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竹韵

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之间的战争，其实只涉及中国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发生在直隶省以及周边的一小部分地区。清军参战的部队，也只限于北方数省的军队，而不是全国参战。这不是一场全国战争。

中国南方的汉人督抚，如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熟悉洋务，相信科学，自然不信义和团的神力。他们常年接触外国人，深知同列强开战的后果，因此都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同列强开战。列强也知道这一点，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沿岸。在开战前，英国主动联系南方各省的督抚，要求万一开战了双方还能保持和平。南方各省也欣然同意。

后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全国同仇敌忾对抗列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拒绝承认这份上谕。李鸿章甚至声称这是“乱命”。他们和各国达成协议，他们统治的省份保护各国的使馆不受义和团的进攻，同时外国不派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和直隶近在咫尺，却也坚决反对开战。他借口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回绝了慈禧北上参战的命令，也避免了在山东同列强发生冲突。因为这些拒绝参战的省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因此这起事件被称为“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清朝洋务派的理性选择。从恶意的角度讲，可以理解成是这些省份督抚的自保行为。从善意的角度讲，这些督抚是在国家必输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的损失。东南互保，可以减少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让这些省份受外国人侵占，减小了这些地区被瓜分的风险。万一北京陷落，还可以把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转移到南方，有了回转的空间。

历史的实际进程也证明了，东南互保比不互保对清廷的好处更大。东南各省在战后清廷恢复运转上出了很大的力气，说明这些人还是在为朝廷着想而非私欲。慈禧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战后并没有惩治这些督抚——虽然地方督抚权力膨胀，但战后的慈禧仍旧有能力调动他们，贬斥一些人还是办得到的——相反，慈禧还重用了不少人。

“东南互保”是地方省份给朝廷的重要信号，潜台词是“朝廷你要是再治理不好国家，我们就不陪你玩下去了”。

天香引

“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东南互保”是什么？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俄、奥、日、意、西、荷、比十一个国家宣战。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复电朝廷，直言：“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不参加战斗，称为“东南互保”。

协议主要内容：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其次，我们共同回忆一下“东南互保”在当时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朝廷以国家的名义宣布，对各国列强宣战，而几个重要而且富庶的省份商量之后，却认为朝廷的命令是乱命，不应该服从。所以，当列强真的打过来的时候，东南各省督抚组织起来，和列强进行谈判，让列强继续北上，去打天津，打北京，不要打自己的防区。虽然客观上朝廷的命令确实是乱命，但是作为统治者，这时候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很大的。

慈禧之所以悍然向列强宣战，确实也是之前被列强欺负的时间太久了，很压抑，尤其是戊戌政变之后，列强对慈禧的谴责，和对康梁的庇护，都让慈禧如鲠在喉。加上这时候各地的汉人督抚在戊戌政变中多数都对软禁光绪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却都非常不满，慈禧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一些她身边的满洲亲贵大臣把义和团推荐给她的时候，一拍即合，就让她热血上涌了。

八国联军入侵后，从大沽口登陆，一路直奔京城，慈禧下令各地派兵勤王，但是卖命的却只有从甘肃赶来的甘军董福祥部，而坐拥重兵的东南各省督抚却眼瞅着北京沦陷，两宫西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完全无动于衷，继续作壁上观，隔岸观火。这时候慈禧心里的凄楚当然是不用多说的。从她的角度看，这就等于东南地区脱离了朝廷控制，和叛变有啥区别？

八国联军之后和清朝谈判时，仍然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李鸿章领衔，而且列强指定只和李鸿章谈判，不接受其他人作为全权谈判代表，而慈禧本来想派去谈判的是她更加信任的满洲亲贵庆亲王，但却被拒绝了。城下之盟已经是奇耻大辱，连谈判代表都要由对手指定，而不能完全自己委任，这对慈禧来说，当然是更大的打击，更会怀疑李鸿章和洋人之间有什么默契。

