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春夜，浙江義烏分水塘村一間久未修葺的柴屋。兩張長凳架起一塊木板，既是床鋪，又是書桌。桌前，有一個人在奮筆疾書。
母親在屋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兒子應聲答道：“吃了吃了，甜極了。”誰知，當母親進來收拾碗筷時，卻發現兒子的嘴裡滿是墨汁，紅糖卻一點兒也沒動。原來，兒子竟然是蘸著墨汁吃掉粽子的！
他叫陳望道，他翻譯的冊子叫《共產黨宣言》。
墨汁為什麼那樣甜？原來，信仰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紅糖更甜。
陳望道（1891.1-1977.10.29）原名參一，筆名佛突、雪帆，浙江義烏人，中國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語言學家、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獲法學學士學位。回國後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任《新青年》編輯，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歷任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委，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屆副主席。曾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畢生從事進步語文運動和語文科學的教學研究，建立了我國修辭學的科學體系，對哲學、倫理學、文藝理論、美學等造詣較深。主編《辭海》，著有《修辭學發凡》、《文法簡論》等。
早年畢業於金華中學。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並在課外努力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國，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員，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
1920年春，應陳獨秀之邀，到上海編輯《新青年》，並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工作。在此期間，他還參加上海工人運動，組織紡織、印刷、郵務等工會，親自到滬西工廠區開辦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學。
1923年至1927年間，在上海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等職。上海大學停辦後，改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園受國民黨政府迫害，離開復旦大學。
1934年9月，創辦《大自》半月刊，並與魯迅等共同發起大眾語運動，對國民黨的“文言復興”運動加以痛擊。《大自》被迫停刊後，去廣西大學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參加黨領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 1936年，在黨主辦的夜大學“社會科學講習所”任教，並主編《每日譯報》的《譯文週刊》，為抗戰時期上海語文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
1940年秋，從上海經香港轉赴重慶，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聞系主任、代教務長。其間曾與幾位進步教授一起邀請周恩來、鄧穎超於復旦師生見面。1946年6月，隨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積極配合黨組織保護和支持師生的革命鬥爭。解放前夕，負責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工作，組織廣大進步教授參加反內戰、反飢餓等民主運動。
建國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華東高教局局長、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市語文、協合會長、一至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等職。1961年以後，任《辭海》修訂總主編，1977年3月29日病逝。
陳望道是我國現代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他在談到自己怎樣研究起修辭來的時候說，“五四”文學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張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用新道德代替舊道德。可是許多學生不會寫文章，許多翻譯文章也翻譯得很生硬。自古以來我國許多文人在修辭上花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但卻沒有一部系統的修辭著作。於是，他就開始了對修辭學進行科學的、系統的研究。他於1932年出版了《修辭學發凡》。這部書共分12篇，分別講述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它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對漢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做了系統而詳盡的分析
歸納。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對漢語文中的修辭方式作了全面概括。它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體系，備受當時學術界的稱頌。就是今天我們來重新評價這個體系，也仍然認為它既有比較完備的修辭理論，又有概括力極強的修辭規律，有它的重要價值。這本書為什麼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陳望道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來指導修辭學研究。《修辭學發凡》問世30年前後，陳望道曾回憶說：“如果說這本書還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則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緣故。”（1962年12月17日在復旦大學紀念《修辭學發凡》出版三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是我國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帶進修辭學領域的學者。
陳望道 - 翻譯《共產黨宣言》
1920年初，陳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評論》編輯李漢俊等人的委託，翻譯《共產黨宣言》 。於是陳望道回到故鄉義
烏的茅草房裡，開始了這項翻譯工程。
有一天，陳望道的母親見兒子關起門來不分晝夜地依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翻譯《宣言》，人都累瘦了，便給兒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紅糖，送到書桌前，催促兒子趁熱快吃。陳望道一邊吃粽子，一邊繼續琢磨翻譯句子。過了一會兒，母親在屋外喊道：“紅糖不夠，我再給你添一些。”兒子趕快回答：“夠甜，夠甜的了！”當母親前來收拾碗筷時，竟見到兒子滿嘴是墨汁，紅糖卻一點兒沒動，原來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於是母子相對大笑一場。
1920年4月末，陳望道終於譯完《共產黨宣言》全文，再經陳獨秀與李漢俊二人校閱，當年8月便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盡，當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經達到了重印17版之多。然而，由於後來國民黨將《宣言》定為“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陳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陳望道去北京圖書館參觀，副館長鮑正鵠教授取出該館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產黨宣言》，特請譯者陳望道簽名紀念時，年已85歲高齡的陳望道才得以重見他所翻譯的《宣言》版本。
陳望道 - 拒絕附和文革
陳望道年輕時，是一個敢說敢幹，很有個性的人物。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舊具有獨立精神，不肯隨波逐流，始終保持著一個學人的良知。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邊倒，全面學習蘇聯，文教領域也是唯蘇聯專家的意見是從。在一次科學院學部委員會議上，某學者大談蘇聯專家如何說，如何做，陳望道聽得實在不耐煩了，就頂了一句，說：“這裡是我們中國！”頂得他無話可說。在制訂漢語拉丁化字母時，蘇聯專家提出要加進一些斯拉夫語的字母。中國專家心裡不同意，但懾於政治壓力，沒有人敢頂蘇聯專家。只有陳望道出來反對，說斯拉夫語字母與拉丁字母體系不同，加進來不倫不類。他與蘇聯專家辯論了一個上午，連中飯也沒有吃，終於將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意見頂住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全國大搞“批儒評法”運動，簡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學者，為了緊跟形勢，為了救出自己，或者還想附勢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則以儒法鬥爭為綱來修改自己的舊作，或則改變自己一向尊儒的觀點，為法家大唱讚歌。但望道先生則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裡還對他的研究生說：“法家殺氣太重。”雖然欲說還休，但憂慮之情可掬。那時，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但認為書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陳望道不肯改，經一再動員，也只改換了幾個例句。出版社領導說：“這個樣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評法的精神，怕外國人看了要挑剔。”陳望道對他的助手說：“我倒不怕外國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國人挑剔。”
