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利福尼亞州，長達25英里

的技術園區，辦公室，甚至連上中產階級房屋的一些車庫，產生的經濟產出與整個工業化國家一樣多。聖塔克拉拉河谷（Santa Clara Valley）被全世界稱為硅谷，是前所未有的技術創新的代名詞，它催生了現代計算機時代，並使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

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無數的城市，地區和國家試圖複製硅谷的經濟活力，但都未能成功，從而在該地區及其居民所在的公司中創造了技術烏托邦式的光環。但是，現實並非如此神秘。硅谷的歷史並不難理解，創建另一個硅谷的方法並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麼複雜。並非所有擁有正確想法的人都希望看到它被複制。

20世紀初的聖克拉拉山谷

在1900年，如果你知道聖克拉拉谷在哪裡，你可能住在那裡，或者你非常非常喜歡李子。

從舊金山市和舊金山灣向東南方延伸，在東灣山麓和聖克魯斯山脈之間有一條山谷。山谷裡的土壤肥沃，在20世紀初，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果園填滿了山谷。

在1890年代訪問聖塔克拉拉山谷時，傳說中的英國野戰元帥-霍洛肖·基奇納勳爵看到了數英里的開花果樹填滿了該山谷，據說他稱其為 “ 令人心曠神怡的山谷” ，這個名稱似乎註定會永遠存在。

山谷的主要農作物是法國李子，經過乾燥並加工成梅子後，銷往世界各地。在舊金山以南45英里處的一小片農田，曾經佔到了全球流行水果供應量的30％。櫻桃，梨和杏子也是該地區的豐收作物，外來農業勞動力的潮起潮落和傳統的農業生活是該山谷的標誌性文化。

但是，世界的變革已經開始了。19世紀的工業革命造就了一代極為富有的商業大亨，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聖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就是這樣一位大亨的故鄉;利蘭·斯坦福，他通過鐵路發家致富，這些鐵路在20世紀下半葉開始在美國縱橫交錯。

斯坦福唯一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被送往歐洲接受“正規”教育，在國外時患上了傷寒，15歲時去世。心煩意亂的老斯坦福於1891年在帕洛阿爾託的山谷中擁有的8100英畝的牧場上創辦了一所大學，以紀念他的兒子。老斯坦福兩年後也去世了。

斯坦福去世後，斯坦福大學陷入了財務困境，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太久。1909年，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長大衛·斯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對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rest)投資500美元開發他的三極管，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風險投資之一。

德福雷斯特被譽為電子之父，他的電子管開啟了20世紀初的電子革命，為從收音機到計算器和電子時間記錄器等新型商業機器等各種設備提供動力。德福雷斯特供職的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是由與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關係密切的人在帕洛阿爾託創辦的。

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是科技孵化器的先行者，在接下的幾十年裡，隨著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的員工離開硅谷，在該地區創辦自己的公司，科技孵化器將定義硅谷。聯邦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就有這樣的兩名員工，他們創建了一家公司，這家公司首先發明、開發並銷售了一種揚聲器，最終成為音頻電子產品巨頭Magnavox。

弗雷德裡克·特曼回到斯坦福

硅谷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弗雷德裡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於1925年來到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當時他剛剛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他回到斯坦福大學——在那裡他獲得了本科學位——教授一門無線電工程課程，但他將繼續指導、激勵和投資硅谷的一些初創公司和為他們提供人力配備。

被許多人視為硅谷之父的特曼，在加入這所大學的教職工隊伍後，用了接下來的十年時間，把這所大學規模不大的電氣工程項目打造成了一流的項目。然而，當他看著大學培養出受過良好教育的畢業生獲得學位並於第二天離開小鎮到東海岸的工程公司工作時，這項工作變得令人沮喪。

特曼（Terman）希望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留在山谷中，以創造當地企業，從而在該地區建立持久的工業基礎。為此，特曼（Terman）利用他的職位鼓勵斯坦福大學的工程專業畢業生留在聖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並開始自己的事業，而不是東奔西跑。

第一家這樣做的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學畢業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創辦的惠普(Hewlett-Packard)。1939年，他們正式確立了合作關係，在帕洛阿爾託租了一個單車位的車庫，生產電氣測試設備。

很快，更多的畢業生和教師開始聽特曼的，並在該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航空航天和電子公司。這些公司形成了一個網絡，斯坦福大學就是這些網絡的共同節點。特曼繼續專注於學術項目,培養了越來越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這些人又加入到由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在當地創辦的公司。

