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有一个主流认识是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唯一意识形态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这一点基本成了共识：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迹的”；但是汉武帝并不是因为董仲舒的“诏贤良”对策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根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和班固写的《汉书》所述，根本没有所谓的因为董仲舒建议就直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武帝纪》中明确记载了武帝元年和武帝五年两回大的交锋，《史记.孝武本纪》明确记载：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史记.儒林列传》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汉书·武帝纪》：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崩。”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元年的数次交锋儒家遭到重创，因为有个太皇太后窦太后作为道家思想支持者；后来儒家取得全面胜利，因为道家失去了坚定地支持者窦太后。在一系列的尊儒过程中关键人物是田蚡，田蚡这个人官至宰相，是武帝的舅舅，但没什么学术造诣，根据《史记.武安列传》记载田蚡是儒者出身，还是武帝时期实权人物，对于儒家是坚定的支持者，最终推动尊儒局面的形成。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董仲舒是在武帝七年“诏贤良”才出现，这时候已经形成尊儒局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是董仲舒提出的，但是尊儒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定论，真正推动尊儒局面的是田蚡，董仲舒根本没有参加武帝六年前的所有尊儒大讨论，汉武帝尊儒是在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时候，比董仲舒要早，董仲舒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首提者，更不是由于他的建议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是在汉武帝决定尊儒后“诏贤良”才有了董仲舒。汉武帝最后把董仲舒安排给藩王做老师去了，意思就是要董仲舒用忠君思想来告诉藩王老实本分点。
董仲舒
汉武帝治国主要用的也不是儒家思想，重要大臣也多是主父偃这样的纵横家，桑弘羊这样的理财专家和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勋戚。自汉武帝以后大量儒生进入朝廷，但是多是中下级职位，还没有对朝政形成主导作用。等到了汉宣帝刘洵的时候，其太子就是刘奭，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这个刘奭生性柔弱，喜好儒学；当他看到自己父亲用法家思想去严惩犯错的臣下，认为刘洵用刑太繁，惩罚太重；就劝刘洵少用刑罚、重用儒生，以道德教化治理天下；汉宣帝马上变脸，训斥了刘奭一顿，“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杂道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大意是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这里的德政说的就是儒家思想。这里也说明当初的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只是鼓励发扬儒家学说而已，对其他学说也没有禁绝。
司马光
但这个源自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么来的？最早的依据也来自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段话基本肯定了董仲舒的关键作用，但是跟董仲舒同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根本没有记载此事，只肯定了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也是《汉书》中肯定的内容，况且班固生活年代要比董仲舒晚的多，他难道比同时代的司马迁还清楚？而且在班固的《汉书》不同的章节中也存在矛盾，《汉书.武帝纪》和《汉书.儒林列传》都说在尊儒过程中田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在尊儒过程中才搞出来个儒生董仲舒；可是到了《汉书.董仲舒传》中直接说董仲舒在尊儒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没有发现别的证据的时候，我们采信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说法。一直到了唐朝儒家代表人物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道统”的说法“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认为儒家是这个传承体系，还认为孟子之后这个“道统”就没人传承了，一直到自己这一代人才要儒学得以继续传承，所以他领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儒学的复兴”。韩愈这时候不仅把董仲舒，其他汉儒也全部踢出儒家正统的队伍。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这个“王”不是亲王的王，而是跟皇帝一个级别的那个“王”，这时候才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是在西汉。
班固
那个董仲舒地位飞速提升的说法既不在汉朝也不在唐朝，而是在后来的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给董仲舒做了“精心包装”，依据就是他所著的《资治通鉴》，在《资治通鉴.汉纪》中：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上（武帝）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这就是司马光精心策划出来的一套说辞，它与《史记》、《汉书》记载都有存在冲突的地方；司马光说董仲舒对策是在武帝元年，但是司马迁却说董仲舒对策是在武帝七年，这是司马光故意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前到武帝元年的，因为他很清楚武帝七年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思想讨论了，基本是风平浪静，如果就说董仲舒是武帝七年第一次对策的，那司马光是找不到因为董仲舒对策汉武帝就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也不能列举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后采取的哪些尊儒措施，故意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武帝元年那就有文章做了。还有司马光在武帝六年没说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却只说田蚡如何贪赃枉法、生活奢侈；还有在武帝七年司马光只说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举孝廉的建议，并没有说正是这一年“诏贤良”后，才出来个董仲舒，“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还有司马光在尊儒一事上交代的很不清楚，只说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武帝二年“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七年举孝廉，这些都为董仲舒当初建议佐证，真是个完美的谎言。司马光根本没有说田蚡在尊儒过程中的作用，《史记》和《汉书》都记载“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司马光硬是放在了董仲舒头上。因为只能罢黜百家之言，才能达到尊儒的目的。
司马光不仅故意混淆时间，还犯了个很明显的错误，如果武帝元年汉武帝已经通过董仲舒对策采纳了他尊儒的建议，那为什么后来还需要丞相卫绾罢免申、韩、苏、张等人，斥之他们的言词？（如果汉武帝已经宣布尊儒那臣子也没有持其他思想进行争论的必要，也无需斥责某种思想）只能说明这时候还没尊儒；武帝二年，太皇太后窦太后喜欢黄老之学，逼迫武帝废除议立明堂等尊儒活动，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兰陵王臧给下狱，最后自杀；罢免了丞相魏其侯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申公亦以疾免归”。这基本上是儒家的大溃败。我们看到了，在武帝二年基本掌握实权持儒家思想的官员都被太皇太后窦太后罢免或身亡，如果董仲舒在武帝元年就提出尊儒还被武帝采纳，那董仲舒一定会被太皇太后窦太后搞死；所以董仲舒提出尊儒只能是在武帝七年，因为窦太后在武帝六年才去世了。
董仲舒对策不仅不在武帝元年，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唯一意识形态（也就是独尊儒术）是在后来的唐朝，而不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策只是汉武帝尊儒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产物，相对于跟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的《史记》来说显得就不再那么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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