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識得唐紹儀是在1884年的漢城。當時漢城政變，到處一片騷亂，袁率軍趕到中國駐朝稅務處，看到唐紹儀一人持槍立於大門口，英姿勃發，氣定神閒，並且因為不認識他而不許他入內。袁說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來。當得知這人還是“海龜”，耶魯大學畢業，當下就大為賞識，一心要將唐紹儀收為己用。後來唐紹儀在官場上步步高昇，就得益於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則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為袁領導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馬功勞。
袁世凱手下著名的“北洋三傑”——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被稱為袁世凱門下的“龍、虎、狗”，都不是等閒之輩，但對他也是唯命是從。一個處在順境中的人，會很自然地將自己所得到的幫助歸之為自己的本事或者運氣；一個處在困境中的人，則自然地將自己得到的幫助看做是別人的恩典和賜予。掌握這個人性的普遍規律，感情投資的投入產出比也就一目瞭然。
袁世凱之所以幾十年來能夠成為政壇不倒翁，在晚清撲朔迷離的政治鬥爭中權勢越來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圓滑、靈活有關。前面說到袁世凱處心積慮地結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發達，也並非交友廣闊這樣簡單。他能結交人，更能籠絡人，關鍵還能留住人。當時的人們認為袁宮保講“義氣”，有江湖氣，一貫拿錢當王八蛋，“手面毫闊”，“念舊”。這也是很多人對袁世凱的一般觀感。在官場上，他雖也不得已做出過“丟卒保車”的事，但他不做“過河拆橋”的事，同樣也很少做趕盡殺絕的事。觀其一生，在政壇縱橫馳騁，真正和別人決裂到誓不兩立的情況少之又少。
他總想留著和別人見面的餘地。即使對孫中山一派，他最初還是極力想籠絡以為己用的。他私下對自己的心腹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指革命黨人）來了，我們當然是歡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這個圈兒裡。”意思是隻要革命黨尊他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為貴，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總能做到對誰都一片情誼。就以向上找靠山來說，袁世凱並非單獨恭維、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說話的人，無不十足敷衍結納，據說京中滿漢各大員，無論婚喪嫁娶、喜慶壽筵、逢年過節，舉凡講究排場的事，袁世凱都有“份子錢”奉上來——只要值得巴結，巴結得上，他對誰都巴結。袁世凱之所以能夠在風雨飄蕩、波譎雲詭的晚清政局中脫穎而出，走向歷史的前臺，固然是憑藉著他自己的“實力”和“舉世公認的軍事、政治方面的才幹”，但是，倘沒有奴顏婢膝似的買官、賄官之行為，是沒法在極為腐敗的晚清官場中混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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