這樣，特曼（Terman）開始建立人才輸送管道，直到今天，斯坦福大學仍繼續向諸如谷歌和Facebook之類的硅谷最大的公司提供大量的高水平人才，許多人認為這是硅谷成功的源泉。然而，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徹底重塑硅谷。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的遠不止特曼的努力工作和人際關係。

二戰的勝利如何為硅谷的騰飛做好了準備

早在1933年擔任德國總理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經在計劃戰爭了。一旦他掌握了國家和軍隊的權力，德國的重整軍備就成為了德國工業的首要任務。

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屠殺了100多萬年輕人，英國和法國受到了創傷，無法有效地對抗希特勒的德國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後，他們意識到戰爭即將來臨，他們開始升級老舊軍事設備和加強防禦，但為時已晚。對波蘭的侵略迫使法國和英國在做好充分準備之前就對德國宣戰。

在戰爭爆發之前，納粹恐怖主義導致許多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逃離，其中許多人踏上了去美國的道路，這是歐洲大陸在戰後重建時需要應對的驚人的“人才流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都是20世紀30年代納粹掌權時移民到美國的歐洲人，還有許多其他著名的科學家也是如此。更多的人死於戰爭，無法逃脫。

在大西洋彼岸，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通過他的“新政”計劃帶領美國渡過了大蕭條。這些措施無所不有，從讓失業者從事幾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工作，到出臺一些監管銀行業和金融業行為的最重要法規。

儘管如此，上世紀30年代對所有美國人來說都是一段艱難的時期，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嚴重的大屠殺讓美國倖免於難，但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裡，他們仍損失了逾10萬名士兵。隨著大蕭條對美國公民精神的侵蝕，沒有一個美國人願意在另一場歐洲戰爭中戰鬥。

因此,這並不奇怪,孤立主義情緒在大蕭條時期在國會非常強烈, 甚至在1939年戰爭爆發之前，他們就通過法律，限制軍用物資的銷售到法國,英國,德國。不願任何一方把美國拉入戰爭的藉口。屈從於反戰情緒，國會還阻止美國陸軍和海軍囤積物資。直到1939年，美國才幾乎確定要參戰。

美國第一委員會的美國英雄發言人查爾斯·林德伯格,竭盡全力以使美國脫離戰爭, 他甚至在1941年9月11日在他的臭名昭著的愛荷華州得梅因演講中指責美國猶太人將美國推入戰爭。林德伯格因其反猶太言論而受到廣泛譴責。他曾接受納粹德國空軍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頒發的紀念林德伯格飛越大西洋的勳章，從而為自己贏得了納粹同情者的聲譽。

國會授予羅斯福總統開始指揮戰時生產的權力，他以最快的速度動員美國工業投入戰爭。

成千上萬的無線電、耳機和雷達系統需要被設計和製造，而在20世紀30年代沒有那麼多地方可以滿足這種需求。美國在該地區的第二大電子研發中心位於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的軍事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該地區。

硅谷與美國軍方的合作從此開始。

1941年珍珠港被轟炸，美國捲入戰爭，幾天後希特勒對美國宣戰。早些時候軍方的準備變成了需要動員美國整個工業產能為贏得戰爭而努力。

聖克拉拉山谷離舊金山港只有一箭之遙，是太平洋戰區最容易獲得必要的電子、微波和雷達設備的地方。在太平洋戰區，美國海軍和飛機的力量要比歐洲戰區強大得多。該地區也是幾家主要航空公司的所在地，這隻會增加其戰略重要性。

硅谷的公司用盡全力，大量生產雷達、無線電和其他相關電子設備以及飛機——隨著戰爭的推進，這些設備的發展加強了該地區的工業能力——同時也開發新的發明和創新，以滿足戰爭帶來的特定需求。

戰爭在美國之外的國家留下了無盡的廢墟和死亡

當戰爭終於在1945年8月結束時，有超過8000萬人死亡，而納粹對600萬猶太人的工業化屠殺徹底改變了歐洲的性質。在對德國人控制的城市的工業區，以及平民居住區域進行了戰略性的空中轟炸之後，歐洲大陸上所有的工業能力幾乎都被摧毀了。

東線遭受了整個戰爭中最可怕的戰鬥。在1941年6月納粹入侵蘇聯時，蘇聯剛剛取得了一些與西方競爭對手相當的工業能力,納粹入侵後，成百上千的工廠從國家的西部被重新安置東部。

