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格外有用（beyond weird）
這是理想國編輯室“知新館”的專欄。我們不斷遇到一些知識、信息，迫切想和你分享。它們很有用，能幫你開闊你思路，更加自如地應對現代生活，甚至方便你養生致富；它們似乎又有些超出常理，聽起來有點怪（舉一個例子：躺平健身的可行性），但絕對不是瞎掰，背後都有科學依據。希望這個專欄既讓給你驚喜，又讓你滿意。
by LOBBY
90年代末剛開始學計算機的時候，老師每次課上都會叫我和其他小夥伴花很多時間練習在鍵盤上敲出拉丁字母，並一再強調只有掌握這些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我們才能學好輸入漢字。那時感到絕望之餘，我有另一個想法：要是鍵盤上那些字母都是漢字、按下一個鍵直接能打出我要的字來，打字速度達到每分鐘600字應該不是夢。
放出這個大話不多久，喜歡挑刺的同學找過來提醒我這個想法有多naive：把幾千個漢字都擺到一個鍵盤上，先不說排不排得下，隨便叫你找出一個字都得費半天勁，1分鐘能打出60個字算你贏。
提到“中文打字機”，20世紀的西方人想到的大概也是這樣一種景象，數量龐大的漢字構成了一個迷宮，它會讓“站”在打字設備上的打字員暈頭轉向，這樣的打字機不具備它應有的便捷和效率，“中文打字機”根本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彙。
1901年 《聖路易斯環球-民主黨報》上一幅諷刺中文打字機的漫畫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只是偏見，即使我們沒能有幸接觸過真正的中文打字機，因為計算機上的中文輸入法和打字機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一致的：檢字，也就是在成千上萬個漢字中找到我們想要打出來的那個漢字。
檢字問題如果在中文打字機上無法解決，同樣會導致我們無法在計算機裡輸入中文。
憑藉後來者的智慧，現在我們知道中文輸入法給每個漢字匹配了各自的“檢索符號”——筆畫或者拼音（早些時候手機上的中文輸入法還將筆畫數作為一個篩選器）。當我們輸入相應的筆畫或拼音，檢字範圍瞬間就從上萬個漢字縮小到了幾十個甚至幾個漢字。
這剩下的幾個或幾十個備選漢字的排列順序也暗含深意。
輸入法內置的詞頻統計會記錄同樣情況下大部分用戶選擇的字，再結合輸入者本人使用習慣給這些備選漢字排序，越常用的越靠前，方便大多數時候你能很快找到要的字。
這就是所謂的輸入法編輯器（input method editor，IME）。有了IME我們就不需要在鍵盤上擺上所有的漢字，從左到右、從上到下一個個確認：這是不是我想要的漢字？不是。好，下一個。這是不是我想要的漢字？不是。好，下一個……
使用拉丁字母的人習慣了鍵盤上字母的“所鍵即所得”，這樣一套系統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必要的。20世紀英文打字機進入中國後，嘗試將英文打字機改造成中文打字機的中國人也感到絕望，他們也受困於“所鍵即所得”的輸入設計思路，甚至產生“漢字和它所承載的中華文明將在新的技術時代遭到淘汰”的挫敗感。
回到2016年7月4日，在美國著名的眾籌網站Kickstarter上，一位西方人發起了一次名為“救救中文打字機”（save the chinese typewriter）的眾籌，他希望能把自己蒐集的一批中文打字機安全送到全球各地（歐美的幾個城市為主，亦包括中國香港）的博物館，以開辦專門的中文打字機展覽，以供普通人和研究者學習這些設備背後傾注的設計思路和非凡工藝。
發起眾籌時墨磊寧計劃展出藏品的10個城市
這位館長、收藏家和眾籌發起人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是斯坦福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專攻東亞史和科技史。他的這次計劃不僅出於個人對打字機和東亞文字、文化的熱愛，更是因為他意識到使用拉丁字母的歐美人對既有技術的熟悉限制了他們的想象，以至於認為中文打字機只能沿著拉丁字母打字機的路子，在鍵盤上擺上所有的漢字。
與之配套的是他的一項研究成果，為中文打字機專門撰寫的歷史，《中文打字機：一部歷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The MIT Press, 2017）。這本書涵蓋了豐富的史料細節和感人的故事，我不打算全部劇透，但有一些內容值得在這裡略微提及。
由林語堂設計的“明快打字機”最接近如今我們使用的中文輸入法。
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
這臺打字機於1940年代發佈，它完全刷新了當時人們對打字機的認知，因為當你在明快打字機鍵盤最上排區域（“首鈕”）敲下一個鍵，並沒有字會出現在紙上。
你需要再於中間區域（“末鈕”）敲下第二個鍵，內部的齒輪會在兩次按下鍵的同時帶動滾筒幫你篩選出8個漢字，你得通過取景器（“魔眼”）觀察這8個漢字，確定你要的漢字，再於最下方一排數字按鍵區鍵入對應的序號，字模才會在紙上敲擊出漢字——與現今的中文輸入法如出一轍。
墨磊寧認為，正是這臺打字機啟發了後來計算機採用的IME。
明快打字機採用的鍵盤方案，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更接近於我們今天的五筆/筆畫輸入法。
更加流行的“舒式中文打字機”要早於林語堂的設備，它拋棄了鍵盤的想法，直接將字模放在檢字盤上（這也是林語堂之前中文打字機普遍採取的辦法）。
這些字模是“可拆卸”的，可以根據使用者的習慣調整字模的位置，也可以調整具體把哪些字放進字盤（也就是“字庫”）裡，這樣可以減輕檢字的負擔。
舒式華文打字機的外型
因為當時採用打字機的多是銀行、政府機關和學校等，舒式打字機的字庫呈現出較高的“定製化”或“個性化”，我們可以根據字盤上擺的常用字來推知使用者的職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打字機的製造商是我們如今最熟知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要在漢字裡找到和字母等價的要素以重新組成漢字，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筆畫。將筆畫依次打印在紙上，我們得到了一種新的漢字美學：
在普通的“滾筒檢字”（字模固定在一個滾筒上）之外，這套輸入方案的設計者，祁暄，將這種“筆畫打字”作為一個“擴展包”，來打出字庫（含有4200個常用漢字）中沒有包含的、相對不常用的漢字。
圖中的“宙”、“宮”儘管筆畫簡單，但已無法避免“走形”的命運了，可想而知複雜的漢字會得到怎樣的對待。
如果說張大春在《認得幾個字》裡對漢字的解讀融入了美學和文化教養，墨磊寧在追溯不同打字機的歷史時則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它產生於漢字和信息技術結合過程中會遇到的一些更加外部的、實際問題：漢字是否真的在處理信息效率上不如拉丁字母？表意文字在字庫中最有效的組織方式是什麼？一種信息處理技術要做到何種本地化程度才算真的普適？
它有點像我們今天談論的微博140字之於推特的140字的優劣，以及思考這種不同給兩種產品帶來的不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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