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利福尼亚州，长达25英里

的技术园区，办公室，甚至连上中产阶级房屋的一些车库，产生的经济产出与整个工业化国家一样多。圣塔克拉拉河谷（Santa Clara Valley）被全世界称为硅谷，是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的代名词，它催生了现代计算机时代，并使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无数的城市，地区和国家试图复制硅谷的经济活力，但都未能成功，从而在该地区及其居民所在的公司中创造了技术乌托邦式的光环。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神秘。硅谷的历史并不难理解，创建另一个硅谷的方法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复杂。并非所有拥有正确想法的人都希望看到它被复制。

20世纪初的圣克拉拉山谷

在1900年，如果你知道圣克拉拉谷在哪里，你可能住在那里，或者你非常非常喜欢李子。

从旧金山市和旧金山湾向东南方延伸，在东湾山麓和圣克鲁斯山脉之间有一条山谷。山谷里的土壤肥沃，在20世纪初，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果园填满了山谷。

在1890年代访问圣塔克拉拉山谷时，传说中的英国野战元帅-霍洛肖·基奇纳勋爵看到了数英里的开花果树填满了该山谷，据说他称其为 “ 令人心旷神怡的山谷” ，这个名称似乎注定会永远存在。

山谷的主要农作物是法国李子，经过干燥并加工成梅子后，销往世界各地。在旧金山以南45英里处的一小片农田，曾经占到了全球流行水果供应量的30％。樱桃，梨和杏子也是该地区的丰收作物，外来农业劳动力的潮起潮落和传统的农业生活是该山谷的标志性文化。

但是，世界的变革已经开始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代极为富有的商业大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就是这样一位大亨的故乡;利兰·斯坦福，他通过铁路发家致富，这些铁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美国纵横交错。

斯坦福唯一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被送往欧洲接受“正规”教育，在国外时患上了伤寒，15岁时去世。心烦意乱的老斯坦福于1891年在帕洛阿尔托的山谷中拥有的8100英亩的牧场上创办了一所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老斯坦福两年后也去世了。

斯坦福去世后，斯坦福大学陷入了财务困境，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1909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对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rest)投资500美元开发他的三极管，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风险投资之一。

德福雷斯特被誉为电子之父，他的电子管开启了20世纪初的电子革命，为从收音机到计算器和电子时间记录器等新型商业机器等各种设备提供动力。德福雷斯特供职的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是由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关系密切的人在帕洛阿尔托创办的。

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是科技孵化器的先行者，在接下的几十年里，随着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的员工离开硅谷，在该地区创办自己的公司，科技孵化器将定义硅谷。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就有这样的两名员工，他们创建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首先发明、开发并销售了一种扬声器，最终成为音频电子产品巨头Magnavox。

弗雷德里克·特曼回到斯坦福

硅谷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于1925年来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当时他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本科学位——教授一门无线电工程课程，但他将继续指导、激励和投资硅谷的一些初创公司和为他们提供人力配备。

被许多人视为硅谷之父的特曼，在加入这所大学的教职工队伍后，用了接下来的十年时间，把这所大学规模不大的电气工程项目打造成了一流的项目。然而，当他看着大学培养出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获得学位并于第二天离开小镇到东海岸的工程公司工作时，这项工作变得令人沮丧。

特曼（Terman）希望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留在山谷中，以创造当地企业，从而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的工业基础。为此，特曼（Terman）利用他的职位鼓励斯坦福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业生留在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并开始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东奔西跑。

第一家这样做的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创办的惠普(Hewlett-Packard)。1939年，他们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在帕洛阿尔托租了一个单车位的车库，生产电气测试设备。

很快，更多的毕业生和教师开始听特曼的，并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航空航天和电子公司。这些公司形成了一个网络，斯坦福大学就是这些网络的共同节点。特曼继续专注于学术项目,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这些人又加入到由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当地创办的公司。

这样，特曼（Terman）开始建立人才输送管道，直到今天，斯坦福大学仍继续向诸如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硅谷最大的公司提供大量的高水平人才，许多人认为这是硅谷成功的源泉。然而，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重塑硅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远不止特曼的努力工作和人际关系。