戰爭結束後，幫助重建國家和管理工廠的蘇聯公民明顯少於戰爭爆發前。1941年至1945年間，蘇聯共有2,600萬公民被殺，其中大多數是適齡工作的男性和女性，這是蘇聯在冷戰期間永遠無法克服的人力不足。

二戰後，斯大林將東歐變成了蘇聯的一系列附庸國，作為蘇聯和西歐之間的緩衝地帶，這條斷裂帶正好位於歐洲大陸的中間。1949年8月，蘇聯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彈，分裂的德國成為兩個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邊界，讓世界在40多年的時間裡夜不能寐。

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日本遭受了美國對其工業城市和製造業中心的猛烈轟炸。1945年3月10日，據估計，僅東京的燃燒彈襲擊，一個晚上就造成了10萬平民死亡。在戰爭的最後五個月裡，70多個城市將被汽油彈和常規炸藥燃燒彈轟炸，造成多達50萬人死亡。到轟炸行動的高潮是在廣島和長崎使用原子彈的時候，美國已經完全摧毀了日本幾乎所有的工業能力。

對日本來說，重建其工業能力是一項比歐洲艱鉅得多的任務，歐洲的工業能力分佈得更廣，對城市的轟炸比日本發生得更少，規模和嚴重程度遠遠不及日本遭受的持續轟炸。

與此同時,在美國…

在美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對珍珠港的襲擊是所有戰鬥人員對美國基礎設施或工業造成的最大損失，1941年12月日本飛行員擊沉的16艘軍艦中，除了3艘以外，其餘都被修復。珍珠港事件後，整個美國沒有一座建築物被炸燬，更不用說聖克拉拉山谷了。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走出戰爭年代，進入了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最非凡的繁榮發展時期。更重要的是，至少對聖克拉拉山谷來說，美國也在那些從戰爭中歸來的美國軍人身上投入了大量資金。

士兵可以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參加學院和大學,《退伍軍人權利法》提供了大量新的學生進入每一個學院和大學，他們經過戰爭的洗禮，展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成熟。

1948年，斯坦福大學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將1948-49學年的新生人數增加了1000多名。政府通過這個項目湧入的大量投資允許學校擴大設施，特曼所建立的工程學院充滿了年輕有為的學生，這些學生都曾經在軍隊服過幾年的兵役。

當他們畢業時，他們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工程專業畢業生將組成一個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工程師團隊。

與此同時，特曼於1945年回到斯坦福大學，擔任工程學院院長。戰爭期間，他曾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無線電研究實驗室與美國軍方一起工作。他在戰時的服役進一步鞏固了他與政府和美國軍方的聯繫，在他的餘生中，他將一直向他的學生和畢業生宣傳這種夥伴關係。

特曼先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後來擔任大學的教務長,直到1965年退休。他最終使斯坦福大學成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同時也使聖克拉拉谷鳳凰涅槃成斯坦福工業園區。

當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把自己8100英畝的牧場遺贈給以他兒子的名字命名的那所大學時，他規定，那所大學絕不能出售他贈予的任何土地。50多年來，這片土地的大部分都沒有得到開發，直到1951年，特曼和學校才改變了這一點。特曼在那塊土地上開發了660英畝的土地，形成了斯坦福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這是一個龐大的空間，用於研究實驗室、辦公室和製造業，供企業進行長期租賃和開店。

斯坦福工業園區可以隨時得到斯坦福大學的專業諮詢意見，也有現成的聰明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專業畢業生，對於企業來說，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好機會。從惠普和瓦里安兄弟開始，這片土地成為了該地區轉型的中心。不過，這種轉變需要一種催化劑，而催化劑的形式將是一位天生善於管理非凡人才的諾貝爾獎得主。

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和叛徒八人組

1947年，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和他的下屬約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爾特·布拉頓(Walter br)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位於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y)發明了“點接觸晶體管”(point-contact晶體管)。雖然這個想法主要是肖克利的，但他實際上並沒有參與該設備的實際創造，巴丁和布拉頓提交的原始專利文件中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而巴丁和布拉頓在構建晶體管的第一個工作原型時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肖克利是巴丁和布拉頓的上司，貝爾實驗室堅持認為他的貢獻也必須被認可。

這是肖克利非常不滿，於是根據自己的想法,親自動手開發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晶體管, 這種“結型晶體管”的性能比Bardeen和Brattain所建造的更好。以阻止Bardeen和Brattain冉冉升起。

