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針對近年來批評和責難諸葛亮的三個問題，予以辨析：（1）“三顧茅廬”事實確鑿，本無可疑。（2）“借刀殺關羽”毫無根據，完全站不住腳。（3）綜觀戰略戰術、統率能力、改革創新、軍事實績，諸葛亮當之無愧地堪稱一流軍事家。
〔關鍵詞〕諸葛亮；三顧茅廬；關羽；一流軍事家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高瞻遠矚，勵精圖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僅在當時極被敬重，而且在後世深受推許。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十分崇敬的歷史人物。
改革開放以來，諸葛亮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諸葛亮文化”的概念隨之提出，成為廣義“三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隨著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多元化，在諸葛亮研究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見解，在若干重要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遵循“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學術規範，不同觀點的爭鳴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然而，一些人並未經過認真研究，便對重大問題輕下斷語；一些人缺乏對古人的“同情之理解”，脫離特定的歷史背景，隨意拋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一些人為了“吸引眼球”，為了聳人聽聞，不惜曲解史實，厚誣前賢。為了澄清事實，以正視聽，這裡拈出人們比較關注的三個問題，略加辨析，以就教於學界師友。
一、析“三顧茅廬”之疑
漢末建安十二年（207），當時依附荊州牧劉表、屯兵新野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虛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擬定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先奪荊州，再取益州（“跨有荊、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等時機成熟，從荊、益兩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搗政治腹心地區宛、洛一帶，奪取東漢首都洛陽；一路奪取西京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兩路夾攻，以圖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輔佐。從此，這條“臥龍”沖天而起，在歷史的舞臺上夭矯騰飛，大展宏圖，而“三顧茅廬”也成為一段令人神往的千秋佳話。
對於這段史實，陳壽的《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非常明確：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
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事情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一清二楚，本無可疑之處。因此，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寫到此事時，幾乎照抄陳壽原文：
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此後，南宋著名學者胡寅、鄭樵、張栻、元代著名學者郝經、明代著名學者李贄、黃道周、清代著名學者朱軾等，分別撰寫過諸葛亮傳，均採用陳壽對“三顧茅廬”的記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記載的合理性、可靠性。
然而，有人偏要對這明明白白的事實表示懷疑，聲稱“三顧茅廬”的邏輯結論“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其理由是：諸葛亮是一定要出山的，而劉備則是他最願意選擇的明主；與劉備相比，諸葛亮的選擇餘地更小，甚至別無選擇。因此，他不可能在隆中坐等“三顧”。這種推論，純屬臆測。誠然，諸葛亮有用世之志；但他嚮往的是“帝王師”的尊嚴和作為，決非一般的功名利祿之徒，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推銷出去。孟子早就指出：“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1〕因此，即使是劉備這樣可能成為明主的英雄，如無充分的禮遇，諸葛亮也未必出山。把諸葛亮想象為耐不住寂寞，生怕錯過機會的普通士人，未免是以後世凡庸之心，度千古英傑之志。要知道，《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本是蜀漢臣子，曾任蜀漢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非常熟悉蜀漢歷史；何況其父曾經受到諸葛亮懲罰，他本人又是在西晉滅吳以後撰寫《三國志》，根本不會也不可能憑空編造“三顧茅廬”的故事，其記載應該是最可信的。而且，陳壽的記載，與諸葛亮本人在《出師表》中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完全吻合。若想否定陳壽的記載，請拿事實來！
