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强权，寄情山水说文论道，董其昌俨然一个遁世脱俗的高雅文人，却摆脱不了贪财好色，欺榨乡民，干预司法的乡宦陋习。艺品与人品分裂至此，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格案例。
董其昌是明代官阶最高的画家，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后，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加封太傅。入仕31年，他屡次因各种原因赋闲在家，或被排挤出京，或因病归里，或逃避党祸。大部分时间从事书画创作鉴赏、研究禅学，或游历山河，交友论道。他的书画成就和理论在当朝就备受追捧，此后又影响中国百年。不畏强权，寄情山水说文论道，董其昌俨然一个遁世脱俗的高雅文人，却摆脱不了贪财好色，欺榨乡民，干预司法的乡宦陋习。艺品与人品分裂至此，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格案例。2015年11月嘉德秋拍上一件董其昌的水墨作品《疏林茅屋图》以6900万人民币成交，成为今年古书画拍卖中的少有热点。我们在关注艺术的同时，不妨多花点笔墨研究一下这位充满市井气的多变才子。
官场明哲保身
董家先祖曾在朝中为官，到董其昌这一辈已家道中落。董父严格限制儿子的其他爱好，在其严令督促下董其昌13岁就得中童生，但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董其昌31岁时还屈居平湖一代以教授私塾为生，生活清苦。为了排解郁闷，他开始接触禅学，与友人结成陶白斋文社，追慕陶渊明、白居易风骨，夜夜对酒当歌，俨然一介狂生。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参加乡试，终于考中，因文采超群，得到王世贞的赞赏。次年，35岁的董其昌赴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正式踏入仕途。明代有六科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3年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职，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余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董其昌任翰林院编修后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5年后群臣请立皇太子，遭到神宗斥责，董其昌受牵连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提学副使，刚开始他还称病不去就任。两年后，他在湖广提学副使任上得罪当地势家，对方怂恿生员捣毁学政公署，董辞职归乡，明神宗慰留，直至半年后回到松江。此后朝廷先后任董其昌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他均推辞不去赴任。
明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即位，思念旧讲官董其昌，下旨召他为太常少卿，但光宗一个月后驾崩，董其昌没来得及赴任。天启皇帝登基，因先帝优恤旧臣的遗命，擢升董其昌为太常寺卿、侍读学士，同年兼任纂修官，参加编纂《神宗实录》。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和阉党激战正酣，董其昌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随着东林党在斗争中失败，大批官僚被阉党清洗。董其昌出自江南，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即使身在南京也连遭弹劾，屡次乞休被皇帝挽留，最终任职不足一年便返回原籍。崇祯五年（1632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阉党余孽又掀起党争，董其昌最后一次请求归故里。他上书皇帝写道：自己已近八十高龄，且疾病缠身，气喘不能行步，腹胀几于绝食。崇祯七年（1634年），董其昌得返松江，两年后病逝，朝廷给予祭葬之荣，追赠为太子太傅，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政权授予其谥号“文敏”。董其昌的政治生涯堪称传奇，他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的复杂政治环境下与各方结好以求自保，（谥号“文敏”便来自先依附东林党后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又不依附任何一方，常以身体不佳为由请长假回乡休养，忽官忽隐，深谙明哲保身的精髓。晚明政坛出现一种奇特现象，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他们把创造力放在其他兴趣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蛰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书法家。
”艺坛无一不精
