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截圖。
最近，一篇題為“楊振寧的最後一戰”的文章（作者醋醋）廣為傳播。文章談的是幾年前的老問題——“超級對撞機”（CEPC）該不該建，但寫作手法卻極其“新媒體化”。中心思想就是盛讚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院士在建“超級對撞機”問題上堅決的反對態度：“這個對撞機要花中國200億美元，我沒辦法能夠接受這個事情”。同時揭露出“圍繞中國超大對撞機的爭論，背後其實還是科學權力之爭”。
這篇文章採用了一些自媒體最喜歡用的“內幕寫法”，彷彿洞察了科學界種種鬥爭的本質，把楊振寧、溫伯格、愛因斯坦、丘成桐、王貽芳、李淼等人內心活動描繪得“栩栩如生”。可實際上，這些描寫不過是為了把讀者帶往一個方向，那就是國際“超弦教拼命遊說中國搞超大對撞機” 動機不純，科學基礎沒有實驗支持，註定無望，而楊振寧院士“他幾乎每一步都踏對了節奏，無論是科學還是人生”“當年被他得罪過的中國男人，都黑轉粉了”。
從這些“上帝視角”的表述，讀者彷彿看到了一位科學遠見超越愛因斯坦、洞悉國情又富有家國情懷的楊振寧先生。站在楊先生對立面那些人，要麼科學水平不行，要麼動機實在不純，要麼不愛惜國力民力。
以"宮鬥”來解讀爭論，是科學的庸俗化
目前，一些平臺已經發表了多位科學家的評論，提出醋醋文章裡對“超級對撞機”的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理解都存在嚴重錯誤。在此，不再贅述。
迴歸到常識上，我們還應該重申，對於科學問題或大科學工程，不宜如此情緒化地“帶節奏”。比如作者把王貽芳院士提出對撞機、物理學家們支持千億工程的理由歸結為“幸運”，迎合對高能物理所知甚少的一般讀者的理解能力，成就了自己的“10萬+”，實際上只是藉助楊振寧這樣的權威人士，來抹黑持對立意見的科學家群體。
從高能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王貽芳提出超級對撞機項目已經有好幾年了，支持者眾多，反對者也眾多，這無論在國內外科學史上，都是正常現象。因為任何階段，在科學前沿發展方向上都存在爭議，如果已經完全沒有爭議了，那也不是科學前沿了。
事實上在科學界，即便是楊振寧院士這樣的權威，提供的也只是本人的看法，而不是“最終答案”，更不是“上帝視角”。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上參與了多項國際大科學工程。這個世紀又陸續建成了同步輻射光源、全超導托克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數十個中國主導的大科學工程。這些工程在決策之際，也經歷了很多爭議，爭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的是耗資巨大，有的是科學問題已經數十年懸而未決，有的是同行們並不看好。
可我們必須看到，對於大科學工程的決策不可能盡善盡美，更不可能保證建成之後會立竿見影收穫巨大成果。比如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百年之前關於引力波的預言，物理學家們曾經苦苦搜尋數十年毫無結果，一直到2015年LIGO項目才找到第一個信號，又經歷半年謹慎的確認才公諸於世。而LIGO項目已經運行二十多年，成員多達上千，分佈在世界各國。在收穫第一個成功之前，他們又何嘗不是始終處於爭議之中？只是我們沒有看到類似的“上千科學家耗資巨大搜尋引力波，二十年來一無所獲”這樣的嘲弄文章罷了。
存在不確定性的就不該做，這很不“科學”
就像愛因斯坦也曾經遭受冷遇，甚至遭受上百位科學家聯名反對，我們不應該重複這樣的鬧劇，說什麼 “玄奧的思想與龐大的利益結盟”“超弦與其說是一個學派，還不如說是一個教派”，要知道在科學發展過程，沒有人能夠提前幾十年、上百年預知最終結果如何，就連愛因斯坦本人也曾經不看好引力波，甚至想否定它的存在。
科學界事實上不承認任何個人是絕對權威，面對重大科學工程決策有博弈、猶豫、反悔都正常，願賭服輸就是了。就像美國議會在耗資20億美元之後又撤回了對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支持，把高能物理的發展機會拱手讓給了歐洲，之後才有了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美國當時也不可能預見後者的成功。
今天無論楊振寧先生的反對，還是其他科學家的支持，都是他們憑藉自身科學認知做出的預估，這是學術觀點之爭，是君子之爭。我們不必盲目相信任何人的判斷，因為那不符合科學精神。
同樣我們也不必強迫他們為各自的觀點打包票，如果中國沒有建成CEPC錯失了重大發現沒能佔領制高點，或者中國建成CEPC卻沒有“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而對科學家們橫加指責，那也不符合科學精神。
就像醋醋文章裡說的“堅持自己很難，超越自我更難”。在這些重大科學工程決策上，我們不能憑個人喜好打扮或者醜化科學家群體。面對前沿科學的發展，這樣的重大科學工程決策其實還不是最困難的，更困難的是我們如何通過理解科學提高全面科學素養，不跟著網紅文章的節奏走，不把科學家們庸俗化，超越追捧/抹黑這種形式，看到科學家們所看到的“遠方的風景”。
□孫正凡（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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