有人也找到了“依據”，就是裴松之在《諸葛亮傳》記“三顧茅廬”和“隆中對策”後，引了這樣一條註文：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僅憑這條引文，有人便斷言：是諸葛亮“北行見備”，而不是劉備三顧茅廬。如此輕率的推論，才真的“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魏略》系三國魏魚豢所撰。怎樣看待它的記載呢？應該說，作為一部私史，《魏略》保存了有關曹魏的大量史料，同時也附帶記載了有關劉蜀和孫吳的部分史料，總體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其中很多內容為陳壽撰寫《三國志》所採用。然而，由於漢末大亂導致的文獻典籍的極大損失和公私記載的嚴重不足，由於三國鼎立局面對信息資料的分割、阻隔、遮蔽和傳播者有意無意的失真，也由於魚豢本人見聞和史識均有不足，《魏略》中有不少記載並不準確，有的純屬傳聞流言，有的錯得非常荒唐，與事實完全相左。相比而言，陳壽在全國統一的背景下，在全面佔有三國史料的條件下，以公正求實態度撰寫的《三國志》，其準確性和可信度，顯然大大高於《魏略》。因此，不能把《魏略》的記載簡單等同於史實；特別是在《魏略》的記載與《三國志》不同甚至相反時，更不能輕易地以之為據。
還要看到，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特點是：重在對史事的補闕、備異、懲妄和論辯。他注引的材料，並非都是史實，更非他都贊同；其中一部分，“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2〕請看這個突出的例子：在《三國志·蜀書·後主傳》“（章武三年）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一語後，有這樣一條注：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閒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雲“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雲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在這裡，《魏略》的記載與《三國志》完全不同，其乘謬一望而知；裴松之予以全面糾駁，正體現了史學家的眼光和“懲妄”的特點。
同樣，在《諸葛亮傳》所引的那條《魏略》記載後，裴松之辯駁道：
臣松之以為亮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這裡說得非常清楚：“三顧茅廬”是明明白白的史實，決非諸葛亮“北行見備”，“登門自薦”，《魏略》的記載是錯誤的。魚豢倒不一定存心作偽，這一記載對諸葛亮也並無惡意，只能說是傳聞失實。
有人別出心裁地說：“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時又不否定《出師表》和《三國志》，就只有一種可能，即兩種說法都是事實，而且‘登門自薦’在前，‘三顧茅廬’在後。”這種說法，表面看來似乎很“全面”，實際上卻犯了折衷主義的錯誤。按照《魏略》的記載，聽了諸葛亮的批評和建議後，“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既然劉備已經將諸葛亮待為上賓，哪裡還需要勞神費力地再去“三顧茅廬”呢？由此可見，兩種記載，一真一偽，無法兼容；所謂“兩種說法都是事實”，只能是一種主觀猜想。
總之，三顧茅廬，乃是劉備、諸葛亮心靈的遇合，理想的選擇，是歷史上罕見的求賢佳話，因而讓一代又一代有志者歆羨神往。事實確鑿，本無可疑，後人不應自作聰明，瞎猜亂疑。
二、辯“借刀殺關羽”之誣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劉備稱漢中王，其事業達到巔峰。此後不久，鎮守荊州的關羽出兵北伐，攻曹操大將曹仁於樊城，消滅于禁所領七軍，擒斬勇將龐德。一時“威震華夏”，以致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3〕。但因後防空虛，同年十月被孫權襲奪荊州，又敗於曹操大將徐晃，被迫敗走麥城，十二月被擒身亡。短短几個月間，形勢大起大落，一代名將竟成悲劇英雄；而荊州的丟失，使劉蜀集團僅餘益州之地，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先跨有荊益，再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構想再也難以實現。因此，關羽的悲劇，成為劉蜀集團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留下了豐富而深刻的歷史教益。
對於荊州之失，前人往往歸結為“大意失荊州”，當代學者則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我在《三國演義評點本》中曾經指出：
分析荊州之失，關羽本人當然首先應負主要責任。由於驕傲自大，他忘記了諸葛亮諄諄囑咐的“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根本方針，任性而行，使自己陷於兩面受敵的危險境地；也由於驕傲自大，他輕信了陸遜的假意奉承之辭，低估了東吳的力量，輕率地調走了荊州大部分守軍，給呂蒙、陸遜以可乘之機。因此，所謂“大意失荊州”，實際上是“驕傲失荊州”。
不過，荊州之失，絕非關羽個人的責任。當關羽出兵襄陽之時，劉備、諸葛亮既未按照《隆中對》的戰略設想，出兵秦川以為配合，也未派兵支援關羽，使其孤軍深入，無法成就大功；而且，明知東吳一直覬覦荊州，劉備、諸葛亮也未採取任何措施加強荊州防務。在這幾個月中，他們完全聽憑關羽橫衝直撞，沒有給予任何指導和幫助……荊州之失，絕非偶然，劉備、諸葛亮亦不能辭其咎。（76回尾評）
