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薩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孟武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學家。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士，回國後歷任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歷任中山大學、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政校覆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並曾任立法委員。薩孟武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制度、理論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淺出，貫通中西，對中國政治學的形成影響很大。薩氏對於中華民國憲法有著精闢的見解，批抨早年時期的國民大會代表之言筆，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來解釋憲法。薩孟武被認為是近代著名的中華民國憲法書籍著作人，亦是少數被學院派的學者認同是分析解闢中華民國憲法的專家。
薩孟武先生的《中國社會政治史》簡體版近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本書是現代政治學界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史的扛鼎之作，代表了民國學人在該領域的學術水平，長期均為相關研究的基本入門書或重要參考書。其要旨則在政治與社會的互動，以見歷代興衰存亡之剖面與線索。其特點：一是從政治學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歷史，凸顯了各時期的治理體系、效能、基礎和得失；二是以社會科學方法解析政治史，致力於揭示經濟、民族、社會、文化諸事態的政治意義和影響；三是以治亂興衰為綱梳理諸政治現象和制度，力圖打通古今，融貫中外，堪稱一部民國版的“資治通鑑”。
* 文章節選自《中國社會政治史》（薩孟武 著 三聯書店2018-1）。原載讀一YE（ID：sanliansh）
裡耶秦簡
01
增訂新版自序
文 | 薩孟武
本書起草於抗戰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冊完成於1965年，合計共三十年。中間有八年，將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實際本書之寫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兩冊，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戰時，曾摘要編為講義，發給“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學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著手寫作唐代。
抗戰勝利，我赴中山大學，主持法學院院務。在兩年（1946年至1948年）之間，一方編述五代部分，同時著手蒐集宋代資料；1948年我來臺灣，主持法學院院務，開始寫作宋代部分。宋史寫成之後，陸續蒐集資料，著手寫元明二代。明代寫完之後，我不敢遽爾出版，又將第一冊及第二冊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紀東先生諄諄勸我付印，意謂萬一失掉，未免可惜。於是就於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冊及第二冊。
第一冊除1944年在重慶出版不計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冊於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冊於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冊於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價忽然大漲，因之各冊雖將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謂“版”與國內各書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稱為“刷”。例如拙著《政治學》，名為四版，其實，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計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稱之為再版、三版……這是各國所沒有的。
我在小學時，除算術、國文外，對於中國歷史極感興趣。後來閱讀《資治通鑑》，總覺得其對於社會情況，如民風、士氣、經濟、國防、戶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產力、各種階層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寫得太少，而且未曾說明這許多要素對於政治現象有何影響。研究歷史必須闡明歷史發展過程之因果關係，單單記憶事實，尤其用盡腦力，去暗記小事實，不但記得之後，旋即忘記，而且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
我寫作本書當然是先蒐集資料，而要蒐集資料，必須腦中已有一種觀念，依此觀念，做成每朝歷史的目錄，而後依此目錄，去搜集所需要之資料。否則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無結果。