《明史》中记载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应该是个自视甚高之人。少时他对书法不感兴趣，参加松江府会试时还因为字迹不佳，被知府衷贞吉从榜首拉到第二名，被侄子董原正反超。年少气盛的董其昌受到很大刺激，决心苦练书法，3年时间便初见效果，中年时，他的书法已闻名大江南北。当时，以祝允明、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门书派正如日中天。董其昌书风以淡雅生秀为特色，为晚明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将几位原本没有多少师承关系的松江籍书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松散的地域群体，起初无法与吴门书派相比，直到推出莫如忠、莫云卿父子，松江画派才真正值得一书，但其中能与吴门书派抗衡的，也只有董其昌一人。清初，松江人沈荃把董其昌书法推荐给康熙皇帝。作为入主中原的清早期帝王，康熙帝对汉人书法很有兴趣，早年勤学欧颜，后转而崇尚董其昌书法。沈荃进入翰林院全因善书，康熙十年（1671年）他因此入职南书房。康熙通过沈荃了解和学习董其昌，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还钟情此书风。由于康熙的大力推崇，董其昌书法成为朝中科举、斋廷供奉、干禄求仕的指定载体，在清代几百年中，很难有一个书法家享此殊荣。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董书大多数被收进了宫中秘阁，流落于民间的真迹绝少，唯独题有“玄宰”（董其昌字玄宰）二字的墨迹犯康熙皇帝名讳，人们不敢进呈御览，才有部分流落世间。清乾隆时期，随着碑学萌芽和乾隆对赵孟頫的推崇，董其昌书风逐渐被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帖学书风，和以汉隶书写为主的碑派书风取代。相较之下，董氏的绘画和艺术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董其昌早年一心科举，学画非常晚，23岁才拜陆树声为师，真正开始投入精力学画更是科举及第进入翰林院之后的事。在大收藏家韩世能的主持下，晚明翰林院如同一所艺术学院，董其昌经常与同僚一起观摩讨论韩的藏品，其中很多是两宋五代之前真迹。这在没有博物馆可供大众学习的古代非常可贵。董其昌一贯倡导临摹古代精品，自己也是积极的实践者。董其昌晚年之作《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2012年曾在嘉德上拍，以人民币6267.5万元成交。画者“参用了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等另一些作品的敷彩用色之法，在明亮温暖的赭色之上，略罩石绿，更以螺青汁绿点染”，却一改“黄公望的长皴劲斫而为细笔短皴，苍苍莽莽，松松毛毛，仿佛毫不着力而气韵淳厚”，摹古又有创新。他还提倡“以书入画”，竭力对抗晚明时期奢靡的装饰风尚，重申文人画家应追溯古代典范并借助书法的原则。古代有幸目睹真正历代真迹的画家寥寥无几，董其昌之后，除了少数清朝画院的画家，如此高水平的临摹画已不复存在。这些画家通过董其昌得以研究古代绘画，不过这些摹本中，董画的个性表现又过于强烈了。在山水画中存在两种基本的笔法，一是用笔尖画出物体轮廓，二是压住笔端，用以此形成的点晕或线晕来做出平面的效果。用毛笔画出的线条叫“笔”，而一片墨晕、线晕或墨水的染迹为“墨”，合称笔墨。理论上讲二者分工明确，在实际作画时，又很难截然区分。“皴”则是单纯描绘物体的大体轮廓及营造内部肌理的笔法。水墨的冲刷则是为了“渲”和“染”形廓。董其昌画作以柔润、软秀为主要特色，使用干笔作画, 这种果断的线条, 直且抽象, 并不保留对自然物的描述性, 而用扭动而旋转的笔触将山水形态简化为图绘程式。画者既不关心画面的叙事性情节，也无所谓画面是否写实，托名实景，表现的却是“思”的纵横驰骋，是画家心中的画面。2015年嘉德秋拍中的《疏林茅屋图》中即有董画之特有风格。画中绘冈峦连绵，清江寂然。近处山坡一隅，坡上树木扶疏，摇曳生姿。中部有秀润之山，山脚有小桥临水，向前则是一片空蒙的水面。远处山峦起伏处，草木葱茏，三五茅庐历历掩映于疏林之中。董其昌用书法笔触画树，自成一格，“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树有四枝，谓四面皆可作枝着叶也，但画一尺树，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须笔笔转去, 此秘诀也。”这幅水墨纸本画用纸极佳，光洁细腻，全卷纵26厘米，横150厘米，为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多枚印章。遗憾的是未落年款，从笔墨书法看，应是他盛年之作。董其昌作品题材多为自然景色，他一生中无数次游历山川大河，在朝为官时也不例外，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他认为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要到自然中去体味山川的精神。他于1617年创作的《高逸图》即晚年游览宜兴时的乘兴之作，受到倪瓒简略用笔的影响，近景采用简淡的用笔来表现几棵树的曲折，更有动感。作品也体现了秋天的萧条宁静，但又与倪瓒作品中的空寂孤独有所不同。董其昌首推文人画的审美标准即“淡”——“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是为淡。他曾用幽淡、古淡天然、平淡、天真幽淡等词评判倪瓒画作，赞扬画作有不事雕琢、不求工细、不造作的清高不俗之气。如果董其昌只是一个单纯的书家和画家，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如此颜色鲜明的痕迹。借助位居高官的便利，董其昌一生博闻多见，对书画史上历代精品都有研究，融会贯通之后提出了“南北宗论”的著名理论，他将唐至元代的绘画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将水墨渲染的文人画（以王维为代表）比作南宗，而将青绿勾斫画法（以李思训为代表）称为北宗，抬高南派士大夫文人画而贬低北宗职业画家的作品。董其昌关于中国绘画发展史的论断严重禁锢了后代画家，后世对其崇南抑北的态度时有非议，但正如美术家陈师曾所说，中国传统绘画从早期追求“形似”（写实）而进一步发展到文人画“神似”（写意），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绘画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不断地阻止艺术为匠气所统治。”
