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明朝萬曆年間，蘇州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暴動。上萬名織工手持木棍走上街頭，又是打人又是縱火，搞的蘇州城內人心惶惶。
按理說，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地方政府應立即出兵鎮壓才是。奇怪的是，時任蘇州知府的朱燮文卻未派一兵一卒，對鬧事者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這是為什麼呢？
一切得從一個叫孫隆的稅監說起。
稅監是幹什麼的？就是皇帝派到地方上向民間徵稅的人，這個職位往往由宦官擔任。雖美其名曰“徵稅”，說白了就是搜刮。這種人通常不受待見，但是地方官員也得罪不起。
江南在當時已經是中國的商業中心，紡織業很發達，不少人因此發家致富。孫隆抵達蘇州後，向當地的機戶提出徵稅方案：每臺紡織機收三錢銀子，每匹布收五分銀子，每匹紗收三分銀子， 若按照一兩銀子等於十錢銀子計算，總共加起來半兩不到。看似數目不大，可機戶們依然無法接受。
這些機戶大多是做絲綢的，絲綢之所以利潤高，除了商品相對稀缺，政府的低稅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孫隆這套徵稅方案一公佈，機戶們就不爽了，這不擺明了想從我們身上割肉嗎？
為了抗稅，機戶統統關門歇業，這下有一群人可就慘了，他們是蘇州的紡織工人，他們從此丟了生計。
可是在工人們看來，這並不是東家的錯，一切都是由稅監造成的。他們決定聯合起來找孫隆討個說法。沒過多久，他們就聚集了一萬人，浩浩蕩蕩向稅官的住所走去，接下去就發生了開頭說的那一幕。孫隆見狀趕緊逃到了杭州。但還是有兩名稅官被憤怒的群眾打死了。
最後，事情傳到了萬曆皇帝的耳朵裡，為首的八名機工立即被逮捕並判處死刑。然而，蘇州知府由於害怕釀成民變，遲遲不敢執行上級的命令，這些工人後來也被釋放了。
萬曆皇帝
這就是萬曆朝著名的蘇州織工暴動。它雖然只是歷史的一個小插曲，背後卻標誌著明朝國運的轉折。
元朝滅亡之後，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繁榮穩定期。16世紀初，中國的人口大約為1億人，之後以每年大約0.5%的速度不斷增長。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大量農村勞動力湧進城市，從農民變成了帶薪的僱工。而紡織業是吸納工人最多的產業之一。
伴隨著人口增長的，是技術進步。在明代已經出現了新型的軋棉用的攪車，可將生產效率較以往提升四倍。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水力紡紗車，比西方的同類發明早了一個多世紀。
工商業的發達，就得使用大量的貨幣。那麼問題來了，錢從哪兒來。
明朝初期，政府首先想到了印紙幣。畢竟，中國從北宋就開始流通紙幣。宋朝的紙幣叫做“交子”，咱們讀中學歷史的時候就知道。
北宋的紙幣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也是金融史上的一項偉大創新。紙幣使交易的便捷性大大增加，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有國家的信用背書。紙幣在本質上是社會信任的產物，如果沒有政府信用作為基礎，那僅僅是張廢紙而已。
但信用不是空殼子，它的背後必須有準備金為支撐，作為貨幣信用體系的壓艙石。所以，宋朝發行紙幣的同時也規定，紙幣隨時隨地可以兌換成錢幣或銀子。這一制度在元代被繼承下來。
明朝開國之後，朱元璋也想發行紙幣，但政府卻沒有足夠的準備金。
朱元璋
宋元時期的準備金以銅幣為主，但是經歷了元末的戰亂，全國各地的銅礦大多荒廢了。但為了讓經濟迅速恢復，政府發行了紙幣“大明寶鈔”，並規定可以和銅錢、黃金和白銀一起使用。
但這套貨幣體系有個重大缺陷，老百姓只能拿真金白銀換紙幣，卻不能用紙幣換回真金白銀。結果可想而知，大家都不用紙幣了。
雖然政府下令禁止用金銀做交易，但由於人們對紙幣不信任，金銀仍以各種形式在地下流通。而政府發行的寶鈔則越來越不值錢。終於到了15世紀中葉，白銀再次獲得了合法的地位。
到了16世紀後期，隨著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推行，政府更是乾脆以白銀作為統一的稅收支付方式。從此，國家的財政收入也開始依賴白銀了。
張居正