蒐集資料先由正史開始，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後漢書》，我前後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覺得毫無資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穫。南北朝歷史分量極多。《宋書》不錯，《魏書》固然蕪冗，而資料還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補充之用，至於《北齊書》《南齊書》等等只是族譜及升官圖。沒有什麼好的資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會要（《西漢會要》根本不必看）或會典，最後才看文集及筆記。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詩賦記銘。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參考之用的奏議及書信並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筆記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種筆記之中，合於本書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錄》《夢溪筆談》之類，不過五六篇可供參考。又如讀者所熟知的《日知錄》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兩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這不是說其餘各篇沒有價值，而是說對於研究歷史的人沒有用處。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學問本來沒有止境，讀書愈多，資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時，無不增加字數。字數增加，又須改排。但全書改排，不是個人財力所能負擔。故凡某一頁字數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該頁，而增加其行數。字數增加太多者，則在該頁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冊二十七頁，共增加八頁，遂於二十七頁處改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頁亦增加九頁，故改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時，又增加字數，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兩頁，則由十八行改為二十一行。
寫作歷史，不消說舉證極其重要。但既有“全稱”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稱之例。萬不得已而須引用特稱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讀者必感頭痛，而認為資料的堆集，反將顯明之事變為曖昧。現今學者喜歡引用“實錄”，實錄太過蕪雜，它只能補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經有了，何必引用實錄。何況自史官失去獨立地位之後，實錄未必據實而書，其受當時政治勢力之影響者未必比正史為小。名為實錄，事實上所錄者老早就非“實”了。
我有一種野心，意欲改寫會要，改編會典，不但各種事實，即當時名臣學者之言，亦宜編入。這種工作當然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書，喜歡修改，修改到主觀上認為滿意之時，才肯罷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讀者之提議。例如讀者來函，多謂第二冊與其他三冊比較之後，分量稍輕，餘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開始修改全書，尤其增加第二冊之分量，務使四冊分量大略相等。茲應告知讀者的，本書新版由第一冊至第四冊無不修改，其修改頁數每冊均在一百餘頁以上，各冊增加資料不少，頁數自亦隨之增加。
本人接到讀者來函不少，他們提出兩種希望：一希望改用較大之字排印，縱令“售價提高，讀者不會計較”；二希望“繼續完成清代部分的寫作”。關於第一希望，非本人財力所能負擔，幸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於1975年之春提議願意承印是書，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書局從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約可以實現，因為本書既由三民書局承印，則本人不擬再作修改，而當致力於第五冊之寫作，預定五年內出版。
本書第一冊初版之序，已經提到，當物價低廉之時，著者為節省時間起見，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寫，而用剪貼。1946年復員時，著者全家坐飛機回到東南，除本書原稿及隨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託“中央政校”運送。而政校竟將餘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內，行至三峽，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財產損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數年蒐集之資料卡片全部毀沒。
來到臺灣之後，不得不購買藝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兩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兩部剪貼，一部保留）
再行閱讀一遍。我雖然沒有一目十行的本領，而卻能一字一字地快讀下去。有人問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寫得最好。依我管見，《漢書》最好。《漢書》列傳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無，而事又與國家治亂、典章制度、士風民氣有關。李廣不得封侯而有傳，其從弟李蔡做過丞相而無傳。劉屈氂不過平凡之人，《漢書》所以有傳者，蓋欲借他說明三事。一是漢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為丞相。二是漢時郡守多先為三輔，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後才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躍而為左丞相（這又暗示武帝要恢復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時，屈氂不敢發兵，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這又可以證明丞相對於緊急事變，有急速處分之責任。司馬相如、揚雄兩傳之賦與歷史雖無關係，而後人觀此亦可知道當時賦之體裁。唐時舉官試“判”，新舊《唐書》未載“判”之文體。明代舉士用“八股”，《明史》亦不舉八股之例。這種重要的文章體裁應該舉出一篇，留給讀史者參考。當然，《漢書》也有缺點，以桑弘羊那樣重要的財政家，竟不立傳，唯於《食貨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沒有《鹽鐵論》一書，吾人將無從知道桑弘羊的思想。從來學者多謂《晉書》好採詭謬碎事，其實這種詭謬碎事往往可以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而知晉祚之不長。列傳與墓誌銘不同，墓誌銘可寫個人的私事，列傳所寫的，必須該事與整個社會有關，或該事可以說明社會的結構、政治的狀況、經濟的情形，以及士風民氣等等。
