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東林沉浮》由中央電視臺與中國出版集團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品，現已全面上市，敬請欣賞選節9——
晚明執政的東林黨幹了哪些好事
公元1621年夏曆九月初六，大明群臣簇擁著朱由校，在乾清宮舉行太子即帝位儀式，朱由校正式繼承帝位。改年號為天啟，朱由校就是天啟帝、明熹宗。
可以說，朱由校這個皇帝寶座，是東林黨為他搶來的、扶上去的。雖然此時的朱由校只有16歲，但他也知道好歹，懂得投桃報李。繼承大統之後，他要報答東林黨人了，於是東林黨人受到了天啟皇帝的全面重用。
傾向東林的老臣、禮部尚書葉向高再度出任了內閣首輔。
我在前面講過，東林在野掀起李三才事件時，葉向高就擔任內閣首輔。當時齊、楚、浙諸當借題發揮，不遺餘力地攻擊東林黨。葉向高極力保護了東林黨人。被東林黨的政敵指責為東林幕後黨魁。
此時，這位被指的幕後黨魁，堂而皇之走上前臺。
緊隨葉向高之後，重新出山的東林老君還有不少。東林元老劉元珍出任光祿寺少卿，葉茂才出任太僕寺少卿，年已古稀的鄒元標任刑部右侍郎。
東林的另外兩位元老，也被天啟皇帝委以重任，趙南星出任吏部尚書，中央組織部長。東林書院的第二任山長高攀龍，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這個都察院，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監察部加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明朝的官制左為正、右為副，那左都御史就相當於監察部長加總檢察長。
走在護法前沿的東林少壯派，後來被稱為東林六君子的——楊漣、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也全部進入了中央權力中心。
天啟二年，楊漣由兵科右給事中升為禮科都給事中，次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當於監察部副部長加副總檢察長，短短三年，楊漣就由七品官跳到了正三品，連升四級。而東林少壯派二號人物左光斗也由七品升四品，為左僉都御史，相當於中央巡視組組長，東林的其他四君也相繼受到重用，顧大章升為禮部員外郎，魏大中官拜吏科都給事中，周朝瑞位居太僕寺少卿，袁化中上任河南道御史，他們都是和楊漣、左光斗同榜及第的進士，在移宮案中跟著楊漣左光斗衝鋒在前。
天啟元年至天啟四年，是東林黨人的輝煌歲月。史書描述這個時期用了四個字：東林獨盛。
那麼，“東林獨盛”的大明政治，會出現怎樣變化呢？
藉此，我們要先交代一下，東林黨上臺之前的大明政治生態。
在東林黨蒸蒸日上的同時，大明政壇黨派林立。一些中央官員按地域形成了宣黨、昆黨、齊黨、浙黨、楚黨等。其中尤以宣、昆、浙黨為盛。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宣黨首領湯賓尹、昆黨首領顧天峻、齊黨首領亓詩教等均擔當過朝中要職。礙於東林聲勢浩大，在聯手打壓東林黨上，宣、昆、浙等黨是一致的，成為擁有共同敵人的友黨。
但是經過三宮案之後，東林人已經勢不可擋。天啟元年，可謂諸黨退位，東林全盛。失勢後的宣、昆、浙三黨，為了保住朝中地位，後來竟然突破了道德底線，投靠了東林的天敵——宦官集團。可見他們完全是一群沒有節操和原則，不顧國計民生的利益集團，於國有損，於百姓無益。
這是後話，暫不細述。
“東林獨盛”的大明政壇，開始集結列陣。內閣、中央六部等關鍵部門，遍佈東林黨人。上百位東林要員，佔據閣臣、尚書、御史要位。這個陣勢真是強大，其規模達到了自古以來清流士大夫執政之最。
後來東林的政敵給東林做了總結，列了一百單八將。其實這些所謂的東林人裡，並不完全統一，是大有分教的。
按照派別，我認為，大致可主分三類：
一是溫和派，以大學士韓爌、御史黃尊素等為代表。他們是東林的大腦，以元老和足智多謀者組成，代表東林的政治方略。
二是激進派，以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等為代表，他們是東林教義的堅定信仰者與維護者，不與各種勢力妥協，是東林的血性男兒、中流砥柱。
三是傾向派，以內閣首輔葉向高等為代表。他們並不師出東林書院，與書院也沒什麼同門瓜葛，只是同情東林人，與他們的觀點相近。
無論怎麼分，在天啟四年時候，東林系吞吐八方，獨領風騷，達到輝煌。
從萬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到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高攀龍楊漣率領東林大臣佈滿朝堂，用時十七年。拿現在的話來說，東林黨從一個在野黨，走向執政黨，用了十七年時間，這個奮鬥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長。
當然，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並不算黨，甚至算不上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團伙。日本學者城井隆智曾經統計，當時在廟堂戰爭中跟著東林黨走的官員，大約只有五分之一是來自東林書院。這說明東林黨在廟堂戰爭中佔盡優勢，但其優勢來源卻不在“黨”，那麼，其優勢來源於哪裡呢？
輿論，公理。