乡宦劣迹斑斑
史学家王守稼认为，董其昌重名不恋官，仕途46年中，有一多半时间都请告在家，是名副其实的乡宦。董其昌虽不恋权位，却真正是贪财好色。董其昌祖父这辈起未有登科及第者，更无成功商人，董家家境贫苦，甚至为了逃重役从上海县（今闵行）举家迁到华亭县（松江）。董其昌踏入仕途后，开始通过书画润笔等手段赚取利益，雅债堆积时还找人代笔，启功作有《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梳理了文献中记载的董其昌主要代笔人。晚明恶霸乡宦利用特权强占民资渐成风气，董其昌居乡其间与官员富户来往密切并从中谋利，甚至干预司法。三子董祖源，大字不识，是董家对外敛财的代表。董宅初建时只有数十间，后不断抢占拆毁周围民居扩建。不同意搬迁的大有人在，董其源就让家丁拆了对方的屋顶，许多人无家可归，投告无门。董宅最终建成堂屋200多间，亭台楼阁豪华如宫殿。董家在万历朝已是家资丰厚，膏腴万顷，游船百艘，在松江府可算得显赫一时的乡绅大宦。董其昌好色人尽皆知，即使垂垂老矣也不减对美色的垂涎，家中豢养多位小妾，甚至醉心研究房中术。文人风流本不算什么大的缺点，但董其昌却因此惹下大祸，导致晚明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神宗曾亲下旨严查。这件事在《明史》和《明实录》中没有提及，多见于野史笔记，以《民抄董宦事实》中最为详尽。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从湖广提学副使辞官的董其昌回家乡松江赋闲。偶然间看中了松江府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强占后对方不从逃跑，三子董祖源指使家丁陈明带领200多人闯进陆家，再次抢走绿英，并霸占陆氏家产。陆兆芳自然气愤不已，当即上告，但在乡绅的劝解下只得忍气吞声，在家抱病。这件事到此本已告一段落，但不知被谁编成曲本《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陆兆芳则有陆黑的外号）在全城传唱开来，内容无外乎是对董家仗势欺人的调侃和声讨。董其昌得知后大怒，命人追查作者，最终指向与董家有姻亲的同城生员范昶。范昶被抓进董宅，由董其昌亲自审问，被迫跪在城隍庙中发誓以证清白，回家后范昶自觉受到奇耻大辱，没几天就含恨死了。范昶83岁的老母带着儿媳及几名女仆哭天抢地来到董家评理，出言辱骂董老爷。董其昌不顾两家的姻亲关系，对她们大打出手，老太太被推进沟壑，儿媳衣服被尽数撕毁，所带几名女仆甚至遭受最恶毒的凌辱。之后还把无衣服遮体的女人们拖到大门口示众。范家向府衙求救，董其昌也急忙去辩白，并给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悉数打了招呼。这一做法激起极大的民愤，首先是地方乡绅清一色站在范家一边，大街小巷贴满揭露董其昌罪行的告示。来此做生意的各地商人随即也开始揭露董其昌平日里的蛮横霸道。人员复杂的妓院和游船里到处有人拿着传单议论，民声日趋鼎沸。董家见风向不好，雇用了100多打手看家护院，在门口耀武扬威。愤怒的人群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向董宅投掷砖瓦，各地赶来复仇和趁机捣乱的人越来越多，局面很快失控。有几个少年跃上房顶放了一把火，豪华气派的董家大屋立即燃烧起来。有人趁乱抢劫，有人再添把火，也有人忙着控制火势以防烧到自己房屋，大火烧了一夜，董家金银财物被洗劫一空，豪华宫阙、亭台楼榭化成乌黑一片。董其昌带着妻儿狼狈逃到苏州，半年都没敢回松江。这件事后，很多人觉得仍不解气，城中凡有董其昌题字的匾额都被砸碎沉水，甚至有人因为手拿董其昌所画扇面也被围住毒打。民抄事件闹到府衙，本来要严厉追究几个生员煽动闹事，但有乡绅立刻站出来力争，最终应天巡抚出面重新定性——董氏父子作恶在先，抄家事件只追究首犯责任，至于董家损失的全部家当，追回已无可能。民抄董宦事件是董其昌一生最大的污点，很多史家据此认为董其昌大行有亏，是危害乡里的恶霸。历史学家傅衣凌却提出：“晚明处于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在中央政府则宰辅弄权，宫廷相勉，终于演成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党争；在地方上，万历以后，兵变、士变、儒变、民变、妖变、佃变、奴变到处爆发，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嘉靖，隆庆以后的江南官宦致仕乡居时暴横霸道，为害一方，董其昌在松江作为居乡官宦，自然也习得当时乡宦的普遍风气。无论如何，董其昌怂恿族人所作之事早已脱离读书人的斯文与理智，与泼皮无赖并无二致，沾染了太多的市井气。
（参考资料：《董其昌何以堕落成为害乡里的恶霸》《董其昌艺术思想刍议》《董其昌与正统画论》《论后世对董其昌的评价》《清初董其昌影响下的书家群体研究》《董其昌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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