商的,商人地位極其低下。

基於這種思想,歷代王朝統治者對商人大都採取打壓政策。諸如漢高祖劉邦,就下過“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生意人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不準商人穿絲綢的衣服,不準商人乘坐馬車,並且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讓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況並未出現改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商人說過這麼一句狠話:“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朱元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種田而專門做生意的話,這種人就是“遊民”,我們要將這種人抓起來治罪。

朱元璋的子孫在輕商上,比起老祖宗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經“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演員娼妓劃為一類,不讓他們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更狠,對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明萬曆二十七年,巡鹽御史應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這段話說的是什麼意思呢?說自打萬曆皇帝打起了重稅主意,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十分之三不幹了,等到稅負層層加碼,十有六七的商人幹不下去了,大部分商人瀕臨破產。

這種局面在晚明終於得到改觀。

因為東林發祥江南,那裡工商業發達,所以東林內閣的工商政策是相對開明的。東林元老、吏部尚書趙南星明確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也就是說,工商業和農業,對國計民生同等重要。他們反對加重工商戶賦稅負擔,要求皇帝“愛商恤民”。

對於東林黨護商之舉,也有人認為他們出於一己私利——維護本集團利益,說他們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團利益,但是我認為,評價一項政策的好壞,不應該搞“誅心論”,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實事求是地說,東林黨護商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大方向是進步的。

這是東林人做的第三件事。還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東林人最在行的:

激濁揚清,拯救社會道德風氣。

天啟時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國道中落,道德淪喪。雖然在治國之道上,東林人不及張居正那般雷厲風行,但在道德和節操上,他們卻體現了士大夫之範。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東林人也堪稱正人君子。執政期內,東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範,使道德淪喪的大明,政風與世風,出現回春跡象。

那麼,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間,有個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楊漣等東林人的修為,一點也不比前輩海瑞差多少。

明朝學者吳應箕《樓山堂集》描述了楊漣當京官後的家境:

“夫漣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饋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

說楊漣家徒四壁,兩袖清風,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辦不了一身像樣衣服。當了大官之後,他從不收禮,家裡沒一件值錢的擺設。

左光斗他們的家境也和楊漣大同小異。為官廉政,兩袖清風。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立下了同一個志向:做清流。關於清流的定義,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就是要做讀書君子,清正廉明的正統儒家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楊漣等人,就立下了這等壯志。說白了,這些東林先鋒都是同志。“同志”這個詞被現代時尚泛用,如今已經產生歧義、成為一個敏感詞了,但事實上這是個非常神聖的名詞。就像過去紅色劇中經常聽到的那樣:同志,我可找到你了。這六個人就相當於此,可謂名副其實的同志:志同道合。

為什麼他們立下清流之志?主要兩個原因。

一是和他們的早期教育有關。這個我在前面介紹左光斗時已經講了,左光斗從小受父親影響,立志做個忠君愛國好青年。這是第一個原因。早期教育。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那就是他們擁有同一個精神導師。初入官場的東林六君,經常光顧同一個地方,那就是東林書院。書院金牌主講人、“東林先生”顧憲成的思想,那些充滿熱量和正氣的語錄,對他們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廟堂血雨腥風中成長起來的楊漣等東林君子,無時不準備用滿腔熱血來救世。如何救世?楊左等人的回答是:以身作則,做道德模範。他們和前輩顧憲成和海瑞一樣,個個是忠實的儒家信徒。他們相信道德的力量是無窮的,儒學是天地間不變的真理。他們認為人人都按儒教道德學說嚴格要求自己,社會風氣就能得到淨化。

當然,他們的這種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來,過於天真,系“入戲太深”、“假戲真做”。但東林先鋒們還是義無返顧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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