在後人評價東林黨時，一些人把他們和一般黨爭集團混為一談，把東林黨參與的黨爭視為權力鬥爭。如果這樣看早期的東林黨，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東林黨也有利益權力訴求，但早期的東林黨是個信仰集團，以儒家為堅定信仰，他們與各黨之爭，既是權力之爭，也是信仰之爭。可以說，他們佔據了道義制高點，再加上敢行動有內應，所以才在廟堂戰役中屢戰屢勝。
接下來，在這個“東林獨盛”時代，東林大臣到底要幹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為呢？
有人說，東林黨人在大明政壇除了熱衷黨爭，黨同伐異之外，什麼也沒做。這不是事實。事實上，從天啟元年到天啟四年，這四年東林輝煌期，憂國憂民的東林人在政治上還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論開放。
東林黨的第一項政治主張，就是言論開放。早在萬曆年間，“東林先生”顧憲成就提出“開言路”上疏。執政後的東林內閣，更是旗幟鮮明地推行言論開放。因為東林人大多是言官出身，所以他們最在乎言路通暢。在東林人全面執政之前，明朝對言路的開放僅限於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論，但是，東林執政後，開放言路則是全國範圍，由官及民。可以發言的不僅言官，不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暢所欲言、縱論政治。
因為“開言路”，東林人激發了全民對政治的熱情，掀起了全民“議政熱”。同時“議政熱”還帶動了另一熱——讀書熱。
史書描述，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東林書院迎來了第十七個秋會。以往東林秋會，最多也不過百十號人聽講。而此次規模空前，參會的學子，五湖四海、成千上萬湧上來。並且，沒來的學子也效仿東林書院，在各地掀起了讀書講學熱潮。
這說明什麼呢？是東林執政引發全國讀書熱。因為東林黨人個個是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他們執政了，加深了人們對知識文化的渴求——只有讀好書，才有可能從政，實現人生理想。也許有人認為，書生不適合從政，但文化人和“書呆子”畢竟是兩個概念，搞政治“書呆子”不行，但有文化的，一定要比沒文化的政治素養高，這是不爭事實。
開放言論，掀起議政熱、讀書熱，這是東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麼，第二件大事是什麼？
整肅吏治，整飭官員考核制度。
掌握了組織人事任命大權的東林黨人，選拔幹部的第一標準是清廉，因為高攀龍和楊漣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們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東林組閣期間，“外察”和“京察” 在東林時期執行得最嚴格，而且做了特別標記，官員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罷官，終身不再起用。
主導官員考核的是時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面對腐敗官場，趙南星“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東林內閣的考核官員，絕對是動真格，不惜傷筋動骨。天啟四年二月，東林內閣公佈考核結果，因“素行不謹”等問題，北南兩京官員被彈劾處理的官員達338人，人數創有明二百年來之最。
如此，確實令官場出現了“君子入仕”的盛況，當然，同時也留下了一個嚴重隱患，那就是樹敵太多。有人說，東林這種做法是排除異己，我說他們這是“為淵驅魚”“水至清則無魚”。他們打掉的官員，事實證明，確實還是大義大節上頗有問題。
總之，經過東林新政後的大明王朝，官場一度出現了講正氣的清新景象。這是他們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保護工商業，提高商人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曆朝都是重農輕商的，商人地位極其低下。
基於這種思想，歷代王朝統治者對商人大都採取打壓政策。諸如漢高祖劉邦，就下過“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生意人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不準商人穿絲綢的衣服，不準商人乘坐馬車，並且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讓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況並未出現改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商人說過這麼一句狠話：“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朱元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種田而專門做生意的話，這種人就是“遊民”，我們要將這種人抓起來治罪。
