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的今天，1937年4月5日，這一天是清明節。毛澤東、朱德派林伯渠為代表，以鮮花水果之儀致祭民族始祖軒轅黃陵之墓。同祭的還有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張繼、顧祝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
“黃帝”這個人物，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春秋以前的文獻，像《詩經》、《書經》，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沒有黃帝；稍後一點的《論語》、《墨子》、《孟子》，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堯、舜，也沒有黃帝。
到漢代，司馬遷父子綜合戰國以來對“黃帝”的各種描述，出於“五德始終說”的現實政治需要，才將其當作帝王譜系的第一位，寫入了《史記》當中。此外，《史記》還以“黃帝”為始祖，構築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脈傳承體系，不但堯、舜、禹是黃帝后人，連被視為“戎狄”的秦、有“蠻夷”之稱的楚，與西漢連年交戰的匈奴，都不例外。
司馬遷
《史記》中所有的帝王及部族，都是“黃帝”的血脈。這種刻意給所有部族提供一個共祖的做法，顯然是為了滿足大一統“維穩”的需要。
《史記》開此先例之後，新興的“蠻族”政權一旦深入中原，也常選擇拋棄原來的祖先傳承，轉而宣傳自己是“黃帝”後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像鮮卑慕容氏，建立遼的契丹等等。唯金、元、清三朝，都無意自稱黃帝之後，甚至公開拒絕中原士人所提出的改認祖先以利統治的建議。
這種拒絕，既因為其自身統治實力強大，也因為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重心，不在“黃帝”，而在“孔子”；不在種族血脈，而在儒學傳承。譬如雍正、乾隆兩個清朝皇帝都強調：“華夷之別”只在於文化，與種族無關。
雍正
上述與“黃帝”有關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權遊戲。中國人開始普遍自稱“炎黃子孫”，其實是很晚的事情，與清末民初梁啟超等人的救亡圖存活動有密切關係。
在“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的救亡法寶，是孔子及其儒學，只不過他與康有為把儒學改造成了“儒教”，認為經過“康黨”改造過後的“儒教”，可以與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梁啟超說得最明白，“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我們的核心工作是傳教，不是從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國的存亡一點都不重要。
戊戌維新失敗，“黃帝子孫”說法開始盛行
梁啟超
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得到開闊，救亡的法寶，逐漸從“孔子”和“儒學”，變更為“黃帝”和“種族主義”。不過，梁啟超等人當時的“種族主義”思想，在今天看來有許多很荒唐的地方。
1897年6月，梁啟超在文章中寫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
康有為
既倡導種族主義，“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黃帝”應運而興，1899年，康有為在加拿大對華僑演說，開口即稱：“我國皆黃帝子孫”。
不過，此時康、梁口中的“黃帝子孫”，和革命黨人口中的“黃帝子孫”有所不同。
康、梁認為，從種族、血統上來講，滿、漢同屬黃帝的後裔。但革命黨人拒絕承認滿族是“黃帝子孫”，鄒容公開說滿族乃是“西伯利亞人種”，章太炎說則強調純血統的黃帝后裔不存在，黃帝后裔指的是被華夏曆史同化的所有種族，但滿人拒絕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統治者自居，所以他們不能算“黃帝子孫”。
黃帝
不管滿族是不是炎黃子孫，清末民初的這場“種族主義”救國潮流，確實將“黃帝”迅速抬上了“國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陳天華曾在黃帝的肖像前如此慟哭：“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靈，能不憂恫？望皇祖告訴蒼穹，為漢種速降下英雄。”
1920年代，“黃帝”成為“國族共祖”
歷史進入1920年代，“種族主義救中國”漸被糾正為“民族主義救中國”，“黃帝”的“國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動搖。
戴季陶
1929年，顧頡剛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學用本國史教科書》被國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較真精神，在書中認為“（黃帝）實在的事蹟，還是曖昧難明，……或許是後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結果引來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震怒。
戴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如今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為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了得！”至此，“炎黃子孫”這一概念，獲得官方保護，成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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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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