二战的胜利如何为硅谷的腾飞做好了准备

早在1933年担任德国总理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战争了。一旦他掌握了国家和军队的权力，德国的重整军备就成为了德国工业的首要任务。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屠杀了100多万年轻人，英国和法国受到了创伤，无法有效地对抗希特勒的德国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他们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他们开始升级老旧军事设备和加强防御，但为时已晚。对波兰的侵略迫使法国和英国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对德国宣战。

在战争爆发之前，纳粹恐怖主义导致许多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逃离，其中许多人踏上了去美国的道路，这是欧洲大陆在战后重建时需要应对的惊人的“人才流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都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时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更多的人死于战争，无法逃脱。

在大西洋彼岸，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他的“新政”计划带领美国渡过了大萧条。这些措施无所不有，从让失业者从事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工作，到出台一些监管银行业和金融业行为的最重要法规。

尽管如此，上世纪30年代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严重的大屠杀让美国幸免于难，但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仍损失了逾10万名士兵。随着大萧条对美国公民精神的侵蚀，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在另一场欧洲战争中战斗。

因此,这并不奇怪,孤立主义情绪在大萧条时期在国会非常强烈, 甚至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就通过法律，限制军用物资的销售到法国,英国,德国。不愿任何一方把美国拉入战争的借口。屈从于反战情绪，国会还阻止美国陆军和海军囤积物资。直到1939年，美国才几乎确定要参战。

美国第一委员会的美国英雄发言人查尔斯·林德伯格,竭尽全力以使美国脱离战争, 他甚至在1941年9月11日在他的臭名昭著的爱荷华州得梅因演讲中指责美国犹太人将美国推入战争。林德伯格因其反犹太言论而受到广泛谴责。他曾接受纳粹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颁发的纪念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的勋章，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纳粹同情者的声誉。

国会授予罗斯福总统开始指挥战时生产的权力，他以最快的速度动员美国工业投入战争。

成千上万的无线电、耳机和雷达系统需要被设计和制造，而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二大电子研发中心位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美国的军事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该地区。

硅谷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从此开始。

1941年珍珠港被轰炸，美国卷入战争，几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早些时候军方的准备变成了需要动员美国整个工业产能为赢得战争而努力。

圣克拉拉山谷离旧金山港只有一箭之遥，是太平洋战区最容易获得必要的电子、微波和雷达设备的地方。在太平洋战区，美国海军和飞机的力量要比欧洲战区强大得多。该地区也是几家主要航空公司的所在地，这只会增加其战略重要性。

硅谷的公司用尽全力，大量生产雷达、无线电和其他相关电子设备以及飞机——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些设备的发展加强了该地区的工业能力——同时也开发新的发明和创新，以满足战争带来的特定需求。

战争在美国之外的国家留下了无尽的废墟和死亡

当战争终于在1945年8月结束时，有超过8000万人死亡，而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工业化屠杀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性质。在对德国人控制的城市的工业区，以及平民居住区域进行了战略性的空中轰炸之后，欧洲大陆上所有的工业能力几乎都被摧毁了。

东线遭受了整个战争中最可怕的战斗。在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时，苏联刚刚取得了一些与西方竞争对手相当的工业能力,纳粹入侵后，成百上千的工厂从国家的西部被重新安置东部。

战争结束后，帮助重建国家和管理工厂的苏联公民明显少于战争爆发前。1941年至1945年间，苏联共有2,600万公民被杀，其中大多数是适龄工作的男性和女性，这是苏联在冷战期间永远无法克服的人力不足。

二战后，斯大林将东欧变成了苏联的一系列附庸国，作为苏联和西欧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条断裂带正好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间。1949年8月，苏联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分裂的德国成为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边界，让世界在40多年的时间里夜不能寐。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日本遭受了美国对其工业城市和制造业中心的猛烈轰炸。1945年3月10日，据估计，仅东京的燃烧弹袭击，一个晚上就造成了10万平民死亡。在战争的最后五个月里，70多个城市将被汽油弹和常规炸药燃烧弹轰炸，造成多达50万人死亡。到轰炸行动的高潮是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时候，美国已经完全摧毁了日本几乎所有的工业能力。