谈判结束后，两宫回銮，李鸿章也死了。虽然慈禧冷静下来以后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没有东南互保让东南财赋重地免遭战祸，让朝廷还能继续维持表面上的统治，但对朝廷来说，东南互保对朝廷威信的挑战和打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朝廷一方面要继续享受东南互保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要开始着手收拾参加东南互保的那些汉族大臣，来重新加强朝廷的统治力。

更巧合的是，东南互保的两个核心人物中，李鸿章不久就死了，张之洞也被调入中央，名义上算是升官，但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只有袁世凯算是一个例外，但是他坐拥北洋军，和京城近在咫尺，却没有在危急之际派一兵一卒，所以，虽然袁世凯后来也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后朝廷也开始下令各地普遍编练新军，以稀释北洋军在全国军队体系中的重要性。

而且，就在这个时期，朝廷也增加了公派留学名额中满洲亲贵的比例，同时加快了对满洲亲贵的提拔和培养，比如荫昌，载涛，铁良等一大批满洲亲贵这时候明显的加快了提拔的速度，用他们来执掌陆军部等重要部门，在地方上也大力提拔满洲亲贵担任重要省份的督抚，以压制汉人大臣。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预备立宪之后才会形成一个大失人心的皇族内阁，从而导致汉人大臣和朝廷完全离心离德。

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的角度看，东南互保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八国联军真的就要灭亡大清，灭亡中国，但他们在做出东南互保决定的时候，当然都是知道最后还是要由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背叛了朝廷，而且，他们认为是为中国保留一线生机，为战争结束后重建和进一步的改革做好准备。

但从朝廷的角度看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对我的命令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在我生死存亡，命悬一线之际，你们隔岸观火，这和叛乱有什么区别？对任何一个官僚体系和组织来说，这种内部的纪律性都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乱命，也应当通过朝廷来纠正，而不是自作主张，直接绕开朝廷和洋人议和。无论客观上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朝廷，这种做法都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像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这种老于世故的封疆重臣来说，他们当然明白东南互保的政治风险有多大，但是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以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为赌注来做于国于民都更加有利的选择。而他们在这个时候的东南互保，在十年之后朝廷做出的回应就是皇族内阁，完全失去了对汉族大臣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互保也是让绵延整个清朝的满汉冲突清楚无误的浮出了水面，为清朝最后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清朝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1860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先后的爆发太平天国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北回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崩溃，清政府的中央权力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清王朝只能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团练兴起，曾国藩等人的崛起同时意味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

等到叛乱平定，以慈禧、恭亲王等人为核心的清朝上层统治者重回北京，他们的统治战略已经与传统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随着地方重臣权力增大，过去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虽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约，但是权力逐步增大。由于清王朝自身中央机构的腐朽，甚至可以说，以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但是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这种地方化趋势的成型，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动了近代化。

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我们需要看到，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整个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方所投资费用仅为一亿元，而所吸收的民间资本更是只有600万元，总量仅仅为甲午赔款的一成。（数据见黄如桐：《试论洋务派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而东南互保得以实现的基础便在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乡村维持秩序，他们即将代替传统的官僚，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之后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绅权扩张的起点便是东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士绅开始进入城市，转变为商绅、学绅，从商业、资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于民间资本。（数据见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清末立宪派》）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士绅阶层在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此之前说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咨议局，咨议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设立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具有高度自治权，可以说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产物，而其中全国21省1643名议员中，士绅占到了将近八成，（数据见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说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局是士绅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四川保路运动便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咨议局推动的，而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虽然军事形势对革命党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咨议局推动的占了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1、东南互保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清朝最后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2、由此开始军阀化。

3、由此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开始。

4、由此中国近代化进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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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行天下

“东南互保”是卖国表现？你错了！

“东南互保”是指在八国联军期间，英、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南方诸省签订的协议。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清朝主要领导人向联军宣战后，立即和参战国达成协议，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挟持下的矫诏，公开违抗上级下达的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图为张之洞）