朱元璋的子孫在輕商上，比起老祖宗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經“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演員娼妓劃為一類，不讓他們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更狠，對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明萬曆二十七年，巡鹽御史應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這段話說的是什麼意思呢？說自打萬曆皇帝打起了重稅主意，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十分之三不幹了，等到稅負層層加碼，十有六七的商人幹不下去了，大部分商人瀕臨破產。
這種局面在晚明終於得到改觀。
因為東林發祥江南，那裡工商業發達，所以東林內閣的工商政策是相對開明的。東林元老、吏部尚書趙南星明確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也就是說，工商業和農業，對國計民生同等重要。他們反對加重工商戶賦稅負擔，要求皇帝“愛商恤民”。
對於東林黨護商之舉，也有人認為他們出於一己私利——維護本集團利益，說他們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團利益，但是我認為，評價一項政策的好壞，不應該搞“誅心論”，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實事求是地說，東林黨護商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大方向是進步的。
這是東林人做的第三件事。還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東林人最在行的：
激濁揚清，拯救社會道德風氣。
天啟時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國道中落，道德淪喪。雖然在治國之道上，東林人不及張居正那般雷厲風行，但在道德和節操上，他們卻體現了士大夫之範。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東林人也堪稱正人君子。執政期內，東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範，使道德淪喪的大明，政風與世風，出現回春跡象。
那麼，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間，有個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楊漣等東林人的修為，一點也不比前輩海瑞差多少。
明朝學者吳應箕《樓山堂集》描述了楊漣當京官後的家境：
“夫漣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饋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
說楊漣家徒四壁，兩袖清風，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辦不了一身像樣衣服。當了大官之後，他從不收禮，家裡沒一件值錢的擺設。
左光斗他們的家境也和楊漣大同小異。為官廉政，兩袖清風。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立下了同一個志向：做清流。關於清流的定義，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就是要做讀書君子，清正廉明的正統儒家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楊漣等人，就立下了這等壯志。說白了，這些東林先鋒都是同志。“同志”這個詞被現代時尚泛用，如今已經產生歧義、成為一個敏感詞了，但事實上這是個非常神聖的名詞。就像過去紅色劇中經常聽到的那樣：同志，我可找到你了。這六個人就相當於此，可謂名副其實的同志：志同道合。
為什麼他們立下清流之志？主要兩個原因。
一是和他們的早期教育有關。這個我在前面介紹左光斗時已經講了，左光斗從小受父親影響，立志做個忠君愛國好青年。這是第一個原因。早期教育。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那就是他們擁有同一個精神導師。初入官場的東林六君，經常光顧同一個地方，那就是東林書院。書院金牌主講人、“東林先生”顧憲成的思想，那些充滿熱量和正氣的語錄，對他們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廟堂血雨腥風中成長起來的楊漣等東林君子，無時不準備用滿腔熱血來救世。如何救世？楊左等人的回答是：以身作則，做道德模範。他們和前輩顧憲成和海瑞一樣，個個是忠實的儒家信徒。他們相信道德的力量是無窮的，儒學是天地間不變的真理。他們認為人人都按儒教道德學說嚴格要求自己，社會風氣就能得到淨化。
當然，他們的這種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來，過於天真，系“入戲太深”、“假戲真做”。但東林先鋒們還是義無返顧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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