对日本来说，重建其工业能力是一项比欧洲艰巨得多的任务，欧洲的工业能力分布得更广，对城市的轰炸比日本发生得更少，规模和严重程度远远不及日本遭受的持续轰炸。

与此同时,在美国…

在美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珍珠港的袭击是所有战斗人员对美国基础设施或工业造成的最大损失，1941年12月日本飞行员击沉的16艘军舰中，除了3艘以外，其余都被修复。珍珠港事件后，整个美国没有一座建筑物被炸毁，更不用说圣克拉拉山谷了。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走出战争年代，进入了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非凡的繁荣发展时期。更重要的是，至少对圣克拉拉山谷来说，美国也在那些从战争中归来的美国军人身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士兵可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参加学院和大学,《退伍军人权利法》提供了大量新的学生进入每一个学院和大学，他们经过战争的洗礼，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成熟。

1948年，斯坦福大学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将1948-49学年的新生人数增加了1000多名。政府通过这个项目涌入的大量投资允许学校扩大设施，特曼所建立的工程学院充满了年轻有为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曾经在军队服过几年的兵役。

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将组成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工程师团队。

与此同时，特曼于1945年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战争期间，他曾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与美国军方一起工作。他在战时的服役进一步巩固了他与政府和美国军方的联系，在他的余生中，他将一直向他的学生和毕业生宣传这种伙伴关系。

特曼先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后来担任大学的教务长,直到1965年退休。他最终使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同时也使圣克拉拉谷凤凰涅槃成斯坦福工业园区。

当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把自己8100英亩的牧场遗赠给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的那所大学时，他规定，那所大学绝不能出售他赠予的任何土地。50多年来，这片土地的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开发，直到1951年，特曼和学校才改变了这一点。特曼在那块土地上开发了660英亩的土地，形成了斯坦福工业园区(Stanford Industrial Park)，这是一个庞大的空间，用于研究实验室、办公室和制造业，供企业进行长期租赁和开店。

斯坦福工业园区可以随时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专业咨询意见，也有现成的聪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从惠普和瓦里安兄弟开始，这片土地成为了该地区转型的中心。不过，这种转变需要一种催化剂，而催化剂的形式将是一位天生善于管理非凡人才的诺贝尔奖得主。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和叛徒八人组

1947年，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和他的下属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y)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point-contact晶体管)。虽然这个想法主要是肖克利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该设备的实际创造，巴丁和布拉顿提交的原始专利文件中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巴丁和布拉顿在构建晶体管的第一个工作原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肖克利是巴丁和布拉顿的上司，贝尔实验室坚持认为他的贡献也必须被认可。

这是肖克利非常不满，于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亲自动手开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晶体管, 这种“结型晶体管”的性能比Bardeen和Brattain所建造的更好。以阻止Bardeen和Brattain冉冉升起。

阿丁和布拉顿最终还是获得了荣誉，1956年，他们和肖克利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年后，肖克利搬到了加州的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将他的发明商业化。在那里，他聘请了该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帮助生产晶体管，以满足对易用、便携电子开关日益增长的需求。被雇佣的人中有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他们是肖克利后来称之为“叛徒八人组”中最著名的两个人。

这似乎是一场小打小闹，但却是一场后果重大的战斗。锗和硅都是半导体材料，但肖克利的许多年轻工程师认为，锗在晶体管中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一旦温度超过华氏180度，晶体管就会开始分解，而华氏180度是电气中很常见的温度。他们希望Shockley开始使用硅来代替它的高耐热性，但是Shockley拒绝了。

在纽约长岛的“仙童相机和仪器”的支持下，肖克利实验室的八名工程师辞职，其中包括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他们在1957年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1958年，在Noyce与德州仪器公司的Jack Kilby一起独立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Fairchild在Noyce的带领下成长为Santa Clara Valley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司。

集成电路是计算机时代最重要的发明。集成电路首先在一块硅片上蚀刻数千个、数十万个、数百万个、最后是数十亿个晶体管，为现代计算机提供动力，每秒产生数万亿个开关操作，使计算机能够执行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计算壮举。

1958年，对于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其他航空航天和电子公司来说，集成电路的发明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已声名远扬，全美各大公司纷纷在圣克拉拉峡开设谷办事处。特别是那些航空公司, 很快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角色,将这些公司最终进化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高科技工业巨头。

人造卫星改变了一切

1957年，苏联将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这是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全世界。

“惊慌失措”可能是描述美国政府被苏联的成就完全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最佳用词。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和苏联都希望在1960年之前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但没人料到苏联会先将这么大的一颗卫星送入轨道。

