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筆墨紙硯”為古代文人必備的文房用品，自古文人多寒士，直到宋朝之前，古代文人的社會地位都是不怎麼高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也用不起昂貴的“筆墨紙硯”。
與此同時，這些文房用品的附加價值卻在不斷提升，最後衍生出“文房四寶”這樣的用語，那麼，到底是什麼人在使用這些“寶貝”呢？因為有識寒士們都在表示：“咱可消費不起這些東西”。
文房的“四寶”與“四士”有著價值上的天淵之別
《文房四譜》序言中就指出：“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這本是古代文人最常見的生活形態，在飲食以外、圖書及筆墨紙硯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
如此清貧的狀態下，他們所用的文房用品自然也不會是昂貴的東西，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創作不出流傳千古的作品。古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說顯然並不適用於文房用品之上，觀“文房四寶”的誕生過程，它們不但沒有在“利”上面不斷拓展、連其固有的功用性都被限制了，最後只能作為收藏品來玩爾。
我曾參觀過不少成名藝術家的書房，那裡面“寶物琳琅”，不過多不是用來創作的。我好奇詢問：“這麼好的東西不用來創作豈不浪費？”該藝術家答道：“名貴物件的陳列價值在於提升書房中的格調，這對我們本身不也是一種自我價值的提升？”乍一看這似乎很有道理，不過這裡面也產生了疑惑：沒有名貴文房四寶的作者難道就不配成名成家了麼？
古畫裡達官貴人家中的文房四寶
“筆墨紙硯”的功用本源與附加價值的誕生
在春秋之前，古籍中對“筆”的描述有多種方式，《莊子》概述為“舐筆和墨”。《史記》又述“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因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而蒙恬所制的那種兔毫筆就成了標準形制，即“秦謂之筆，從聿竹”。
有了毛筆，天子的用筆豈能與民間一樣？於是筆開始“雕以黃金，飾以和璧”，麟角筆管、綠沉漆竹管及鏤管等等出現了，不同毛筆間的自身價值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墨和硯更是如此，墨塊的作用明明是在硯上被逐漸研磨掉，但上面還是有了各種規格的工藝裝飾；而硯呢，則在材質和工藝上賦予了豐富的規格，一切都得依禮制而為。
有些寒士出身的文人從政後被帝王贈予名貴的硯，這些硯就被他們作為傳家寶代代相傳，後人所謂的“書香門第”就是這麼來的；沒幾塊像樣的文房寶貝，他們何能如此稱謂？由於硯臺自身利於保存，其附加價值也在代代傳承中日漸增長，“筆墨紙硯”中，硯的價值反排到了第一位，這倒不是因為它的文化屬性，而是因為它的附加價值。
“四寶”帶來的附加價值日漸脫離治學範疇
班超一直在漢宮中從事文書工作，這類事情他就見得多了，終於有一天，班超扔下了手中筆說：“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班超的“投筆從戎”表面上說的是文人從軍的成功事例、實際上卻有著他對筆硯價值“畸變”的無奈厭倦，因為當時不少人都憑門第帶來的裙帶關係封了高官，班超對此甚為不齒。
南唐時，因為皇帝自身對“筆墨紙硯”沉迷到極端，王朝所在地附近生產的“宣城諸葛筆、徽州李廷圭墨、徽州澄心堂紙，徽州婺源龍尾硯”就成了御用的文房四寶，這也是“四寶”一說的較早溯源。
從歷史角度看，南唐李後主等人對“文房四寶”的極度沉湎於國於民、甚至於文壇都不是啥好事，所以這詞彙自誕生之始都跟文人寒士扯不上多少關係，倒是象徵奢靡的含義更多一些，其自身甚至與治學態度毫無關聯。
文房用品的奢靡屬性與治學態度逐漸割離
歷代王朝對文人的態度演變及“風雅”的誕生
由於儒家禮制所致，我國曆代王朝對文人的重視程度一直處於上升態勢，到宋朝時達到了一個頂峰，“四寶”開始拓展為“宣筆、徽墨、宣紙、歙硯、洮硯和端硯“。
自南北朝時期產生“文房四寶”一說後，雖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文人們實際上並無減抑內心中對”四寶“的嚮往，因為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誕生，讀書人家中的”四寶“就更多地成了理想的一種宣示；如果他日高中，那麼這”四寶“的價值自然也會隨使用者的自身地位得到了提升，這兩者是相互的。
用今日的話說，隋唐時期對”四寶“的需求其實是出於一種”風雅“，目的就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提升。當大家都以讀書為榮時，附庸一下”風雅“並不為過，畢竟具有真知灼見的讀書人始終是少數。在”全民風雅“的社會背景下，唐宋時期的人們多數都能耍弄一下筆墨，”唐詩宋詞“確實具有它的現實土壤，所以我們不能說”風雅“不好，”附庸風雅“才是需要貶斥的。
買畫為生的鄭板橋可沒有過像樣的筆墨紙硯