隨著國家金融體系重歸“銀本位”，社會對白銀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加上中國有龐大的人口與不斷髮展的工商業，更是迫切需要源源不斷的白銀。然而，中國本地的銀礦稀少，這是歷朝歷代政府頭疼的問題。
而此時世界的另一端發生了一件大事：歐洲人發現了美洲。美洲有大量白銀，歐洲人征服了當地之後，開始大規模開採美洲的銀礦。這些銀子有一個巨大的市場，那就是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來自美洲的白銀，就不會有明朝中期江南經濟的大繁榮。白銀在為帝國積累財富的同時，也讓中國融入了整個全球貿易體系。
我們過去通常以為，中國從明代起就開始閉關鎖國，漸漸落後於世界。但真實的情況可能不是這樣，從16世紀末開始，中國曾長期佔據著全球貿易的中心位置。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歐洲人，他們雖然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但除了堅船利炮，並沒有值得一提的商品。至少對東方人而言就是如此。東方社會比美洲發達的多，歐洲人也不可能像對待美洲人那樣採取野蠻的軍事征服。因此，他們就只剩下和中國人做生意這一條路。
但歐洲商品對中國人沒有多大吸引力，歐洲人有些什麼呢？大多是羊毛、玻璃之類的東西，中國人對這些不太感興趣。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人仍舊視歐洲的工藝品為“奇技淫巧”，非常不屑一顧。但來自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在歐洲卻大受歡迎。尤其是絲綢，一度被西方人視為高貴的象徵。
結果就導致中國與西方產生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中國不斷向西方出口商品，而外國則向中國支付大量的白銀。西方人甚至把當時的中國比喻成世界白銀的“秘窖”。
不過從長遠來看，這樣的結果並不是歐洲人想要的。因為這等於變成了他們只能從中國人那兒買東西，自己的貨卻賣不出去，錢全都流進了中國人的口袋。雖然歐洲人也能從貿易中獲得一些好處，但終究賺不了多少錢。
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對白銀的巨量需求，使得世界的白銀價格不斷上升。終於，西班牙第一個坐不住了。他當時控制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命令殖民當局對美洲出口到中國的白銀進行限制。就這樣，流入中國的白銀開始減少。而明朝政府對這一切幾乎毫不知情。
不知不覺中，流通於中國市場上的白銀不再增加。這不僅影響到民間，更影響了政府的稅收。由於白銀減少，民間紛紛囤積白銀，這又導致國內白銀的價格上漲，進一步加劇了財政的惡化。最後，為了填充國庫，皇帝只好派人直接向民間徵稅了。
然而，從地方政府到工商階層，他們對朝廷的這種做法非常反感。因為商業稅已經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向商人徵稅，不僅會打擊他們的積極性，更是觸動了地方政府的蛋糕。所以，地方政府通常不太配合稅監的行動，對他們表面上笑臉相迎，實際則陽奉陰違。甚至縱容民間的不滿分子與朝廷對抗。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當初蘇州知府朱燮文不願意派兵鎮壓織工暴動，他對孫隆的解釋很簡單：我的兵是用來禦敵，不是來鎮壓老百姓的。
當帶頭起事的織工入獄後，蘇州市民紛紛前來獄中慰問，他們給織工端茶送飯，將他們視為城市的英雄。也許，這正是這群織工日後被釋放的原因，他們的舉動為自己贏得了民心。
而對於明王朝而言，這場暴動卻成了帝國衰敗的序曲。白銀存量的減少，加劇了明朝後期的財政危機。而地方政府在處理民變問題上的不作為，則反映了中央與地方之間已經出現深刻的裂痕。在日後的農民戰爭與清兵入侵中，明朝政府的動員能力之低下，使其最終嚐到了滅亡的苦果。
但是歸根到底，明王朝缺乏堅實的貨幣信用體系，加之對外國白銀的高度依賴，導致對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因素缺乏任何抵禦能力。這一切的一切，最終把他推向了滅亡的深淵。明朝的故事告訴我們，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貨幣問題可能關乎一個國家的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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