研究歷史，尚須知道時代思想。思想不能領導歷史發展，反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春秋戰國之時何以各種學說雜然並興，這必有其時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漢初年盛行道家與法家的思想。元成以後，儒家才見抬頭。王莽變法，完全根據儒家學說。到了東漢，儒家又參以陰陽家的思想。魏晉之世，學者祖述老莊，然而吾人觀當時人士的行動，絕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楊朱的快樂主義。唐宋二代，如韓愈、司馬光極力推崇君權，由元至明，《四書》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後又發生了反動思想，如王陽明的學說，尤其李卓吾之反對道學。明末清初之黃梨洲復反對君權，這均有其歷史的原因。本書對此思想均稍加敘述。且進一步，說明某一種思想所以流行於某一個時代的原因。
現今五族共和，歷史學者不宜囿於成見，再用胡虜等各種名稱，自行分裂。今日之漢族已與秦漢時代及秦漢以前的漢族不同，它是融化亞洲許多種族而成的中華民族。餘本欲用“種族移動”以代替五胡亂華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們要知道每次種族移動之時，中華民族一方同化外來的種族，同時向南發展，而擴大中華的版圖。世界上最堅強的莫如我們中華民族。天降大任於中華民族，我們起碼須向北發展，完成此種使命。
本書關於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詳細說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談。多談，徒亂人意，反令讀者不能認識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與時代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而制度之良窳對於政治之隆汙又可給予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方祿俸，西漢的官秩是十五級乎，抑是十八級，花了許多時間去考證，著者認為空費精力。本書所注意的是將最低的祿，一與農民收入（百畝農夫，蓋祿所以代耕，因此又須知道當時農業生產力）比較，二與一般工資比較，由此說明祿俸與國家治亂的關係。
社會科學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研究歷史而不瞭解社會科學，往往顧到部分，而忘及全體。反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常能由全體以觀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觀察全體。而全體又放在時間（時代）與空間（環境）之內。一個變化了，其他亦必變化。部分可影響全體，全體又影響部分。時代可改變事物，事物又可以變更時代的精神。環境可改變事物，事物亦可以變更環境的需要。而時代與環境又會互相影響，改變彼此的性質。歐洲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社會科學亦有深刻的瞭解，吾人讀各種名著，即可知之。單單知道歷史，而未讀過社會科學各種書籍的人，往往不識輕重，輕者說得詳之又詳，至於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又舍而不談，如斯著作不過歷史之雜貨攤而已。
本書引文均註明出處，詳載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減少紙張的浪費，且節省讀者的時間，不必去翻數頁或數十頁之後，查看註釋。但所註文字太長，則放在該段原文之後。此與今人著作喜將註釋放在每篇或每節之後者不同。又者本書引文所以詳註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者，蓋謀讀者的便利。例如《新唐書》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復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許多列傳，如果只寫《新唐書·楊炎傳》，閱者非翻盡《新唐書》目錄，必難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舊唐書》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過多寫幾字，而讀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國內學者何以吝此數字不寫。至於頁數不必寫出，因為古書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圖書館所藏古書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於狂狷齋
02
簡體版序
文 | 高明士（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薩孟武先生（1897-1984）對我而言是上一世代學者，我和薩先生素昧平生，雖都留日，但背景完全不同。薩先生學經歷豐富，論教職，曾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著作等身，著有《政治學》《新國家論》《中國憲法新論》《中國社會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甚至分別探討《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與中國社會、政治的關係，視野廣闊，學貫中西，影響深遠。
其中《中國社會政治史》四冊，是我在臺大講授“中國通史”“隋唐史”等課程必備之參考著作，同時也推薦給學生（含研究生）。臺灣在解嚴（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除“戒嚴令”，簡稱“解嚴”）以前，情勢嚴峻，研究歷史極為困難。薩先生卒於1984年，其《中國社會政治史》四冊由三民書局出版最晚之時間為1979-1980，足見薩先生之治學均是在極為艱困的環境下進行，從寫卡片到剪貼等工作，我個人也都經歷過，最感缺憾的事，就是不易參考到境外學術研究成果，尤其當時大陸的最新考古資料，是美中不足之處。
