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9 有感“太史公曰”

有感“太史公曰”| 閱讀《史記》

讀《史記》時無意中發現,若把“太史公曰”單獨集錄起來,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只是《史記》全文實在浩如煙海,博大精深,萬千感慨也只能略抒一二。

我讀《史記》,前後用了一年多時間,從“囫圇吞”通讀到“消化”慢讀,再到“反芻”回味,至少有三遍,中間還有邊讀邊忘的需要停下來做筆記,自覺辛苦。然即便如此,仍有理解的偏差及認知的淺薄,有時往返默讀幾個回合仍不得其真義,幸得“太史公曰”貫穿全書,雖常在文末贊論點綴,卻是微言大義,有撥雲見日、點石成金之妙,使人茅塞頓開,糾正謬誤。因此我說,“太史公曰”亦可為鑑,隨太史公識人辨事思索歷史,可使閱讀有事半功倍之效;以“太史公曰”修正“三觀”,參謀現實,於待人接物、職場立身皆大有裨益;太史公且敘且議,或褒或貶,是非沉浮,正邪分明,讀罷胸中自有一股清氣馳騁。當然,“太史公曰”的思想體系有它的年代、社會侷限性,在參考同時,也必然需保持自己“揚棄”的立場,取其精華,為今所用。

《五帝本紀》為《史記》之首,由於年代久遠,主要記述了史實,篇末“太史公曰”只作了個“小總結”,但寥寥數語卻顯現了司馬遷實事求是、虛心嚴謹的治學與寫作態度:“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所表見皆不虛”,意思是說如果(自己)不是深思好學,率先明白其中的意思,是很難向那些學識淺薄的人說明白(《尚書》)內涵的。對此,閱《五帝本紀》之初便深有體會,比如舜,我對他的認識最初僅來源於傳說,淺薄地認為他有些“愚孝”:對父親和繼母的多次謀害一味忍讓,“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反覆深讀,才悟出舜的退讓不僅僅因為秉承孝道傳統,還因為他心懷寬廣,志在天下,不是睚眥必報之輩。何況舜雖然步步退避,卻能通過“挖地道”等聰明手段讓自己脫離危險,是一個集仁德與智慧於一身的人才。司馬遷在後來的《陳杞世家》中重提舜,讚美他“舜之德可謂至矣!”撫卷自省,若自己閱讀時僅滿足於皮毛,恐怕也只能淪為為太史公口中那“淺見寡聞”的一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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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之虞舜孝行感天

司馬遷對暴政深惡痛絕,在著述正文中也一目瞭然,但同時又保持著客觀理性。如在《殷本紀》中,他既指責商紂王的暴虐荒淫,又承認他的天資聰穎,但聰穎不抵罪過,暴政之君再聰明也只會走向滅亡。到了《秦始皇本紀》,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秦始皇之所以統一六國,並非因為他才能蓋世,而是天下分裂太久、百姓渴望統一的結果。所以儘管始皇打得了天下,卻註定守不長久,到秦二世及位,太史公直接來了句“胡亥極愚”——對於一味苛徵暴斂的君王,即使續修了長城、築造了宏偉的阿房宮,依然得不到百姓的擁戴和認可,相反更加恨他。

在《史記》中,我重新認識了項羽。之前的瞭解多來自於戲劇和傳說,腦海中那悽楚悱惻,英雄與紅顏的組合是一幅非常好看的畫面。但《史記》將真實的項羽揭露給世人看,司馬遷告訴人們,項羽的成功也是運氣使然。此人力大無比,勇猛不可阻擋,卻又殘忍無情。比如在劉邦兼併關中後,項羽從彭越打到城陽,到齊國後“遂北燒夷齊城室屋,皆坑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活埋俘虜,欺凌婦孺,簡直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樣的暴徒,即使對虞姬再怎麼痴情,也不值得稱頌。

讀《史記·晉世家》時,發覺之前關於晉文公燒死介子推的傳說是不可靠的。《史記》載,晉文公重耳因為忘記獎賞他的忠臣介子推,後者負氣藏進山中。心懷歉疚的重耳找不到他,只好將那座山封給了介子推,並命名為“介山”。對此,太史公也表示出了淡淡的遺憾:受過苦難的明君晉文公尚且忘掉獎賞為他赴湯蹈火的介子推,那麼驕奢的君主就更難說了。同時他也感慨:做個國君沒那麼容易,駕馭臣民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活”,稍不注意就會失去一個得力助手。治國之道當日參省乎己,儘量不疏忽了功臣,獎罰得當才更利於統領。這段“太史公曰”即使用在現代職場,也是頗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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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忻州原平天涯山介子推背母雕像

《史記》中傑出人才的謙讓品質十分突出,讓人深受感染。在《吳太伯世家》中,周太王的兒子吳太伯,為了避讓王位,寧可遠走荊蠻(荊楚土著)並隨其紋身剪髮,以免再被重用。相比父子兄弟爭位相殘的鬥爭,他的謙讓太難能可貴了。因而太史公借孔子的話稱讚他:“太伯可謂至德矣。”這種謙讓的美德,使得太史公也情不自禁讚道:“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君子坦蕩蕩,這是一個人品質的最高境界,至今亦不過時。

雖然推崇忠孝仁義,但司馬遷卻又是絕不支持盲從與愚忠愚孝的。如他在《衛康叔世家》中提到衛宣公的太子因女人而被害,弟弟與太子爭著去死,讓他想起了晉太子申生的悲劇,父子間的殘殺和兄弟見的毀滅,使得太史公仰天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和詰問:“亦獨何哉?”是啊,若國家平安,世界和平,百姓和諧,該多麼好,而爭鬥、霸凌、強權,又是為什麼呢?

獨鍾“太史公曰”的人不在少數,他的“經典金句”或借引或論贊,或直抒胸臆,更堪為世人座右銘,如“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如此種種,難能一一而足。

有專事研究《史記》的學者贊“太史公曰”:“恢詭其言,語意南北;畫龍點睛,提挈精神;愛奇志異,涉筆成趣。”而我作為一個資質愚笨的人,我讀《史記》是從小處著眼的,猶如螞蟻搬家,但反覆誦讀思索,便也有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收穫。

三讀《史記》到最後一卷的時候,正值工作繁忙、家事繁多之際,合上書卷已至黎明,輕鬆之餘又頗有“嘔心瀝血”之疲憊,不由深深感喟:常人讀史尚且如此,而司馬遷以負重傷殘之軀寫史,更是非庸常俗人能為,實令萬千後人景仰敬重紀念。他在《孔子世家》中曾借《詩》讚頌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而後人對太史公,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本文為“第四屆伯鴻書香獎·閱讀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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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陸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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