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 伊朗：跨年之变

自12月28日至今，伊朗发生了蔓延全国多地的社会骚乱，这起骚乱引起了外界广泛的、或许是过度的关注和寄托

上街跨年

此次骚乱的肇源地，是伊朗第二大城市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开始日是2017年12月28日。

最初的抗议诉求，是谴责政府紧缩政策所导致的物价及生活费用尤其燃料价格上涨，但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并出现了各种政治化口号：12月29日，北部城市库姆有人喊出“独裁者死去”和“释放政治犯”等口号，据称更有人要“支持巴列维王朝复辟”；12月30日，一些自由派反对者在德黑兰大学门前举行纪念2009年伊朗上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胜利结束”8周年活动，引发和执法人员的对抗；1月1日，伊朗中部纳贾法巴德一名警察遇害，另有3警察遭到枪击。

截止1月2日据官方统计，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和1名革命卫队成员），仅在首都德黑兰就有至少450人被先后逮捕（但也有一些被捕者陆续获释）。

究竟是为什么

尽管一些分析家将此次事件称作“革命”、“起义”（支持示威者的说法）或“国外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所制造的“阴谋”（反对示威者的说法），但更多熟知伊朗内情的分析家，如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RIS）研究员科维尔（Thierry Coville）、伊朗-欧洲商务论坛专家巴特曼戈赫里吉（Esfandyar Batmanghelidj），以及前法国驻伊朗大使尼古洛（François Nicoullaud）认为，其根源是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性的。

科维尔指出，此次示威最初、最普遍和最核心的内容，是宣泄了伊朗底层民众对经济、社会的不满情绪。

首先是失业。

官方失业数据是12%，但即便许多官方人士私下里也承认高达16-18%，年轻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官方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7%），每年7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令年轻人产生对前途的绝望感，并由此滋生对制度不公正的厌倦感，觉得现行体制让政治、经济资源和机遇集中在少数阶层的少数人手中”。

其次是对伊朗问题核协议签署以来伊朗经济和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不满，产生了“粉转黑”效应。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导致部分制裁解除，一些伊朗人寄希望于核协议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的社会、经济困境，当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后希望变成了失望，并在遇到“应激”后迅速而猛烈地宣泄出来。

第三则是对总统鲁哈尼（Hassan Rohani）的寄托幻灭。

在2009年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连选连任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后，伊朗政坛的改革派在体制内凋零殆尽，原本是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在残存改革派“弃保战略”推动下于2013年爆冷上台，并迅速作出改革姿态，不仅一手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而且多次特别承诺保护言论、集会自由，引来国内外一些好感和支持。2017年5月他连选连任，也表明当时许多伊朗人对他仍抱有很大希望和好感。但由于种种原因，核协议未能带来其所预期的繁荣和开放，这让原本狂热支持鲁哈尼改革路线的伊朗年轻人反倒成为此次示威的主力。

雪上加霜的是，鲁哈尼上任以来为解决预算和制裁带来的一系列困境，采取了持续的紧缩措施，这导致社会支出减少，油价飙升，物价飞涨，令底层民众滋生了不满情绪，许多人在忍耐长期经济制裁后已经对紧缩政策缺乏耐心，而鲁哈尼为防止通涨和货币贬值，提高伊朗投资吸引力，实际上别无选择，这令所谓“底层的30%”（指伊朗最贫穷的30%人口）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而这些人原本在2009年投票支持内贾德，在2017年“可能谁的票也没投”。原本政治立场泾渭分明的都市年轻人和“底层30%”因为“共同的不满情绪”在此次“跨年示威”中站到了一起。

被夸大的局势

此次示威发生后，除了一直对伊朗抱持敌意、不断扬言要单方面撕毁核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绝大多数地区和国际领导人表现得相当冷静、谨慎，如向来“大嘴”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1月1日一方面预祝伊朗人民“高尚地追求自由”取得成功，一方面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干预伊朗内政，而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同日呼吁伊朗政府“尊重人民集会与和平请愿的权利”，但“在持续数日对抗后各方都放弃诉诸暴力更加重要”。

这种谨慎实际上表达了外界的一种保留和疑虑：此次伊朗“蝴蝶的翅膀”，究竟能掀起几许波澜？

正如一些伊朗问题专家所指出的，此次事件的政治意义被一些方面夸大了，“这是一起没有明确领导人，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因为社会上不满和失望情绪郁积而迅速蔓延的风潮，事实上各地宣泄的情绪和诉求彼此间大相径庭”，仅仅关注或特别“标粗”某些零星诉求、口号并无特别意义。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大规模群体事件至少已爆发过3、4次，此次差不多是规模最小（参加人数有限）、深度最浅（暴力对抗力度轻微，且迄今并无重量级政治人物直接卷入）、诉求最混乱（2009年至少喊出“内贾德下台”的一致口号，而此次虽也有人喊过“哈梅内伊下台”，但无迹象表明是普遍性诉求——实际上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此次“并无普遍性诉求”）。即便伤亡数也并不像某些人所强调得那般突出：2009年反对内贾德连任的示威，官方宣称有36人死亡，非正式统计的死亡人数则高达72人之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这次社会事件的影响。正如伊朗政治学家穆萨维（Mojtaba Mousavi）等所指出的，伊朗当局可能更善于对付政治目标明确的示威，而对这种因为经济原因引伸出政治诉求的示威反倒感到棘手，因为后者不如前者容易界定和控制。

事实上鲁哈尼态度在24小时内的变化也折射出问题的复杂性和行政当局的尴尬：12月31日晚他发表了态度温和的讲话，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只隔1天，他就明显强化了口气，宣称伊朗人民将严厉应对“麻烦制造者”和“不法分子”——这个口径已和受“神权”控制的伊朗情报部门十分接近。

那么加拿大呢？

在伊朗核协议谈判过程中，加拿大联邦政府颇令人费解地扮演了一个莫名强硬的角色，以伊朗“缺乏和谈诚意”为由中断了双方间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伊朗核协议达成，这自然令两国间交往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但或许也恰因如此，此番伊朗“跨年之变”，加拿大得以完全置身事外，不置一喙。

既然暂时弄不清扑朔迷离的当地局势，弄不清示威者真正的诉求，又没有亟待主动维护的本国利益，那么何妨“一慢二看三通过”，不要重蹈上次匆匆中止外交关系的覆辙？认真说，“跨年示威”的大多数参与者自己，恐怕也还没弄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根本诉求究竟是什么，或者他们这些示威者究竟是否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

图1、伊朗阿尔伯尔兹省的街头骚乱（路透社）；

图2、此次“跨年之变”分布图（BBC）

图3、示威的人群（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