Sputnik-1号的187磅，放到今天，都不够格进入SpaceX的重型猎鹰火箭的货物清单中，比十年后将阿波罗11号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土星五号火箭也要少很多。但在1957年将如此重的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美国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美国“先锋队”项目计划发射的卫星重量只有3.5磅。1957年12月，在他们试图测试携带先锋卫星的运载火箭时，火箭在距发射台几英尺的失去了推力，坠落到地面，在集合的记者面前爆炸成一个巨大的火球。他们称它为“弗洛普尼克”和“卡普特尼克”， 后者无疑是为了纪念二战后美国政府征召的所有前纳粹火箭科学家。

更让人感到危机的是，就在“斯普特尼克-1”火箭发射前几周，苏联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美国公众和他们的政府开始对他们落后于苏联的程度感到恐慌，这种差距开始被称为“导弹差距”。

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向美国公众保证，“人造卫星1号”不值得担忧，但由于卫星每90分钟从头顶飞过，在夜空中清晰可见，美国人无法摆脱苏联正在击败他们的恐惧。对于任何经历过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他们是在哪儿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 这对美国人的心灵是一种冲击。

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主持烧烤会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人造卫星发射的消息。那天晚上，他陪他的客人们沿着他在德州的农场走到河边。他这样描述那天晚上:“现在，不知怎么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天空看起来几乎是陌生的。我还记得当我意识到另一个国家有可能在技术上超越我们伟大的国家时，我内心感到无比震惊。”

全国人民将他们的集体愤怒转向艾森豪威尔，这位二战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他是打败希特勒的美国战争英雄。现在，他是一个打高尔夫球的老态龙钟的老傻瓜，而苏联人在他的监视下接管了太空。密歇根州州长G. Mennen williams——公平地说，他是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人——写了一首诗来概括这个国家的情绪:

小斯普特尼克，飞得很高

莫斯科制造，嘟嘟,

你告诉世界这是共产主义的天空，山姆大叔在睡觉。

你说在球道上，在沙坑上

克里姆林宫心知肚明

我们希望高尔夫球手知道的足够多

让我们保持警觉

美国军工联合体的诞生

美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苏联，而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将在1957年11月发射另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这一次，飞船上有一位乘客，是一只名叫莱卡的狗，它是第一个到达外太空的生物。她在飞行几小时后死亡，但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是，保护美国免受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野蛮破坏的海洋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

苏联在战争后应该是一片废墟，在战后他们独立自主实现了繁荣。俄罗斯人似乎不可能恢复得如此之快,他们不应该超过美国，也不应该在技术上领先美国。他们可能一时做到,但他们不会守住很长时间。

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也不可能知道苏联试图维持与美国平等的努力最终会让苏联在人造卫星升空34年后破产。他们只知道苏联的人造卫星就在那里，在夜空中不停地闪烁，并向他们的无线电广播奇怪的共产主义摩尔斯电码。

有一种感觉，动员是必要的，就像珍珠港事件后那样。

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和国会下令增加对美国太空计划和导弹发展的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艾森豪威尔后来称之为军工综合体的地方。太空计划在机构的相互竞争中陷入缺乏重点困境, 于是国会在1958年授权创建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和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对于国会来说，在1941年，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大学里的物理学家，他们那些不可思议的原子结构理论，或者他们所谈论的任何东西，最终会掌握国家生存的钥匙。但这正是他们在1945年所发现的，而在1958年，他们打算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再做一次。只是这一次，情况将与上世纪40年代大不相同。

到1958年，美国军队基本上是“自由世界”的军队。法国、英国、西德以及北约的其他国家只提供了美国实际支出资金的一小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当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真正重建他们的军事力量。

它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为了和平，至少就美国当时的想法而言，即以前的交战国，特别是德国，不会在必要的紧急自卫力量之外建立他们的武装力量。

一战后仍然拥有殖民地的法国和英国，都保持着一支更强大的军队，或多或少是一支殖民绥靖力量，但他们都惨败了，这表明战后的法国和英国是多么的虚弱。独立运动在这两个帝国的殖民地遍地开花，其中大多数在20世纪60年代末获得了独立。

在战后为日本起草的宪法中，美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军备重组——尽管宪法被解释为允许成立一种名为“自卫队”的国民警卫队。但作为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狂热的和平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在这方面，美国也将为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免遭攻击。