阿丁和布拉頓最終還是獲得了榮譽，1956年，他們和肖克利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一年後，肖克利搬到了加州的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將他的發明商業化。在那裡，他聘請了該領域最優秀的人才，幫助生產晶體管，以滿足對易用、便攜電子開關日益增長的需求。被僱傭的人中有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和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他們是肖克利後來稱之為“叛徒八人組”中最著名的兩個人。

這似乎是一場小打小鬧，但卻是一場後果重大的戰鬥。鍺和硅都是半導體材料，但肖克利的許多年輕工程師認為，鍺在晶體管中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因為一旦溫度超過華氏180度，晶體管就會開始分解，而華氏180度是電氣中很常見的溫度。他們希望Shockley開始使用硅來代替它的高耐熱性，但是Shockley拒絕了。

在紐約長島的“仙童相機和儀器”的支持下，肖克利實驗室的八名工程師辭職，其中包括戈登·摩爾和羅伯特·諾伊斯，他們在1957年成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1958年，在Noyce與德州儀器公司的Jack Kilby一起獨立發明了集成電路之後，Fairchild在Noyce的帶領下成長為Santa Clara Valley歷史上最重要的公司。

集成電路是計算機時代最重要的發明。集成電路首先在一塊硅片上蝕刻數千個、數十萬個、數百萬個、最後是數十億個晶體管，為現代計算機提供動力，每秒產生數萬億個開關操作，使計算機能夠執行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計算壯舉。

1958年，對於仙童半導體公司和其他航空航天和電子公司來說，集成電路的發明來得正是時候。現在,斯坦福工業園區已聲名遠揚，全美各大公司紛紛在聖克拉拉峽開設谷辦事處。特別是那些航空公司, 很快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催化劑角色,將這些公司最終進化成了我們今天知道的高科技工業巨頭。

人造衛星改變了一切

1957年，蘇聯將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 1）”發射到環繞地球的軌道上，這是第一顆人造衛星，震驚了全世界。

“驚慌失措”可能是描述美國政府被蘇聯的成就完全打了個措手不及的最佳用詞。每個人都知道，美國和蘇聯都希望在1960年之前將一顆衛星送入軌道，但沒人料到蘇聯會先將這麼大的一顆衛星送入軌道。

Sputnik-1號的187磅，放到今天，都不夠格進入SpaceX的重型獵鷹火箭的貨物清單中，比十年後將阿波羅11號宇航員送上月球的土星五號火箭也要少很多。但在1957年將如此重的衛星送入地球軌道，美國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美國“先鋒隊”項目計劃發射的衛星重量只有3.5磅。1957年12月，在他們試圖測試攜帶先鋒衛星的運載火箭時，火箭在距發射臺幾英尺的失去了推力，墜落到地面，在集合的記者面前爆炸成一個巨大的火球。他們稱它為“弗洛普尼克”和“卡普特尼克”， 後者無疑是為了紀念二戰後美國政府徵召的所有前納粹火箭科學家。

更讓人感到危機的是，就在“斯普特尼克-1”火箭發射前幾周，蘇聯成功試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美國公眾和他們的政府開始對他們落後於蘇聯的程度感到恐慌，這種差距開始被稱為“導彈差距”。

艾森豪威爾總統試圖向美國公眾保證，“人造衛星1號”不值得擔憂，但由於衛星每90分鐘從頭頂飛過，在夜空中清晰可見，美國人無法擺脫蘇聯正在擊敗他們的恐懼。對於任何經歷過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他們是在哪兒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 這對美國人的心靈是一種衝擊。

時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人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在主持燒烤會時，從收音機裡聽到了人造衛星發射的消息。那天晚上，他陪他的客人們沿著他在德州的農場走到河邊。他這樣描述那天晚上:“現在，不知怎麼地，以一種新的方式，天空看起來幾乎是陌生的。我還記得當我意識到另一個國家有可能在技術上超越我們偉大的國家時，我內心感到無比震驚。”

全國人民將他們的集體憤怒轉向艾森豪威爾，這位二戰盟軍的最高指揮官，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他是打敗希特勒的美國戰爭英雄。現在，他是一個打高爾夫球的老態龍鍾的老傻瓜，而蘇聯人在他的監視下接管了太空。密歇根州州長G. Mennen williams——公平地說，他是民主黨人，艾森豪威爾是共和黨人——寫了一首詩來概括這個國家的情緒:

小斯普特尼克，飛得很高

莫斯科製造，嘟嘟,

你告訴世界這是共產主義的天空，山姆大叔在睡覺。

你說在球道上，在沙坑上

克里姆林宮心知肚明

我們希望高爾夫球手知道的足夠多

讓我們保持警覺

美國軍工聯合體的誕生

美國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趕上蘇聯，而在這段時間裡，蘇聯將在1957年11月發射另一顆衛星“斯普特尼克2號”。這一次，飛船上有一位乘客，是一隻名叫萊卡的狗，它是第一個到達外太空的生物。她在飛行幾小時後死亡，但美國人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是，保護美國免受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野蠻破壞的海洋再也不能保護他們了。

蘇聯在戰爭後應該是一片廢墟，在戰後他們獨立自主實現了繁榮。俄羅斯人似乎不可能恢復得如此之快,他們不應該超過美國，也不應該在技術上領先美國。他們可能一時做到,但他們不會守住很長時間。

美國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些，也不可能知道蘇聯試圖維持與美國平等的努力最終會讓蘇聯在人造衛星升空34年後破產。他們只知道蘇聯的人造衛星就在那裡，在夜空中不停地閃爍，並向他們的無線電廣播奇怪的共產主義摩爾斯電碼。

有一種感覺，動員是必要的，就像珍珠港事件後那樣。

作為回應，艾森豪威爾和國會下令增加對美國太空計劃和導彈發展的投資，將大量資金投入艾森豪威爾後來稱之為軍工綜合體的地方。太空計劃在機構的相互競爭中陷入缺乏重點困境, 於是國會在1958年授權創建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和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

對於國會來說，在1941年，沒有人會相信那些大學裡的物理學家，他們那些不可思議的原子結構理論，或者他們所談論的任何東西，最終會掌握國家生存的鑰匙。但這正是他們在1945年所發現的，而在1958年，他們打算讓科學家和工程師再做一次。只是這一次，情況將與上世紀40年代大不相同。

到1958年，美國軍隊基本上是“自由世界”的軍隊。法國、英國、西德以及北約的其他國家只提供了美國實際支出資金的一小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當然，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真正重建他們的軍事力量。

它也被一些人認為是為了和平，至少就美國當時的想法而言，即以前的交戰國，特別是德國，不會在必要的緊急自衛力量之外建立他們的武裝力量。

一戰後仍然擁有殖民地的法國和英國，都保持著一支更強大的軍隊，或多或少是一支殖民綏靖力量，但他們都慘敗了，這表明戰後的法國和英國是多麼的虛弱。獨立運動在這兩個帝國的殖民地遍地開花，其中大多數在20世紀60年代末獲得了獨立。

在戰後為日本起草的憲法中，美國禁止任何形式的軍備重組——儘管憲法被解釋為允許成立一種名為“自衛隊”的國民警衛隊。但作為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的國家，狂熱的和平主義已經在這個國家紮根。在這方面，美國也將為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免遭攻擊。

可以理解的是，世界已經厭倦了戰爭,在軍事問題上大多數國家願意跟隨美國,美國似乎更願意承擔和蘇聯的對抗和衝突。

由於這種全球動態的結果，美國軍隊從來沒有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真正地遣散過。隨著新的敵人的出現，陸軍部在1947年重組為國防部，而美國的軍事基礎設施也一直保存著，沒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被拆除和封存

相反，初了1945年之後的幾年裡，它的軍事預算從戰爭的最高水平有所下降，而在194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隨著冷戰的真正開始，軍事預算又開始回升到戰爭期間的最高水平。

1941年和1958年的另一個主要區別是戰後美國GDP的激增。1940年,美國還在蕭條期，但在1958年,他們有了比想象還要多很多的錢, 他們將它投入到軍備競賽中，直到今天,也沒有人問這些錢在軍事方面都用在哪裡了。

美國官方對人造衛星的回應是:硅谷

這就是1957年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時的美國政治氣候，因此，當美國政府將永遠不再在技術上落後於蘇聯作為官方政策時，他們既有決心，也有充足的資源來確保自己永遠不會落後於蘇聯。到1958年，他們看到了科技對於國防的重要性，以及科技是如何幫助盟軍贏得戰爭的。他們也知道，你無法預測哪些發現最終會改變遊戲規則，所以他們會在不影響預期結果的情況下對所有發現進行投資。