陳望道 - 與復旦大學的情緣
1920 年5月，陳望道在義烏家鄉分水塘村完成了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後來到上海。在上海編輯《新青年》；與陳獨秀、李達等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出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首任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五位黨員之一。也就在1920年這一年，望道先生來到了復旦大學任教，開始了他與復旦大學近半個世紀的情緣。
1920 年9月，陳望道來到了復旦，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科任教，開設了文法、修辭課程。1924年起，他又開設了美學、因明學和新聞學講座等課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以後，他把原有的新聞學講座擴充為新聞學專業，特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採訪”與“新聞學”等專業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整系科時，原中國文學科分成為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望道先生擔任了中國文學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學嚴謹，先後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論述作文法的專著《作文法講義》(1922年)、我國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論著《美學概論》(1927年)和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作的因明學論著《因明學》(1931年)。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望道是一位身穿灰色舊長衫講課的窮教授，他為人正直，愛憎分明，頗受學生愛戴，人稱民主教授。在他時任中國文學科主任的1927 年，因為大革命失敗，夏徵農(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等許多革命青年從武漢逃來上海，沒有地方可去，經望道先生安排，他們才進了復旦中文系學習。
1931 年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一年，復旦左派學生聚會，中文系的一位學生敲響了學校的校鍾。按照規定，學生是不能隨意敲響校鐘的，為此校長決定開除這位學生，要時任中文系主任的陳望道副署，陳望道為了保護這位左派學生，沒有簽字。為此惹惱了學校當局，望道先生不得不離開復旦。在離開復旦以後，1932年他修改、整理講稿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論著《修辭學發凡》。此後，他辦《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主編《婦女評論》，創辦《太白》雜誌，開《大江書鋪》和辦《大江月刊》，發動“大眾語運動”，發起“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
1938年抗戰爆發後，復旦遷校至四川重慶北碚。1940年，陳望道從上海經香港輾轉到重慶，回到了設在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在中文系和新聞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聞系主任。在他出任新聞系主任後，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和“好學力行”的系銘。
為了募集資金創辦當時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在炎熱的7月，陳望道中午以燒餅充飢，晚上睡在滿是臭蟲的床上，因為過度疲勞，他臥病了一個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復旦新聞系蒸蒸日上，名聞全國。1944年那一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為543人，佔了那一年報考復旦大學學生數2787人的19.48%，而當年新聞系僅錄取30人，也就是說，每18人中才能錄取一人。
1946 年抗戰勝利後，陳望道隨復旦大學回到上海，繼續擔任新聞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調整中，上 海市高教局曾以蘇聯只有黨校才能辦新聞系為由要停辦復旦新聞系，望道先生知道後兩次專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來總理。總理請示毛澤東主席後，毛澤東說：“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這樣復旦新聞系才得以保留下來。在今天覆旦新聞學院大樓前面的草坪上，豎有一座陳望道的半身銅像，就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這位復旦新聞系的創始人，永永遠遠地紀念他。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教育部擬將復旦遷往臺灣，從而引發了一場復旦師生的護校鬥爭。望道先生作為教授代表擔任了護校組織“復旦大學師生員工應變委員會”的副主席，領導學校的師生保護學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後，他被陳毅將軍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軍管會代表實施對復旦大學的
接管。因為校務委員會主任張志讓人在北京，望道先生實際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後復旦大學的校務和教務工作。1950年中央曾有意調他去北京工作，徵求他的意見。望道先生說：“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復旦工作一樣重要，我還是希望能繼續留在復旦。”為此，毛澤東在1952年親自任命望道先生為復旦大學校長。當時全國高校正實施院系調整，十八個兄弟院校的相關係科併到了復旦，一時間群星際會，人才薈萃，但各校有各校的傳統和校風，教授們又個性迥異，要把這多樣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實在很難。作為一校之長的望道先生嘔心瀝血，才使復旦各項工作走上軌道，從而成就了國內一流名校的聲望。
院系調整後，有人提出來要改復旦校名為上海大學，各說各的理由，最後陳望道在一次全校大會上說了他的想法，這場校名之爭才算平息下來。復旦的校名“復旦大學”四字，開始採用的是毛澤東寫給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跡，望道先生認為還是請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為好，為此，他在去北京開會時專門找了張志讓，請他託人讓毛澤東親自為復旦校名題詞，現在所用“復旦大學”四字即為後來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的校名。復旦的校門也是幾經變遷，原來在國杈路口對面， 1965年為慶祝復旦建校六十週年，學校決定建新校門，並移址到現在的邯鄲路220號。為了建造現在的這座校門，預算需要兩萬餘元，但當時學校只能有一萬元的投入，於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積攢的稿費一萬多元作為校門的建造資金。因為這個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誕辰100週年時，曾有知情的教師建議將現在的復旦校門命名為望道門。
在六七十年代，復旦地處上海的城郊結合部，屬寶山縣地界。因為未劃歸市區，在那個年代，不論是糧油還是副食品供應都遠比市區要差，同時給復旦職工子女的讀書、升學、就業也帶來許多不便。身為一校之長的望道先生，為此多次給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希望儘快解決這一問題。對於當時有一萬多名師生員工的復旦，市政府也覺得十分為難，但望道先生還是不斷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彌留之際，市有關領導來探望他時，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我別無他求，只希望復旦能儘快劃入市區。”在他去世後不久，這一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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