可以理解的是，世界已经厌倦了战争,在军事问题上大多数国家愿意跟随美国,美国似乎更愿意承担和苏联的对抗和冲突。

由于这种全球动态的结果，美国军队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真正地遣散过。随着新的敌人的出现，陆军部在1947年重组为国防部，而美国的军事基础设施也一直保存着，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被拆除和封存

相反，初了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它的军事预算从战争的最高水平有所下降，而在194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随着冷战的真正开始，军事预算又开始回升到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

1941年和1958年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战后美国GDP的激增。1940年,美国还在萧条期，但在1958年,他们有了比想象还要多很多的钱, 他们将它投入到军备竞赛中，直到今天,也没有人问这些钱在军事方面都用在哪里了。

美国官方对人造卫星的回应是:硅谷

这就是1957年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时的美国政治气候，因此，当美国政府将永远不再在技术上落后于苏联作为官方政策时，他们既有决心，也有充足的资源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落后于苏联。到1958年，他们看到了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以及科技是如何帮助盟军赢得战争的。他们也知道，你无法预测哪些发现最终会改变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会在不影响预期结果的情况下对所有发现进行投资。

就研发而言，在帕洛阿尔托、山景城、桑尼戴尔和库比蒂诺这些不断发展的新兴城镇，DARPA、NASA或国防部的其他部门总是可以为新项目提供资金，圣克拉拉谷的科技公司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这笔钱会给每个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好主意和一个坏主意。全体国民情绪在人造卫星之后都接近歇斯底里，国会、以及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对人造卫星和“导弹差距”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烧钱开发任何看起来可能是有前途的技术,任何可能把苏联踩在脚下的技术。

这有助于在圣克拉拉培育一种冒险和创新的文化，这是美国东部那些更成熟、更保守的科技和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也是私人投资者永远无法容忍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政府机构对技术的需求可能消费者永远都不会提出的。科技公司理所当然地关注用户需求、用户体验，但只有美国军方才能对产品提出类似人类登月并安全返回的要求。二战后，欧洲的军事能力下降，导致它们没有类似的技术创新引擎，而只有美国和苏联能够制造这种引擎。

例如，英国早在战争结束前的1943年就已经制造了一台数字计算机。阿兰·图--1936年的一个毕业生,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开发了作为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并且借助这些知识破解了战争期间纳粹德国的在数学上看起来无法破解的加密通信。

但Colossus从未像ENIAC和UNIVAC那样家喻户晓，原因有二。首先，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秘密，但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资源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进行大量投资，英国企业也没有。英国的情况比法国、德国或日本要好得多。

英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还能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演一个角色, 但从60年代之后，美国把所有的计算机相关研究全部收回，再也没有回头。在1960年代早期DARPA开始资助多达70%的计算机技术研究。

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20世纪60年代为研究人员设定了一项挑战，即开发一个可以免受苏联攻击的计算机系统网络，这样，如果苏联的导弹摧毁了一个大学研究中心，他们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保护。这促使研究人员创建了阿帕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互联网。ARPAbet是一系列代表英语口语声音的符号，1971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开发，是产生现代语音识别和合成的基础研究，类似Siri或谷歌的文本-语音API。DARPA已经资助了数百个类似的项目。

与此同时，国防部正在大力扩大民兵导弹项目，需要集成电路来建立制导系统。

“圣克拉拉郡,”纽约的巴鲁克学院商业和工业历史助理教授托马斯·海因里希写道,”生产了所有美国海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部分的侦察卫星和跟踪系统,以及各种微电子组件，这些组件组成了美国高科技武器系统。”

“民兵计划对我们来说是天赐之物，”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查理•斯波克(Charlie Sporck)表示。“军方愿意花大价钱购买高性能。小公司如何与大公司如德州仪器或摩托罗拉竞争?它必须有一些独特的东西。然后它必须有一个出口。当然，军事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北美航空的一个分支Autonetics公司赢得了新的Minuteman II制导计算机的合同，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集成电路上，而不是只用于Minuteman I制导系统的分立电路上。民兵II型在他们新的导弹制导计算机中使用了大约2000个集成电路和大约4000的离散电路，在两种导弹的性能比较中选择出较好的方案兜售给军方。