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自古文人多寒士”，即便在唐宋時期，文人地位的提高並不代表他們經濟待遇的整體提升，如果沒能從政效力朝廷，多數讀書人家中的筆墨紙硯都僅是尋常用品，跟“寶”沾不上邊。如果考據傳承至今的古代“文房四寶”，它們不是屬於帝王家就是屬於王公貴族，幾乎沒哪一件是屬於從前那些傑出文人的。
俗語說“良將配寶刀，好馬配好鞍“，我們看看古代許多書畫大家、文壇大家，有誰配有著名的”文房四寶“？但他們在歷史上的“自我價值”可低不到哪去，這就是”真風雅“與”附庸風雅“之別。
《文房四譜·硯譜》中載有一故事說：古時有人拜名師學書，數年後覺得已大成，於是請辭下山。臨行前，他的師傅贈了他一籮筐東西，由於路上不好攜帶，這人就打開籮筐想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原來，籮筐裡裝的都是他師傅用過的硯臺，幾乎全都“磨穿”了！這人慚愧不已，於是回到山中繼續跟隨師傅學到髮鬚俱白，這就是“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質樸的硯臺與“工一事，必臻其極”的治學態度
這故事其實是說，硯臺在學問上是用來使用、用來“磨穿”的，而不是用作收藏和擺設；學問不到家，使用再名貴的“四寶”也只是附庸風雅。
文房“四士”和“四寶”的悖論在於治學功用的割離
唐貞元十九年(803年)，韓愈因上疏“請寬民徭而免田租”被貶，苦悶之餘對著禿頭毛筆忽發奇想、效仿《史記》以擬人筆法給這支毛筆寫了篇《毛穎傳》。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的禿頭筆顯然跟“四寶”沾不上邊，於是在他的筆下，“四寶”成了“四士”。“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黃金那得與齊價，白首自應同告歸”，晚年窮困居家的陸游對《毛穎傳》也有所共鳴，“四士”被他們賦予了活靈活現的高尚人格。
韓愈和陸游都歷經宦場沉浮，說他們沒社會地位是假的，但說他們“功成名就、高官厚祿”卻是不曾存在。象他們這樣的傑出文人，本應是“文房四寶”的最佳持有者，然而事實上他們所能使用的只是禿頭筆、以及快被磨穿的硯臺。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四寶”只有皇朝高官、文豪富商能夠擁有，尋常百姓只能偶得聽聞、甚至畢生難得一見，這就是“四士”與“四寶”的天淵之別。
普通人家書房裡的文房用品稱之“四士”更為貼切
以紫毫筆為例，“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為筆，千萬毛中選一毫”(白居易《紫毫筆》)；以玄玉墨為例，“玄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曾入貢”(高啟《贈賣墨陶叟》)；以彩箋紙為例，“人間無處買菸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韋莊《乞彩箋歌》）；以洮硯為例，由於它“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由以上辭賦可見，“四寶”之所以稱為寶，它們確非廣大讀書人及寒門之家所能擁有的，這豈不是奇怪的悖論？
當代“文房四寶”的價值畸變
當代的文房用品雖還是陽春白雪之物，但早已不再高高在上，只要你願意，尋常家庭都能自得書畫之樂。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當代人能寫得一手好字、摹得一幅佳畫者也比比皆是，如果此人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傾慕者或巴結者自然也隨之而來，於是誕生了各種名堂的書畫家。
這樣的硯臺換誰都不忍以墨“玷汙”
有企業高管喜愛書法，於是其助理秘書必隨身攜帶著上好紙好硯供其隨時”抒發胸臆“，也有退休人士因多種原因晉身各大書畫協會的，其從前部屬也會向他贈予名貴”四寶“以示敬重。
成名成家的真正書畫名家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書房中的陳設物件簡直是讓人羨慕，不收藏幾塊名貴的硯臺、家中沒點名貴的紙筆，該書房是不好意思對外迎賓的！
這樣的風氣存續已久後，“文房四寶”也就漸漸失去了它與生俱來的風雅性、變成某形式上的攀附工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告訴我說，有學生想送他一塊名硯，查證之後，他發現該硯的價值足足抵過他幾十年來的教學工作收入！“如此歪風豈能倡導？文化人的自身價值不是這麼來的！”這位藝術家說到最後幾乎都聲嘶力竭了。
與其說這是“秀學問”，不如說這是在“炫富”
針對當代“文房四寶”價值畸變引發的各種弊端，廣東肇慶市還特意創作了歌舞劇《青天之端》，故事的一開始就從包公追查端硯開始，引導人們對這種“貢硯”的正確認識。
其實，再昂貴的“文房四寶”也好、如果在用途上脫離了其固有的文化屬性、與治學不再相關，它們也就算不上是寶了吧，充其量只是純粹的工藝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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