很多人都认为东南互保不支持义和团的运动，始终卖国的表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南互保的倡导者张之洞和盛宣怀，他们都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是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是断不可能卖国求荣的。其次，当时的东南是整个中国最为发达先进的地方，比如上海，作为最早的外国人居住地，通过开放它获得了极大的繁荣，甚至如今它还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最后，当时的义和团，只是一些农民阶级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并没有成为系统，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没有救国的策略，单凭武力何来保卫祖国之称？

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当时最富庶繁华的地区没有饱受战火的侵扰，使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没有中断，保存了武装力量，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同时，东南互保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清政府的威信，他们不得已进行改革保证自己的统治。但是，革命速度加快，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清政府就覆灭了。

历史小仕女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满人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 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对于“东南互保”的性质，传统老观点认为，张之洞一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是一种卖国行径；而现代则有其它观点认为，在当时之条件下，张之洞等人的行为起到了保境安民，为国家保存实力之作用。

雷颐：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的迅速减弱，因为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平静，免于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

王尔敏：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

戴玄之：庚子拳乱，实近代史上一大奇迹，由于东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

吴文星：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J. C. Ferguson）、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入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

王树增：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 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小王老实说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 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力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则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各地派系拥兵自重，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东南互保从政治角度而言是1860年权力地方化倾向达到成熟的标志，从社会角度而言又是士绅走向历史前台推行改革的起点，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大白说历史ii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下，1900年以李鸿章和张之洞及袁世凯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员与英美等国家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这实际上是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误造成的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分歧的外在表现。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上说，东南互保是保住了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保住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从思想上说，东南互保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为中国的进一步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从政治上说，东南互保从侧方面暴露出了清政府的腐朽并使清政府及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实际上，东南互保既是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行为，也是清政府灭亡的一次预演，又推动了中国继续革命和迈向近代化。

关于东南互保及其意义，解析如下：

首先，什么是东南互保？东南互保，实际上是在出现清朝中央政府权力真空的状况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得已采取的自保和自救措施。

1898年戊戌变法的过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慈禧和光绪进行权力争夺的过程。虽然慈禧通过戊戌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牢固掌握了最高权力；但慈禧对于外国人支持光绪皇帝的行为是不满的。为了表达对西方列强的不满，慈禧不仅纵容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还直接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了。

西方列强想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就要给西方列强一点颜色看看。然而，慈禧没有考虑到清政府的国力。当时的中国连一个西方列强都打不过，怎么打的过十一个？慈禧的宣战行为简直是瞎胡闹。这不仅仅是误国的问题，这简直是令中国陷入了被灭亡的深渊。

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以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西逃了。这意味着中国没有中央政府了，那么国家谁来管理？！中央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地方政府怎么办？处于西方直接侵略力量之下的东南沿海各省除了联合起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还能怎么办？！东南互保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为清政府的外交失误进行弥补。

其次，东南互保的经济意义在于保住了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保住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保住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

从《南京条约》开始，中国的东南沿海就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虽然西方列强凭借特权对中国进行了掠夺，但中国也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进行了学习。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过程中，中国的东南沿海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如果没有东南互保，那么东南沿海要么是被打成废墟，要么就会被外国人彻底占领。怎么办？东南沿海各省只能联合起来与西方列强妥协。

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就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洋务企业。这些洋务企业学的都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精华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工业基本就是建立在这个时期，这些重工业的存在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东南互保，中国的重工业还能存在吗？没有这些重工业，中国的抗日战争会如何？！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会如何？！

东南沿海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最集中的地区。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力量就在东南沿海。如果没有了东南沿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那么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会削弱。没有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中国要改变半殖半封的社会性质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变数会增加。

东南互保保住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也就是保住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也就是保住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毕竟，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东南互保的思想意义在于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让人们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愚昧，让中国人民从清政府的愚弄下觉醒了。