基尔比当时在德州仪器公司工作，该公司是民兵项目集成电路的三大供应商之一。

随着20世纪60年代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民兵II型导弹的产量大幅增加，1964年每周生产6至7枚导弹。按照这个速度，该项目的三大半导体供应商——德州仪器、西屋电气和RCA——每周需要生产4000多块集成电路才能满足需求。

还有NASA需要考虑。虽然他们不是军方的正式成员，但他们严重依赖相同的军方承包商为太空计划提供必要的电子设备，尤其是为阿波罗计划。仙童半导体公司不像其他公司那样热衷于军事合同——尽管他们仍然接受这些合同——在美国宇航局和阿波罗计划上毫不犹豫。

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阿波罗计划的制导计算机将使用基于仙童公司设计的集成电路，仙童公司将是这些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和菲尔克-福特公司是次要的生产供应商。每台阿波罗制导计算机将使用大约5000个集成电路，在接下来的13年里共制造了大约75台计算机，其中有25台是执行飞行任务的。

这些并不是NASA唯一需要集成电路的系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NASA购买了美国60%的集成电路。仅在1964年，Fairchild就为阿波罗计划向NASA出售了10万个集成电路。

20世纪60年代对集成电路的巨大需求，既为大规模生产这种昂贵设备提供了必要的压力，也为提高生产能力以实现这些生产目标提供了必要的收入。

据史密森学会航空电子与计算部门的主管保罗·塞鲁兹(Paul Cerruzi)称，在阿波罗合同期间，“从最初购买原型芯片，到将其安装到阿波罗计算机的生产模型中，每块芯片的价格从1000美元降至20至30美元。”阿波罗合同，像之前的民兵合同一样，给了半导体公司一个集成电路的市场，反过来，他们现在可以把集成电路卖给民用市场。”

巨额资金的注入使圣克拉拉山谷的公司获得了压倒性的利益。到1961年，太平洋地区在军事主要合同的授予上总体领先于美国的其它地方，获得了国防部所有合同的27.5%。1963年，几乎整个集成电路市场都被这些军事和太空相关的合同占据了，1964年这个市场的95%也是如此。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所有支付1万美元以上的国防相关主要合同中，加州占了五分之一，而且几乎一半(44%)的NASA分包合同最终都落到了加州的公司手中。

到20世纪末，由于圣克拉拉山谷的公司的努力，美国人已经在月球上行走了，他们的努力改变了整个地区。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扩大了它们的硕士和博士项目，以帮助供应工业和商业所需的训练有素的工人。

赚钱容易，输或赢，这就是硅谷

最终，这种没有失败的商业后果的环境，为那些在这些公司工作或在斯坦福或附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学习工程学的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在圣克拉拉谷培训了整整一代的行业领导者，使他们成为一种不同的领导者，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与更保守的公司截然不同。

东海岸的公司，如数字电子公司、IBM和其他公司，有更成熟的传统，无论军方或美国宇航局投入多少钱，他们都能保持这些传统。然而，那些填满圣克拉拉山谷的公司是较新的公司，它们以通过在人造卫星发射后10至15年学到的经验来定义自己。

他们的个人网络文化是建立在十年的合作和竞争的基础上的，个人可以凭借能力自由流动而不会受到惩戒——不像马萨诸塞州那样，加州的128号公路走廊以高科技为主，加州禁止在合同中加入不竞争条款。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种学习的心态，认为失败只是迈向成功的另一步，而不是努力的终点。

20世纪60年代圣克拉拉山谷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你没有注意。到1960年，当地日报《圣何塞水星报》(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的农场版已缩减至周日版的一至两页，该报的重点也明显转向报道不断增长的科技行业的最新发展。

1960年,该报报道,斯坦福大学花了1.25亿美元建设了一条两英里长的直线加速器，该项目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能源部的前身赞助,这一建设确保了斯坦福大学在这个星球上拥有最大密度的核研究设施。

他们在1963年报告了斯坦福工业园区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包括40家公司，雇佣了11500名员工，其中一半在电子行业。十年前，报纸的头条新闻可能是谈论农作物产量和李子价格，而现在的头条新闻是“改善女性冠状动脉疾病后心跳的装置”、“过热反应堆为发电机提供动力”和“圣何塞工程师扩张”。