臺灣在1972年以後，“中國通史”被規定為大學一年級必修學分。當時最通行的教本，就是錢穆《國史大綱》上下兩冊、傅樂成《中國通史》上下兩冊。錢書簡明扼要，句句精典，但文言書體，對大一學生而言，不免艱澀；傅書白話解說，詳盡流暢，資料最新，成為最暢銷書，但缺乏薩先生一向重視的因果關係分析。薩書四冊初版自1962至1965出齊，除解析詳細外，兼有詳註原典，獨具慧眼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皆為前兩書所無，對教師而言，是極佳的參考著作。相對地，對大一學生而言，負擔較為沈重，但對研究生及中國斷代史課程則甚有助益。可惜至薩先生過世時，仍未能完成清代部分。若要了解薩先生此套書之思維、寫作方法與過程，宜參閱《增訂新版自序》，此序寫於1975年4月1日，時年79歲，在序文說預定五年之內完成清代部分，此時距其過世時間還有十年，結果未能如願，殊為可惜，實是學界的一大損失。
《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一冊從先秦至兩漢，共出四版；第二冊三國至南北朝，共出四版；第三冊隋唐五代，共出三版；第四冊宋元明，共出三版。每冊各有序文，每版都有修正增補，治學態度嚴謹，值得後進學習。薩先生在《增訂新版自序》說：“研究歷史必須闡明歷史發展過程之因果關係”，以及時代之制度、思想等。他認為“世界上最堅強的莫如我中華民族”，其向北、向南發展是歷史使命。在研究資料方面，重視正史、會要以及文集、筆記等，但對實錄則認為太過蕪雜，只能補充正史不足，“正史已經有了，何必引用實錄。”“名為實錄，事實上所錄者老早就非‘實’了。”就這一項而言，治史者恐未必都能贊同，蓋實錄仍可糾正正史，其價值應在正史之上。
《中國社會政治史》這套書每冊都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歷史問題，例如第一冊提出“自周平王東遷之後，中華民族常受漠北蠻族的壓迫。這不是因為中華民族文弱，而是因為中華文化進步。何以說呢？中華民族到了周代，完全進化為農耕民族，而漠北民族還是遊牧民族。”遊牧民族“看到近鄰的農耕民族財物豐富，當然發生羨慕的情緒，他們喜歡侵略，可以說是一種天性。”這是關於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何以南侵的大問題。薩先生的解釋固然是重要理由，但若仔細再思考，應該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氣候變化、人口增減、內部鬥爭等問題，都需要一併考慮。
第二冊提到東晉累次北伐不能成功者，是由於“軍隊缺乏與財政困難，而軍隊所以缺乏，財政所以困難，又以編戶減耗為其主要原因。”但另外的考量，如熱衷北伐者不是晉室近戚，就是寒門出身，士族則保家重於保國，上下離心，常出現後勤補給不足，自易功敗垂成。
第三冊第九章第四節開頭指出：“國家的治亂固然懸於人心的振靡，而人心的振靡又懸於制度的良窳。”此事舉戰國時代的秦國，人心最靡，“貪狠強力，寡義而向利”，經商鞅變法，使秦能夠統一六合，成就帝業。所以“討論朝代興亡，與其研究人心，不如研究制度。”這個說法，很有創見，但恐怕也成為見仁見智。以商鞅變法而言，如果沒有法家思想先作指導，何來制度？又如果沒有秦王讚許支持，何來變法？前兩者仍與人心有關。制度屬於實際履行的表現，而制度的規劃與內容，又必須繋乎當時人心所向，才能有效執行，所以人心與制度不必一定要取其一，兩者兼顧仍然需要。
第四冊指出“五胡亂華以後的漢族已與秦漢時代的漢族不同。它是混合亞洲許多民族而成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血統上雖然不是漢族，精神上仍秉承漢族的思想。他們的胸襟是寬大的，只要異族接受中華的文化，就視為同一民族，不分彼此，而有平等的私權及公權。漢武帝臨崩之時，受遺託孤者有匈奴人金日磾。安史作亂出師勤王者，有契丹人李光弼。黃巢作亂，朱溫篡唐，此時志復唐祚者乃是沙陀人李克用。阿保機入據中原，而興師討伐，迫使遼主不能不北歸者，又是沙陀人的劉知遠。”“這與今日各國對於膚色之有偏見，甚至壟斷地區，不許有色人種移住其間者自不相同。”這就是所謂文化中國論，的確如此。
最令人感到興趣的議題：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成長，究竟是在紛亂抑或和平時期？這個問題，也常成為學校考試的申論題。錢穆《國史大綱·引論》指出：“今於國史，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鬥爭中著精神。”“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蘇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消遙，詠歌自挽。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線之進步。”這是錢先生的和平論。但薩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說：“分亂之在中國，不使中華民族衰亡，而使中華民族膨大，由黃河流域發展至長江流域，再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閩粵桂黔，最後竟然殖民於南洋群島，所以分亂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間接作用的。此只就閉關時代言之，海禁開通，一個民族不能統一，國力消耗於內亂，結果只有滅亡。”從其前後文看來，此處所謂的“分亂”是指傳統時期，“海禁開通”是指近代，所以錢、薩兩位先生對傳統時期紛亂現象的批判是截然不同，何者為是？有待讀再一步思考，至少可以肯定他們所說的是有部分道理。
以是諸冊問題討論之犖犖大者，其問題意識極為活潑、精闢，又具宏觀，雖是三、四十年前的著作，至今仍值得吾人細嚼品嚐，從中習得歷史知識，尤其是後進學子，特為推薦。
2017年1月15日
《中國社會政治史·先秦秦漢卷》
薩孟武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1
ISBN: 9787108056191 定價：89.00元
《中國社會政治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長按二維碼即可訂閱
----
回覆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回覆聽課，瞭解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
閱讀更多 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