當關羽所向披靡，達到其勝利頂點之時，曹仁固守樊城，徐晃率兵救援，曹操也親統大軍為其後盾，敵軍實力和士氣都已大大增強，關羽要想再勝，已經很難；孫權一直以控制荊州，全據長江為其戰略目標的第一步，早已虎視耽耽，一旦曹操拉攏，便乘虛而入。關羽兩面受敵，實在難以招架。對於劉蜀集團而言，佔據荊州與“東和孫權”原本存在根本矛盾，劉備、諸葛亮對此應有清醒認識；然而，他們卻始終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直到關羽敗走麥城，仍未及時救援，致使關羽孤窮無助，力盡而亡。（77回總評）〔4〕
問題在於，劉備、諸葛亮為何“始終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奇怪的是，陳壽《三國志》對此竟然沒有任何明確的記載！裴松之注《三國志》，對此也未作任何說明。對這一謎團，後人當然可以進行探討。不過，任何探討，都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實事求是，摒棄偏見，努力尋繹史實的原貌。
然而，有人卻故作驚人之語，拋出“諸葛亮借刀殺關羽”的怪論。其大意是：關羽、諸葛亮之間不僅有爭奪權力的暗鬥，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蜀漢爭奪天下的政治與外交主張截然不同。聯吳抗魏是諸葛亮外交戰略的核心，成為其一以貫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關羽卻絲毫不能理解諸葛亮的良苦用心，在聯吳抗魏的大政方針上處處與諸葛亮作對。由此足見，關羽的所作所為完全破壞了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於是諸葛亮便假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這真是聳人聽聞的天方夜譚！
首先，說諸葛亮與關羽“有爭奪權力的暗鬥”，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在劉備集團中，關羽歷來深受倚重。在諸葛亮出山前，關羽便每每擔當重任；諸葛亮出山後，關羽仍常常獨當一面。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劉備自樊城撤退，諸葛亮隨行，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5〕；赤壁之戰時，劉備的主要軍力有兩部分：一是“關羽水軍精甲萬人”，二是劉琦率領的江夏軍萬人〔6〕：可見關羽地位之重要。赤壁之戰後，劉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7〕，承擔了保障供給的重任；而“以（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8〕，承擔了面對強敵，準備向北拓展的重任。二人各有側重，諸葛亮的地位並不高於關羽，彼此未見有何矛盾。建安十六年（211），劉備由龐統輔佐入蜀，“（諸葛）亮與關羽鎮荊州”〔9〕，二人共同承擔留守重任達三年之久，也未見有何不和。到建安十九年（214）初，諸葛亮與張飛、趙雲等入蜀增援，留關羽鎮守荊州，二人從此再未見面，而各司其職，哪裡有什麼“爭奪權力的暗鬥”？劉備平定益州後，關羽聽說勇將馬超來歸，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回信說，馬超雄烈過人，可與張飛並驅爭先，尚不及關羽絕倫逸群。這雖然是照顧關羽的“老大”心態，但也符合實情。而這也證明關羽和諸葛亮關係不錯。說二人爭權奪利，請拿事實來！
其次，說關羽“在聯吳抗魏的大政方針上處處與諸葛亮作對”，也不合事實。誠然，關羽對聯吳抗魏方針理解不深刻，執行不堅決；但這主要是由於他在維護劉備集團利益時目光不夠遠大，態度比較狹隘，“剛而自矜”的性格又使他對東吳方面缺乏應有的尊重，動輒惡語相加；然而，他並非故意破壞孫劉聯盟，並非在大政方針上與諸葛亮“截然不同”（在加強劉蜀集團，興復漢室，統一天下的根本目標上，二人完全一致），更不是“處處與諸葛亮作對”。事實上，在他獨自鎮守荊州的將近六年間，孫劉雙方雖然時有矛盾鬥爭，建安二十年（215）還一度兵戎相見，仍基本維持了友好相處的關係（魯肅任吳軍統帥期間時關係比較穩定，呂蒙繼任後則常常是表面的友好）；否則，他就不會輕信陸遜的假意奉承之辭，呂蒙的襲奪荊州之計也就難以得逞了。
再次，在上述這兩個根本無法成立的論斷基礎上，說諸葛亮“借刀殺關羽”，更是毫無道理。
請問，持此說者清楚諸葛亮當時在劉備集團中的實際地位嗎？我早就指出：歷史上的諸葛亮，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是逐步提高的，直到劉備稱帝（221），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而且，在劉備稱帝之前，諸葛亮雖曾參與謀議，但大部分時間是留守後方，足食足兵，從未統管過軍事。這就是說，在關羽北伐至敗走麥城期間，如何予以配合、支持和救援，最高決策權和軍事指揮權並不屬於諸葛亮，而是屬於劉備。只是在小說《三國演義》中，羅貫中才有意淡化了劉備的梟雄色彩，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持此說者，大概是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誇大了諸葛亮當時的作用吧？
在此情況下，如果劉備決定出兵救援關羽，諸葛亮能夠阻止嗎？反之，如果諸葛亮想要出兵，劉備不批准，他能夠出得了嗎？這說明，“始終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關鍵在於劉備，而劉備顯然是決不會故意棄關羽而不顧的。
