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十二月，曾國藩進京會試。但沒有路費，只好四處告貸於親族鄰里，終於籌得三十二緡，到達北京城時，手裡只剩下三緡錢。
古時一緡錢相當於一貫錢，大約值一兩銀子。可見，曾國藩是一個出身寒素的農家子弟。過去的歷史學家都把他稱為地主，不知所據何在？
曾國藩的故鄉位於雙峰縣白楊坪（舊屬湘鄉），這裡風景秀麗，民風淳樸。曾氏先祖世代務農，克勤克儉、樂善好施，訂立了“男必耕讀”的家規，這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大傳統特色。
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於1946年主修的《湘鄉大界曾氏五修族譜》中記載，曾氏家族是從曾孟學開始於衡陽遷居湘鄉，傳至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人稱竟希公），更加強調耕讀傳家，曾國藩對這位祖父畢生充滿了崇敬之情，“耕讀傳家”也就成了曾國藩教子的核心內容。
曾國藩的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祖父曾玉屏年輕時候也是一個遊手好閒的輕薄子弟，到三十五歲才開始洗心革面做一個規矩的農民。他少時不讀書，等到悔悟過來方知讀書的重要性，因此對子孫要求很嚴。
包括對他們讀書的要求，即使是家境再難，曾玉屏寧可節衣縮食，在子孫們讀書方面也絕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告誡家人，要以種田為本，雖富貴也不能丟了這個根本。
後來曾國藩做了翰林，曾玉屏也反覆叮囑家人，說這只是一個開始，將來的事業還很長，家中的瑣碎事不要去打擾他，讓他一心一意做官。
曾氏遷居湘鄉後，也擁有了幾畝薄田，但由於家中人口眾多，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曾國藩是長子長孫，也就成為祖父、父親寄予最大希望的一個，希望他能“學而優則仕”，去完成祖父、父親的科舉夢想。
因此，早年曾國藩主要是跟從父親曾麟書讀書，由“四書五經”入手，打下登科入仕的基礎。他先後師從衡陽汪覺庵、湘鄉劉元堂，分別在衡陽唐氏私塾、湘鄉漣濱書院、長沙城南書院、嶽麓書院就讀。
然而，當他先後進京三次赴考時，都面臨著經費問題。當時從湖南湘鄉進京，不僅路途遙遠，而且頗為艱險，曾國藩需要走八十餘天才能走到北京。由於家境寒素，曾國藩進京的路費盤纏都是從親友那裡借來的，這在他的日記、家書裡有詳細的記載。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我們從曾國藩的一封家書中得知，曾氏家中欠債尚不少：
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雲：“年事一切，銀錢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為順遂，故不窘迫。”
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項？未完尚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八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耒陽本家之帳，由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尚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賬目，兄實不知。
從信中可知，曾氏家中欠債，家裡一直瞞著這位做京官的兒子，曾國藩自己估計欠債約六百兩之多，但兩個弟弟來信告知家中已欠債上千兩。而這個時候曾國藩已經34歲，做到了翰林院教習庶吉士。
此外，這封信裡還告訴我們，曾氏的近親大多日子過得很是困苦：
“蘭妹、蕙妹家運皆舛……蕙妹再過數年不能自存活。”岳父“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況，又有非吾家可比者。”“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為惻然者久之。”“楚善叔為債主逼迫，搶地無門。”丹閣叔、寶田表叔“境遇窘迫難堪……則亦可憐也”。“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
可以想見，曾國藩在寫上述這些時，心裡亦是充滿了愁和苦的。
選摘自《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劉緒義 著，九州出版社
作者於《曾國藩全集》中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過思辨及梳理，將讀者帶回十九世紀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圍繞“權力”與“修養”這兩個重大問題，揭示了曾國藩成功的真正秘訣，還原了曾國藩領導藝術的魅力。
同時，作者穿透歷史與現實的迷霧，從為師為將為相到治國治家治身，系統闡述了曾國藩一生的意義在培養人才與陶鑄世風。因此，這既是一部全新視角研究曾國藩及晚清歷史的專著，也是一部領導幹部可資鏡鑑的枕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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