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 伊朗：跨年之變

自12月28日至今，伊朗發生了蔓延全國多地的社會騷亂，這起騷亂引起了外界廣泛的、或許是過度的關注和寄託

上街跨年

此次騷亂的肇源地，是伊朗第二大城市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開始日是2017年12月28日。

最初的抗議訴求，是譴責政府緊縮政策所導致的物價及生活費用尤其燃料價格上漲，但抗議迅速蔓延至全國，並出現了各種政治化口號：12月29日，北部城市庫姆有人喊出“獨裁者死去”和“釋放政治犯”等口號，據稱更有人要“支持巴列維王朝復辟”；12月30日，一些自由派反對者在德黑蘭大學門前舉行紀念2009年伊朗上一次大規模抗議活動“勝利結束”8週年活動，引發和執法人員的對抗；1月1日，伊朗中部納賈法巴德一名警察遇害，另有3警察遭到槍擊。

截止1月2日據官方統計，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和1名革命衛隊成員），僅在首都德黑蘭就有至少450人被先後逮捕（但也有一些被捕者陸續獲釋）。

究竟是為什麼

儘管一些分析家將此次事件稱作“革命”、“起義”（支持示威者的說法）或“國外敵對分子”、“反革命分子”所製造的“陰謀”（反對示威者的說法），但更多熟知伊朗內情的分析家，如法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RIS）研究員科維爾（Thierry Coville）、伊朗-歐洲商務論壇專家巴特曼戈赫裡吉（Esfandyar Batmanghelidj），以及前法國駐伊朗大使尼古洛（François Nicoullaud）認為，其根源是內在的、經濟和社會性的。

科維爾指出，此次示威最初、最普遍和最核心的內容，是宣洩了伊朗底層民眾對經濟、社會的不滿情緒。

首先是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是12%，但即便許多官方人士私下裡也承認高達16-18%，年輕畢業生畢業即失業（官方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7%），每年70萬新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這令年輕人產生對前途的絕望感，並由此滋生對制度不公正的厭倦感，覺得現行體制讓政治、經濟資源和機遇集中在少數階層的少數人手中”。

其次是對伊朗問題核協議簽署以來伊朗經濟和個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程度不滿，產生了“粉轉黑”效應。

正如許多分析家所言，伊朗核協議的達成導致部分制裁解除，一些伊朗人寄希望於核協議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的社會、經濟困境，當發現情況遠非如此後希望變成了失望，並在遇到“應激”後迅速而猛烈地宣洩出來。

第三則是對總統魯哈尼（Hassan Rohani）的寄託幻滅。

在2009年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連選連任並引發大規模抗議後，伊朗政壇的改革派在體制內凋零殆盡，原本是溫和保守派的魯哈尼在殘存改革派“棄保戰略”推動下於2013年爆冷上臺，並迅速作出改革姿態，不僅一手推動伊朗核問題解決，而且多次特別承諾保護言論、集會自由，引來國內外一些好感和支持。2017年5月他連選連任，也表明當時許多伊朗人對他仍抱有很大希望和好感。但由於種種原因，核協議未能帶來其所預期的繁榮和開放，這讓原本狂熱支持魯哈尼改革路線的伊朗年輕人反倒成為此次示威的主力。

雪上加霜的是，魯哈尼上任以來為解決預算和制裁帶來的一系列困境，採取了持續的緊縮措施，這導致社會支出減少，油價飆升，物價飛漲，令底層民眾滋生了不滿情緒，許多人在忍耐長期經濟制裁後已經對緊縮政策缺乏耐心，而魯哈尼為防止通漲和貨幣貶值，提高伊朗投資吸引力，實際上別無選擇，這令所謂“底層的30%”（指伊朗最貧窮的30%人口）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而這些人原本在2009年投票支持內賈德，在2017年“可能誰的票也沒投”。原本政治立場涇渭分明的都市年輕人和“底層30%”因為“共同的不滿情緒”在此次“跨年示威”中站到了一起。

被誇大的局勢

此次示威發生後，除了一直對伊朗抱持敵意、不斷揚言要單方面撕毀核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絕大多數地區和國際領導人表現得相當冷靜、謹慎，如向來“大嘴”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1月1日一方面預祝伊朗人民“高尚地追求自由”取得成功，一方面表示以色列絕不會干預伊朗內政，而德國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同日呼籲伊朗政府“尊重人民集會與和平請願的權利”，但“在持續數日對抗後各方都放棄訴諸暴力更加重要”。

這種謹慎實際上表達了外界的一種保留和疑慮：此次伊朗“蝴蝶的翅膀”，究竟能掀起幾許波瀾？

正如一些伊朗問題專家所指出的，此次事件的政治意義被一些方面誇大了，“這是一起沒有明確領導人，沒有明確目標，只是因為社會上不滿和失望情緒鬱積而迅速蔓延的風潮，事實上各地宣洩的情緒和訴求彼此間大相徑庭”，僅僅關注或特別“標粗”某些零星訴求、口號並無特別意義。自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大規模群體事件至少已爆發過3、4次，此次差不多是規模最小（參加人數有限）、深度最淺（暴力對抗力度輕微，且迄今並無重量級政治人物直接捲入）、訴求最混亂（2009年至少喊出“內賈德下臺”的一致口號，而此次雖也有人喊過“哈梅內伊下臺”，但無跡象表明是普遍性訴求——實際上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此次“並無普遍性訴求”）。即便傷亡數也並不像某些人所強調得那般突出：2009年反對內賈德連任的示威，官方宣稱有36人死亡，非正式統計的死亡人數則高達72人之多。

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這次社會事件的影響。正如伊朗政治學家穆薩維（Mojtaba Mousavi）等所指出的，伊朗當局可能更善於對付政治目標明確的示威，而對這種因為經濟原因引伸出政治訴求的示威反倒感到棘手，因為後者不如前者容易界定和控制。

事實上魯哈尼態度在24小時內的變化也折射出問題的複雜性和行政當局的尷尬：12月31日晚他發表了態度溫和的講話，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但只隔1天，他就明顯強化了口氣，宣稱伊朗人民將嚴厲應對“麻煩製造者”和“不法分子”——這個口徑已和受“神權”控制的伊朗情報部門十分接近。

那麼加拿大呢？

在伊朗核協議談判過程中，加拿大聯邦政府頗令人費解地扮演了一個莫名強硬的角色，以伊朗“缺乏和談誠意”為由中斷了雙方間外交關係。此後不久，伊朗核協議達成，這自然令兩國間交往陷入一種微妙的尷尬——但或許也恰因如此，此番伊朗“跨年之變”，加拿大得以完全置身事外，不置一喙。

既然暫時弄不清撲朔迷離的當地局勢，弄不清示威者真正的訴求，又沒有亟待主動維護的本國利益，那麼何妨“一慢二看三通過”，不要重蹈上次匆匆中止外交關係的覆轍？認真說，“跨年示威”的大多數參與者自己，恐怕也還沒弄清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根本訴求究竟是什麼，或者他們這些示威者究竟是否可以被視作一個整體。

圖1、伊朗阿爾伯爾茲省的街頭騷亂（路透社）；

圖2、此次“跨年之變”分佈圖（BBC）

圖3、示威的人群（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