章武元年（221）四月，劉備稱帝；僅僅兩個月後，便親率大軍討伐東吳，意在奪回荊州。對此，諸葛亮是支持的。因為他們都知道，荊州對於劉蜀集團實在是太重要了。這恰好從反面證明，劉備、諸葛亮決不會故意不救關羽，決不會輕易丟失荊州。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劉備、諸葛亮對孫權奪取荊州的決心認識不足，特別是對他竟然背棄同盟，與曹操聯手攻擊關羽的行為毫無防範；而在孫權發動突然襲擊後，由於時間緊迫，還沒來得及調整部署，及時救援關羽，便已發生了關羽被擒而亡的悲劇。
按照“借刀”說，諸葛亮為了解決他與關羽的“矛盾”，竟不惜借吳人之刀，除掉劉蜀集團的頭號大將，自毀長城；甚至不惜喪失荊州，自斷臂膀，自行破壞《隆中對》的戰略基礎。如此行徑，簡直喪心病狂，而他也就成了損害劉蜀集團根本利益的大罪人，成了陷害同僚的陰險小人。如果真是這樣，劉備怎會放過他？張飛豈不要同他拼命？蜀漢眾多官員又怎麼能原諒他？史實決非如此。這種說法，無異於痴人說夢。
由此可見，所謂諸葛亮“借刀殺關羽”，不僅是毫無根據的胡猜瞎說，而且是用心可疑的惡意誣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三、評“諸葛亮不是一流軍事家”之說
人們歷來公認，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然而，近年來卻有人提出：“論治國，諸葛亮絕對一流；論軍事，諸葛亮絕對不是一流。”問題非同小可，說者斬釘截鐵，我們不能不辨析一番。
諸葛亮究竟算不算一流軍事家呢？
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應該明確兩點：其一，“一流”即“第一等”，並不等於“第一”，更不是“唯一”。其二，評價一個人是否一流軍事家，謀略和戰績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標準，但並非全部標準。在漢末三國時期的軍事家中，若論謀略和戰績，諸葛亮不及曹操；但全面、綜合地予以觀照，論戰略戰術、統率能力、改革創新、軍事實績，諸葛亮當之無愧地堪稱一流軍事家，其整體成就和影響，僅次於曹操。
首先，就戰略戰術而言。早在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就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擬定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先奪荊州，再取益州（“跨有荊、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等時機成熟，從荊、益兩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搗政治腹心地區宛、洛一帶，奪取東漢首都洛陽；一路奪取西京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兩路夾攻，以圖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這不僅堪稱劉備集團的最佳發展戰略，而且是中國軍事史上罕見的高水平戰略規劃之一。劉備逝世後，諸葛亮既是蜀漢的執政大臣，又是蜀軍的最高統帥，其戰略戰術思想大放光彩。其一，在荊州已失，而且無法奪回的情況下，承認現實，與孫吳恢復同盟關係，迅速擺脫了一度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重新形成共同抗曹的戰略格局，並一直堅持到底。這不僅使蜀漢得以全力抗擊曹魏，而且多次與吳軍東西並出，夾擊曹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荊州失守的缺陷。其二，堅持《隆中對》提出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方針，一方面努力爭取隴西羌族的支持，一方面安撫南中地區少數民族；平定南中地區叛亂時，也堅持“攻心為上”的方針，使南中地區成為穩定的戰略後方。其三，在蜀漢自身無法兩路北伐的情況下，幾度進攻曹魏的雍、涼二州，力圖奪取關中和隴西地區，斬斷曹魏一臂，然後進取中原。這正是漢高祖劉邦當年先取關中，再奪天下的成功戰略。這些戰略戰術，目標明確，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正是一流軍事家之所為。
其次，就統率能力而言。諸葛亮治軍的才能，歷來被公認為天下一流。他治軍有方，法紀嚴明。在陳壽纂輯的《諸葛亮集》二十四篇目錄中，就有《兵要》一篇，《軍令》上、中、下三篇。儘管這些著作散佚頗多，但從現存的殘篇中，仍可看出他對軍令、軍紀的高度重視。更重要的是，他執法嚴格，賞罰公允。街亭之戰，馬謖因違背諸葛亮的部署，捨棄水源，立營山上，自陷困境，招致大敗，因而被斬；王平則因屢次勸諫馬謖，戰敗後又能據營自保，並收合蜀軍餘眾而退，因而受到褒獎，“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10〕。不僅如此，諸葛亮還因自己用人不當而公開檢討，上書後主，請求自貶三等，結果被貶為右將軍；直到一年後因擊斬魏將王雙，攻取武都、陰平二郡，才恢復丞相職務。如此以身作則，賞罰分明，使得將領感奮，士卒用命，蜀軍紀律嚴明，令行禁止，指揮如意，具有很強的戰鬥力。正如《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袁子》所說：“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鬥也。”在他病逝於五丈原，蜀軍撤退後，司馬懿巡視蜀軍留下的營壘，見其佈局嚴整，深合兵法，不由得脫口讚歎道：“天下奇才也！”〔11〕