就研發而言，在帕洛阿爾託、山景城、桑尼戴爾和庫比蒂諾這些不斷髮展的新興城鎮，DARPA、NASA或國防部的其他部門總是可以為新項目提供資金，聖克拉拉谷的科技公司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

這筆錢會給每個人，讓他們想出一個好主意和一個壞主意。全體國民情緒在人造衛星之後都接近歇斯底里，國會、以及總統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對人造衛星和“導彈差距”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燒錢開發任何看起來可能是有前途的技術,任何可能把蘇聯踩在腳下的技術。

這有助於在聖克拉拉培育一種冒險和創新的文化，這是美國東部那些更成熟、更保守的科技和航空公司無法複製的，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文化也是私人投資者永遠無法容忍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政府機構對技術的需求可能消費者永遠都不會提出的。科技公司理所當然地關注用戶需求、用戶體驗，但只有美國軍方才能對產品提出類似人類登月並安全返回的要求。二戰後，歐洲的軍事能力下降，導致它們沒有類似的技術創新引擎，而只有美國和蘇聯能夠製造這種引擎。

例如，英國早在戰爭結束前的1943年就已經制造了一臺數字計算機。阿蘭·圖--1936年的一個畢業生,毫不誇張地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傑出的計算機科學家之一，開發了作為現代計算機的理論基礎, 並且藉助這些知識破解了戰爭期間納粹德國的在數學上看起來無法破解的加密通信。

但Colossus從未像ENIAC和UNIVAC那樣家喻戶曉，原因有二。首先，直到20世紀70年代，英國政府一直把它作為一個隱藏得很好的秘密，但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資源對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進行大量投資，英國企業也沒有。英國的情況比法國、德國或日本要好得多。

英國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還能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中演一個角色, 但從60年代之後，美國把所有的計算機相關研究全部收回，再也沒有回頭。在1960年代早期DARPA開始資助多達70%的計算機技術研究。

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在20世紀60年代為研究人員設定了一項挑戰，即開發一個可以免受蘇聯攻擊的計算機系統網絡，這樣，如果蘇聯的導彈摧毀了一個大學研究中心，他們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保護。這促使研究人員創建了阿帕網，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知的互聯網。ARPAbet是一系列代表英語口語聲音的符號，1971年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資助開發，是產生現代語音識別和合成的基礎研究，類似Siri或谷歌的文本-語音API。DARPA已經資助了數百個類似的項目。

與此同時，國防部正在大力擴大民兵導彈項目，需要集成電路來建立制導系統。

“聖克拉拉郡,”紐約的巴魯克學院商業和工業歷史助理教授托馬斯·海因裡希寫道,”生產了所有美國海軍的洲際彈道導彈、大部分的偵察衛星和跟蹤系統,以及各種微電子組件，這些組件組成了美國高科技武器系統。”

“民兵計劃對我們來說是天賜之物，”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查理•斯波克(Charlie Sporck)表示。“軍方願意花大價錢購買高性能。小公司如何與大公司如德州儀器或摩托羅拉競爭?它必須有一些獨特的東西。然後它必須有一個出口。當然，軍事市場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北美航空的一個分支Autonetics公司贏得了新的Minuteman II制導計算機的合同，他們把全部精力放在集成電路上，而不是隻用於Minuteman I制導系統的分立電路上。民兵II型在他們新的導彈制導計算機中使用了大約2000個集成電路和大約4000的離散電路，在兩種導彈的性能比較中選擇出較好的方案兜售給軍方。

基爾比當時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該公司是民兵項目集成電路的三大供應商之一。

隨著20世紀60年代冷戰緊張局勢的加劇，民兵II型導彈的產量大幅增加，1964年每週生產6至7枚導彈。按照這個速度，該項目的三大半導體供應商——德州儀器、西屋電氣和RCA——每週需要生產4000多塊集成電路才能滿足需求。

還有NASA需要考慮。雖然他們不是軍方的正式成員，但他們嚴重依賴相同的軍方承包商為太空計劃提供必要的電子設備，尤其是為阿波羅計劃。仙童半導體公司不像其他公司那樣熱衷於軍事合同——儘管他們仍然接受這些合同——在美國宇航局和阿波羅計劃上毫不猶豫。