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离开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共同创立了英特尔(Intel)。三年后，英特尔推出了全球首款微处理器——英特尔4004。集成电路一词指的是各种元件，从存储器电路到输入输出控制器再到逻辑单元，而微处理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整合了不同的集成电路，形成了现代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

微处理器能够完成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所以在1975年，阿波罗号的宇航员在完成阿波罗号的最后一次任务时，他的口袋里会有一台计算器，HP-65，它的原始处理能力比控制飞船的计算机还要强。摩尔定律(由硅晶体管的复合微型化导致的处理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推动了这一变化的根本步伐，这将在未来30年里支配微处理器计算能力的爆炸性增长。

圣克拉拉山谷是这一切的中心。1971年1月11日，这个永远定义了美国这片土地的名字正式进入了词典，记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在当地行业报纸《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 USA)的文章。

《圣何塞水星报》(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的商业和科技记者皮特·凯里(Pete Carey)这样描述这个名字:“一开始，它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词，需要很多狂妄自大的人来重复，才能让人信服。”但是，该地区在面积和重要性上的显著增长，使得这个词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辨认出来。在北加州以外，听说过帕洛阿尔托、山景城、森尼韦尔、库比蒂诺和圣何塞的人相对较少，但全世界都知道硅谷在哪里。”

计算机从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技术向工业和商业技术的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集成电路的成本——再扩展一下，就是新的微处理器——使这些技术的非军事应用变得可以承受。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军队支出的速度开始放缓，组成硅谷的公司现在都是成熟的老牌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为这项新技术找到工业和商业应用，以取代使这项技术达到成熟的军事合同。20世纪70年代，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新一代行业领袖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将有两代商业和技术领袖来指导他们。

过去十年间微电子产品成本的大幅降低也使这一代人能够在不需要上一代人所需要的那种资本投资的情况下，生产电子消费品——比如苹果二代电脑。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硅谷的公司和非常富有的硅谷居民自己就能够成为这些新企业的主要投资者。

到20世纪70年代末，硅谷不再是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军方的公司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他们得以改进和完善技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功地商业化到工业、商业和消费产品中，造就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而且，考虑到该地区的繁荣和硅谷技术为国家带来的收益，人们想要在自己的城市、州甚至国家重建这个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似乎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硅谷。

忘掉一个新的硅谷吧;我们仍在争论第一个是否是个好主意

想要重建硅谷是很诱人的，但这忽略了硅谷是什么: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的独特产品，如果有人性的话，没有人能够也不应该想要重复它。要重建硅谷，你需要经历另一场像二战后那样的全球剧变。虽然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这样的机遇，但这应该会让你了解所需的巨大压力和所涉及的困难。

考虑到这些压力，创建另一个硅谷并不难;最终，它将是极度恐惧和焦虑的产物，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从你们国家的财富中建立起来，投入到一个单一的产业中，以牺牲几乎所有其他东西为代价。这是假设你所在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投资。全球灾难是不可预测的，当涉及到未来时，我们都生活在无知的面纱后面。

此外，与最初的公司一样，那些身处这个新硅谷的人很可能会忘记，当初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世界顶级科技公司的。财富的极度集中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各种社会紧张局势。像基本规则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主要的争议。

一家硅谷公司可能愿意投资一家初创公司，或者为一个编程训练营提供资金，但它可能会越来越抗拒缴纳公共教育所需的税款。一些最初的硅谷最直言不讳的居民仍然相信，政府一直是他们成功的障碍，而不是推动他们成功的原动力，他们基于这种信念行事，损害了社会结构。

最后，你可能会得到一种反常形式的“资源诅咒”;如此大量财富的迅速集中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使你的社会富裕起来，反而导致了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社会动荡、腐败和民主倒退，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那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但却失去了自己的硅谷的国家，最终得以投资于全民医疗保健计划、教育和更慷慨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全球幸福指数上的排名一直高于美国，因此，从各方面考虑，拥有一个硅谷似乎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多少提高。恰恰相反，因为几乎每一周都有新的研究出来，表明这些新技术可能越来越不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所以即使是那些与硅谷紧密相连的人也开始害怕他们所创造的东西。

虽然创建一个新的硅谷听起来像是中了彩票，但这是一种取舍，而且一直如此，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后果。最终，这些可能会平衡或向有益的方向倾斜，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们不知道硅谷最终会被视为福祉还是灾祸。在我们尝试在其他地方复制它之前，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