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域”地名之由来及以往研究概况
“西域”一词，一般认为始见于
《汉书·西域传》，但王子今先生在《“西域”名义考》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以为‘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或者‘得名于西汉宣帝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并从“西域”名义的发生背景、地理指向、文化内涵三个角度作出考察，可看作是对“西域”一词的更为精准的诠释。
从《汉书·西域传》所述来看，“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可算作是狭义上的“西域”概念。广义的“西域”则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本文所指，为狭义上之“西域”。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
二、汉武帝开西域的三个阶段
汉武帝开西域，是西汉疆域成型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我国边疆开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奠基阶段。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40年这近七十年当中，以黄老之学治天下，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阶级矛盾也相对缓和。至汉武帝初年，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郡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 的情况。同时，由于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已基本上改变了各诸侯国据地称雄、各自为政的状态，中央权力空前强大。正是这种国内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汉武帝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支持。
然而西汉当时面临的威胁，主要是在其北部的匈奴，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疆域的侵扰，汉武帝打算从东西两翼对其形成牵制。在东翼，西汉出兵朝鲜半岛，至元鼎元年（公元前111年），朝鲜降汉，牵制住匈奴左贤王。在西翼，匈奴在此的力量比较弱，但与“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西域毗连,西域作为匈奴的赋税供应地,是其力量的泉源之一。突破西线,既可减轻汉朝政府的压力,亦可削弱匈奴,加速其内部矛盾激化的过程。于是在汉武帝的头脑中,便形成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图,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汉武帝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
汉武帝开西域的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首次派张骞出使大月氏算起，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为止，这一阶段西汉与西域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外交接触进行的。张骞的这两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说服西域各国出兵和汉朝共击匈奴，但却有十分重要的外交意义和经济意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活动，一方面拓宽了汉朝人的视野，通过对西域沿途诸国的了解，不仅为以后西汉经略西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而且使西汉王朝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西部世界的情况；另一方面，张骞的出使使得西域各国认识到了汉朝的繁荣与富庶，史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赉金币帛直数千石”西域许多国家纷纷派使回访西汉，密切了汉与西域之间的联系。
同时，张骞打通河西走廊的努力，使得西汉通过此线与西域及中亚乃至欧洲地区的贸易迅速增长，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得以繁荣起来。翦伯赞先生曾提出，汉朝是一个商人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域与匈奴的经贸关系也是促使汉武帝开西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阶段，军事征伐阶段。由于汉武帝通西域的阻碍即为匈奴，所以他在位时期，先后派兵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的征伐。分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派卫青进行河套战役。同一年，派霍去病进行河西战役。元狩四年，派卫青、霍去病二人率大军出定（襄）、代（县），发动漠北战役。
通过这三次军事行动，西汉将匈奴势力赶出河套地区、河西地区、漠南地区，西汉在沿途设立了朔方郡和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范文澜先生认为此举“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通往西域的走廊，为远东的中国与远西的欧洲在文化交流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此后，汉武帝又开始了对西域各国的军事征伐。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派赵破奴破车师，王恢佐助赵破奴破楼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军事征伐的结果，西汉虽付出较大代价，但改变了西域地区匈奴强汉朝弱的政治局面，为实现通西域以
“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行政建置阶段。随着西汉对西域各国的军事征伐，西汉王朝以军事征伐手段为主，通过经济的、文化的渗透与影响，逐步开始对西域实行行政管辖。太初三年( 前 102) 在轮台、渠犁置使者、校尉,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之始。 后又设置伊循都尉、护鄯善以西使者。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以郑吉为西域都护，秩比两千石，驻乌垒城（轮台东），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汉武帝为此所做的准备无疑是巨大的且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汉武帝对西域的开发，大致经历了外交沟通、军事征伐、行政建置三个阶段。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循序而行。汉武帝开西域的活动，一面是出于“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考虑，一面也是为了畅通丝绸之路，发展汉朝与西域各国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通西域是为了打击匈奴，打击匈奴也为了与西域通商交流，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成为汉武帝开西域的动因与目的。
三、儒家思想对汉武帝“内行功利、外事四夷”活动的支持
如前所述，汉武帝开西域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为此而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使一些矛盾浮现出来，国家
“财路衰耗而不赡”，“冶铁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阶级矛盾也开始激化，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来讲，此趋势都严重妨碍着国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
汉武帝
西汉统治者也觉察到无为政治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汉武帝早在即位之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便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
“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之士。同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翦伯赞先生认为，“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正是在这种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开始了其“内行功利，外事四夷”的活动。
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开始兴太学，建元六年，又以田蚡为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又颁发诏书，“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先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通过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来达到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
随后，又推行财政经济改革，分别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和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和铸造五铢钱的措施来整顿财政，打击豪强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此外，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管，又于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置十三州刺史，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上述在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一系列活动，汉武帝实现了“内行功利”的目的，这为他“外事四夷”的活动有了稳固的国内力量支持，从而为汉武帝开西域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
四、对汉武帝开西域的评价
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开创的西汉疆域为我国如今版图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开发西域，首先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巩固了国家的整体安定；其次，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地区乃至西汉与域外各国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对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汉武帝开西域的措施，开创了以后历代政权开发西北的基本模式。
但与此同时，综观武帝一生，虽然功业很大，但终究用民力过猛，晚年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实现战略转移。《汉书·西域传》曾评价：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醋,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所以，这种耗费民力的做法，导致社会经济倒退，国家实力削弱的历史教训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5卷）。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中国通史简编》第83页，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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