1962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宣佈，阿波羅計劃的制導計算機將使用基於仙童公司設計的集成電路，仙童公司將是這些芯片的主要供應商，而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和菲爾克-福特公司是次要的生產供應商。每臺阿波羅制導計算機將使用大約5000個集成電路，在接下來的13年裡共製造了大約75臺計算機，其中有25臺是執行飛行任務的。

這些並不是NASA唯一需要集成電路的系統。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NASA購買了美國60%的集成電路。僅在1964年，Fairchild就為阿波羅計劃向NASA出售了10萬個集成電路。

20世紀60年代對集成電路的巨大需求，既為大規模生產這種昂貴設備提供了必要的壓力，也為提高生產能力以實現這些生產目標提供了必要的收入。

據史密森學會航空電子與計算部門的主管保羅·塞魯茲(Paul Cerruzi)稱，在阿波羅合同期間，“從最初購買原型芯片，到將其安裝到阿波羅計算機的生產模型中，每塊芯片的價格從1000美元降至20至30美元。”阿波羅合同，像之前的民兵合同一樣，給了半導體公司一個集成電路的市場，反過來，他們現在可以把集成電路賣給民用市場。”

鉅額資金的注入使聖克拉拉山谷的公司獲得了壓倒性的利益。到1961年，太平洋地區在軍事主要合同的授予上總體領先於美國的其它地方，獲得了國防部所有合同的27.5%。1963年，幾乎整個集成電路市場都被這些軍事和太空相關的合同佔據了，1964年這個市場的95%也是如此。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在所有支付1萬美元以上的國防相關主要合同中，加州佔了五分之一，而且幾乎一半(44%)的NASA分包合同最終都落到了加州的公司手中。

到20世紀末，由於聖克拉拉山谷的公司的努力，美國人已經在月球上行走了，他們的努力改變了整個地區。斯坦福大學(Stanford)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擴大了它們的碩士和博士項目，以幫助供應工業和商業所需的訓練有素的工人。

賺錢容易，輸或贏，這就是硅谷

最終，這種沒有失敗的商業後果的環境，為那些在這些公司工作或在斯坦福或附近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學習工程學的人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它在聖克拉拉谷培訓了整整一代的行業領導者，使他們成為一種不同的領導者，處理問題的方式也與更保守的公司截然不同。

東海岸的公司，如數字電子公司、IBM和其他公司，有更成熟的傳統，無論軍方或美國宇航局投入多少錢，他們都能保持這些傳統。然而，那些填滿聖克拉拉山谷的公司是較新的公司，它們以通過在人造衛星發射後10至15年學到的經驗來定義自己。

他們的個人網絡文化是建立在十年的合作和競爭的基礎上的，個人可以憑藉能力自由流動而不會受到懲戒——不像馬薩諸塞州那樣，加州的128號公路走廊以高科技為主，加州禁止在合同中加入不競爭條款。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一種學習的心態，認為失敗只是邁向成功的另一步，而不是努力的終點。

20世紀60年代聖克拉拉山谷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你沒有注意。到1960年，當地日報《聖何塞水星報》(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的農場版已縮減至週日版的一至兩頁，該報的重點也明顯轉向報道不斷增長的科技行業的最新發展。

1960年,該報報道,斯坦福大學花了1.25億美元建設了一條兩英里長的直線加速器，該項目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能源部的前身贊助,這一建設確保了斯坦福大學在這個星球上擁有最大密度的核研究設施。

他們在1963年報告了斯坦福工業園區是如何發展壯大的，包括40家公司，僱傭了11500名員工，其中一半在電子行業。十年前，報紙的頭條新聞可能是談論農作物產量和李子價格，而現在的頭條新聞是“改善女性冠狀動脈疾病後心跳的裝置”、“過熱反應堆為發電機提供動力”和“聖何塞工程師擴張”。

1968年，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離開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共同創立了英特爾(Intel)。三年後，英特爾推出了全球首款微處理器——英特爾4004。集成電路一詞指的是各種元件，從存儲器電路到輸入輸出控制器再到邏輯單元，而微處理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整合了不同的集成電路，形成了現代計算機的中央處理器。

微處理器能夠完成整個計算機系統的工作，所以在1975年，阿波羅號的宇航員在完成阿波羅號的最後一次任務時，他的口袋裡會有一臺計算器，HP-65，它的原始處理能力比控制飛船的計算機還要強。摩爾定律(由硅晶體管的複合微型化導致的處理能力的指數級增長)推動了這一變化的根本步伐，這將在未來30年裡支配微處理器計算能力的爆炸性增長。