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就已经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于思想上觉醒，但觉醒的程度实在太低。洋务运动虽然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但洋务运动并不进行思想上的学习。腐朽的清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来控制人们的头脑，人们仍然没有认清清政府的腐朽本质。

虽然清政府在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中战败，虽然清政府遭受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打击。然而，大多数人仍然习惯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生活。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虽然不赞同清朝的专制制度，但他们仍然认为要以和平的手段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他们仍然认为要保留清政府和皇帝。这意味着什么？这因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没有彻底解放。

1900年慈禧向11个国家宣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继1860年英法联军第一次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之后，八国联军于1900年第二次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由此开始，中国人民开始真正的觉悟清政府的不可救药，中国人民开始真正的觉醒清政府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清政府不能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也不会再支持清政府。中国人民思想上的觉醒推动了中国政治上的革命的发生。

最后，东南互保的政治意义在于减弱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既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准备了条件，又导致了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长期分裂。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就一直存在。已经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清政府，却在一次次的失败的对外战争中逐渐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还不能明确的体现出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的下降的话，那么东南互保就明确地告诉了清朝中央政府其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的失去。

清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以暴力手段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结束的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统治；中国逐渐向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速度在加快。

清政府失去了中央权威，中华民国也陷入了军阀的分裂割据之中。中华民国的分裂局面不仅仅是西方列强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未能聚集。中央政府失去权威，中国的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因为国内秩序的不稳定，中国遭受了更严重的侵略。当然，不是说东南互保不好，东南互保保留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只是说东南互保虽是迫不得已，但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负面作用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行为，东南互保虽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虽然导致了中国后来长期的分裂割据；但东南互保也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及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从整体上来说，东南互保的成就远大于其局限性，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继续加快。东南互保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政府的自我保护，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成果的保留。在保留下来的近代化的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需要独立，独立需要发展，发展需要稳定。

历史纬度

先说结论：东南互保意味着政治层面上自1860年以来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是之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

首先说政治层面上的地方化倾向成型。1860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先后的爆发太平天国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北回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崩溃，清政府的中央权力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清王朝只能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团练兴起，曾国藩等人的崛起同时意味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

等到叛乱平定，以慈禧、恭亲王等人为核心的清朝上层统治者重回北京，他们的统治战略已经与传统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随着地方重臣权力增大，过去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虽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约，但是权力逐步增大。由于清王朝自身中央机构的腐朽，甚至可以说，以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但是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这种地方化趋势的成型，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动了近代化。

之后来说社会层面上的绅权扩张。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我们需要看到，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整个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方所投资费用仅为一亿元，而所吸收的民间资本更是只有600万元，总量仅仅为甲午赔款的一成。（数据见黄如桐：《试论洋务派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而东南互保得以实现的基础便在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乡村维持秩序，他们即将代替传统的官僚，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之后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绅权扩张的起点便是东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士绅开始进入城市，转变为商绅、学绅，从商业、资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于民间资本。（数据见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清末立宪派》）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士绅阶层在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此之前说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咨议局，咨议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设立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具有高度自治权，可以说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产物，而其中全国21省1643名议员中，士绅占到了将近八成，（数据见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说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局是士绅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首先，导致辛亥革命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便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咨议局推动的，而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被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军事上形势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有咨议局推动的便有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东南互保从政治角度而言是1860年权力地方化倾向达到成熟的标志，从社会角度而言又是士绅走向历史前台推行改革的起点，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御前带刀侍卫

• 1900年5月，八国联军侵华，由于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的统治受到了影响，6月21日以光绪帝名义下诏对英法美等十一国宣战。
• 早在清未宣战之前， 两广总督李鸿章、 湖广总督 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要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找借口侵略；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政权不测，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
• 而同时长江流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南方三督抚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与各国协议东南互保。
• 清朝宣战后，盛宣怀扣押诏书，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他们称皇帝敕令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 民人命产业为主。……

东南互保意义

金乌木木

1900年6月，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于1900年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同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记载，《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 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 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 ，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 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 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 。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满人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 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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