再次，就改革創新而言。諸葛亮在軍隊訓練、用兵佈陣、武器裝備等方面，頗多發明、創造和革新，對古代軍事科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軍隊訓練和用兵佈陣方面，他繼承和發揚了前代兵家的戰陣思想，創制出獨具特色的陣法系統——八陣圖。由於八陣圖早已失傳，後人對其具體內容尚有爭議，但都肯定它在訓練和作戰中的巨大作用。諸葛亮本人就曾非常自信地說：“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西晉武威太守馬隆以三千五百人討伐多年襲擾涼州的鮮卑首領樹機能，“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12〕不久便平定了涼州。這是運用八陣圖成功的範例。唐朝開國名將李靖回答唐太宗關於其六花陣淵源的問題時說：“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13〕這又證明了八陣圖的深遠影響。在武器裝備方面，諸葛亮改進了連弩（能夠連續發射箭矢的弩），使之一次能連發十箭，大大增強了它的威力。在軍糧運輸方面，諸葛亮發明了令人稱羨的木牛流馬。儘管後人對木牛流馬的形制、功能理解不一，但它們極大地提高了運輸功效則不容置疑，並因此而享譽千載。陳壽概括道：“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雲。”西晉太傅掾李興在紀念諸葛亮的碣文中也頌揚道：“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14〕這些成就，不僅在三國時期無人可及，在整個古代軍事史上也堪稱一流。
最後，就軍事實績而言。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說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意思是說諸葛亮善於管理軍隊，但在運用奇謀妙計上卻有所不足；隨機應變的本領，不是他所擅長的。確實，歷史上的諸葛亮並不特別善於出奇制勝；但這絕不等於他不會打仗。綜觀諸葛亮的軍事實踐，主要是南征和北伐。在南征中，他不僅堅持“攻心為上”的方針，而且戰術運用得當，短短几個月就平定了地域廣闊、地形複雜、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多樣的南中地區，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在北伐中，面對強大的曹魏，他始終保持了主動進攻的態勢，使魏軍被動防守，窮於應付。魏軍的主要統帥司馬懿，在與諸葛亮對峙前，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滅孟達；後來又屢出奇計，迅速平定了公孫淵叛亂，也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然而，面對諸葛亮，他卻幾度戰敗，只得堅壁不戰。諸葛亮在五丈原與他相持，“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他毫無辦法。諸葛亮派人給他送去巾幗衣飾，激他出戰，他只能忍氣吞聲地接受。甚至在諸葛亮病逝，蜀軍撤退，他親率大軍追趕時，還被反旗鳴鼓的蜀軍嚇退，落得個“死諸葛嚇走活仲達”的話柄。對此，他也只能尷尬地自嘲道：“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15〕對比之下，諸葛亮顯然高出司馬懿一籌。請問，這難道還不算一流軍事家嗎？
誠然，由於諸葛亮的早逝，北伐未能取得最後成功；但若天假以年，蜀軍逼退或擊破魏軍，奪取關中地區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加上孫吳的有力配合，則可取得更大的戰果。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也不應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僅就其臨終前的戰略態勢而言，諸葛亮也是歷史上罕見的以弱擊強的典範，完全當得起一流軍事家的稱號。
當然，作為軍事家，諸葛亮奇謀不足，究竟是一個明顯的缺陷，這是其整體成就不及曹操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應該看到，北伐未能最後成功，從根本上說，還是受到蜀、魏綜合國力對比的制約。陳壽就指出：“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這個分析是比較客觀的。
上述幾點，並無什麼新材料，應該是責難和貶損諸葛亮的人也能看到的。我們的分歧在於如何解讀這些史料。關鍵仍然是：尊重史實，實事求是，以“同情之理解”看待前賢；切忌偏見私心，切忌自以為是，信口開河！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參考文獻〕
〔1〕孟子·公孫丑下〔M〕.
〔2〕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Z〕.
〔3〕〔5〕〔8〕三國志·蜀書·關羽傳〔M〕.
〔4〕沈伯俊.三國演義評點本〔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897，899.
〔6〕〔7〕〔9〕〔11〕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M〕.
〔10〕三國志·蜀書·王平傳〔M〕.
〔12〕晉書·馬隆傳〔M〕.
〔13〕李衛公問對（卷中）〔M〕.
〔14〕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M〕.
〔15〕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M〕.
關於“三國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拙作《“三國文化”概念初探》有深入論述，可參閱。文章原載《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參見拙作《智慧忠貞，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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