聖克拉拉山谷是這一切的中心。1971年1月11日，這個永遠定義了美國這片土地的名字正式進入了詞典，記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在當地行業報紙《電子新聞》(Electronic News)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硅谷》(Silicon Valley, USA)的文章。

《聖何塞水星報》(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的商業和科技記者皮特·凱里(Pete Carey)這樣描述這個名字:“一開始，它是一個自我意識很強的詞，需要很多狂妄自大的人來重複，才能讓人信服。”但是，該地區在面積和重要性上的顯著增長，使得這個詞幾乎在所有地方都能辨認出來。在北加州以外，聽說過帕洛阿爾託、山景城、森尼韋爾、庫比蒂諾和聖何塞的人相對較少，但全世界都知道硅谷在哪裡。”

計算機從嚴格意義上的軍事技術向工業和商業技術的轉變始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集成電路的成本——再擴展一下，就是新的微處理器——使這些技術的非軍事應用變得可以承受。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軍隊支出的速度開始放緩，組成硅谷的公司現在都是成熟的老牌公司。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能夠為這項新技術找到工業和商業應用，以取代使這項技術達到成熟的軍事合同。20世紀70年代，像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新一代行業領袖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將有兩代商業和技術領袖來指導他們。

過去十年間微電子產品成本的大幅降低也使這一代人能夠在不需要上一代人所需要的那種資本投資的情況下，生產電子消費品——比如蘋果二代電腦。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硅谷的公司和非常富有的硅谷居民自己就能夠成為這些新企業的主要投資者。

到20世紀70年代末，硅谷不再是美國宇航局和美國軍方的公司所在地。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他們得以改進和完善技術，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成功地商業化到工業、商業和消費產品中，造就了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而且，考慮到該地區的繁榮和硅谷技術為國家帶來的收益，人們想要在自己的城市、州甚至國家重建這個地方也就不足為奇了。現在似乎每個人都想擁有自己的硅谷。

忘掉一個新的硅谷吧;我們仍在爭論第一個是否是個好主意

想要重建硅谷是很誘人的，但這忽略了硅谷是什麼:它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獨特時期的獨特產品，如果有人性的話，沒有人能夠也不應該想要重複它。要重建硅谷，你需要經歷另一場像二戰後那樣的全球劇變。雖然氣候變化可能會帶來這樣的機遇，但這應該會讓你瞭解所需的巨大壓力和所涉及的困難。

考慮到這些壓力，創建另一個硅谷並不難;最終，它將是極度恐懼和焦慮的產物，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從你們國家的財富中建立起來，投入到一個單一的產業中，以犧牲幾乎所有其他東西為代價。這是假設你所在的國家有足夠的資源進行投資。全球災難是不可預測的，當涉及到未來時，我們都生活在無知的面紗後面。

此外，與最初的公司一樣，那些身處這個新硅谷的人很可能會忘記，當初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世界頂級科技公司的。財富的極度集中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各種社會緊張局勢。像基本規則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好像很久以前就解決了，但實際上可能會成為主要的爭議。

一家硅谷公司可能願意投資一家初創公司，或者為一個編程訓練營提供資金，但它可能會越來越抗拒繳納公共教育所需的稅款。一些最初的硅谷最直言不諱的居民仍然相信，政府一直是他們成功的障礙，而不是推動他們成功的原動力，他們基於這種信念行事，損害了社會結構。

最後，你可能會得到一種反常形式的“資源詛咒”;如此大量財富的迅速集中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使你的社會富裕起來，反而導致了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社會動盪、腐敗和民主倒退，這在發展中國家很常見。

那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復甦，但卻失去了自己的硅谷的國家，最終得以投資於全民醫療保健計劃、教育和更慷慨的社會福利。這些國家在全球幸福指數上的排名一直高於美國，因此，從各方面考慮，擁有一個硅谷似乎並沒有給我們的生活質量帶來多少提高。恰恰相反，因為幾乎每一週都有新的研究出來，表明這些新技術可能越來越不符合我們人類的基本需求，所以即使是那些與硅谷緊密相連的人也開始害怕他們所創造的東西。

雖然創建一個新的硅谷聽起來像是中了彩票，但這是一種取捨，而且一直如此，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意識到後果。最終，這些可能會平衡或向有益的方向傾斜，但我們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所以我們不知道硅谷最終會被視為福祉還是災禍。在我們嘗試在其他地方複製它之前，我們應該弄清楚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