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笔墨纸砚”为古代文人必备的文房用品，自古文人多寒士，直到宋朝之前，古代文人的社会地位都是不怎么高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用不起昂贵的“笔墨纸砚”。
与此同时，这些文房用品的附加价值却在不断提升，最后衍生出“文房四宝”这样的用语，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使用这些“宝贝”呢？因为有识寒士们都在表示：“咱可消费不起这些东西”。
文房的“四宝”与“四士”有着价值上的天渊之别
《文房四谱》序言中就指出：“退食之室，图书在焉，笔砚纸墨，馀无长物”，这本是古代文人最常见的生活形态，在饮食以外、图书及笔墨纸砚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如此清贫的状态下，他们所用的文房用品自然也不会是昂贵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创作不出流传千古的作品。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说显然并不适用于文房用品之上，观“文房四宝”的诞生过程，它们不但没有在“利”上面不断拓展、连其固有的功用性都被限制了，最后只能作为收藏品来玩尔。
我曾参观过不少成名艺术家的书房，那里面“宝物琳琅”，不过多不是用来创作的。我好奇询问：“这么好的东西不用来创作岂不浪费？”该艺术家答道：“名贵物件的陈列价值在于提升书房中的格调，这对我们本身不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提升？”乍一看这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里面也产生了疑惑：没有名贵文房四宝的作者难道就不配成名成家了么？
古画里达官贵人家中的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的功用本源与附加价值的诞生
在春秋之前，古籍中对“笔”的描述有多种方式，《庄子》概述为“舐笔和墨”。《史记》又述“始皇令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笔，令判案也”，因秦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而蒙恬所制的那种兔毫笔就成了标准形制，即“秦谓之笔，从聿竹”。
有了毛笔，天子的用笔岂能与民间一样？于是笔开始“雕以黄金，饰以和璧”，麟角笔管、绿沉漆竹管及镂管等等出现了，不同毛笔间的自身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墨和砚更是如此，墨块的作用明明是在砚上被逐渐研磨掉，但上面还是有了各种规格的工艺装饰；而砚呢，则在材质和工艺上赋予了丰富的规格，一切都得依礼制而为。
有些寒士出身的文人从政后被帝王赠予名贵的砚，这些砚就被他们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后人所谓的“书香门第”就是这么来的；没几块像样的文房宝贝，他们何能如此称谓？由于砚台自身利于保存，其附加价值也在代代传承中日渐增长，“笔墨纸砚”中，砚的价值反排到了第一位，这倒不是因为它的文化属性，而是因为它的附加价值。
“四宝”带来的附加价值日渐脱离治学范畴
班超一直在汉宫中从事文书工作，这类事情他就见得多了，终于有一天，班超扔下了手中笔说：“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笔砚？”班超的“投笔从戎”表面上说的是文人从军的成功事例、实际上却有着他对笔砚价值“畸变”的无奈厌倦，因为当时不少人都凭门第带来的裙带关系封了高官，班超对此甚为不齿。
南唐时，因为皇帝自身对“笔墨纸砚”沉迷到极端，王朝所在地附近生产的“宣城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徽州澄心堂纸，徽州婺源龙尾砚”就成了御用的文房四宝，这也是“四宝”一说的较早溯源。
从历史角度看，南唐李后主等人对“文房四宝”的极度沉湎于国于民、甚至于文坛都不是啥好事，所以这词汇自诞生之始都跟文人寒士扯不上多少关系，倒是象征奢靡的含义更多一些，其自身甚至与治学态度毫无关联。
文房用品的奢靡属性与治学态度逐渐割离
历代王朝对文人的态度演变及“风雅”的诞生
由于儒家礼制所致，我国历代王朝对文人的重视程度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到宋朝时达到了一个顶峰，“四宝”开始拓展为“宣笔、徽墨、宣纸、歙砚、洮砚和端砚“。
自南北朝时期产生“文房四宝”一说后，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文人们实际上并无减抑内心中对”四宝“的向往，因为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读书人家中的”四宝“就更多地成了理想的一种宣示；如果他日高中，那么这”四宝“的价值自然也会随使用者的自身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两者是相互的。
用今日的话说，隋唐时期对”四宝“的需求其实是出于一种”风雅“，目的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当大家都以读书为荣时，附庸一下”风雅“并不为过，毕竟具有真知灼见的读书人始终是少数。在”全民风雅“的社会背景下，唐宋时期的人们多数都能耍弄一下笔墨，”唐诗宋词“确实具有它的现实土壤，所以我们不能说”风雅“不好，”附庸风雅“才是需要贬斥的。
买画为生的郑板桥可没有过像样的笔墨纸砚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自古文人多寒士”，即便在唐宋时期，文人地位的提高并不代表他们经济待遇的整体提升，如果没能从政效力朝廷，多数读书人家中的笔墨纸砚都仅是寻常用品，跟“宝”沾不上边。如果考据传承至今的古代“文房四宝”，它们不是属于帝王家就是属于王公贵族，几乎没哪一件是属于从前那些杰出文人的。
俗语说“良将配宝刀，好马配好鞍“，我们看看古代许多书画大家、文坛大家，有谁配有著名的”文房四宝“？但他们在历史上的“自我价值”可低不到哪去，这就是”真风雅“与”附庸风雅“之别。
《文房四谱·砚谱》中载有一故事说：古时有人拜名师学书，数年后觉得已大成，于是请辞下山。临行前，他的师傅赠了他一箩筐东西，由于路上不好携带，这人就打开箩筐想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原来，箩筐里装的都是他师傅用过的砚台，几乎全都“磨穿”了！这人惭愧不已，于是回到山中继续跟随师傅学到发须俱白，这就是“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极焉”，
质朴的砚台与“工一事，必臻其极”的治学态度
这故事其实是说，砚台在学问上是用来使用、用来“磨穿”的，而不是用作收藏和摆设；学问不到家，使用再名贵的“四宝”也只是附庸风雅。
文房“四士”和“四宝”的悖论在于治学功用的割离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因上疏“请宽民徭而免田租”被贬，苦闷之余对着秃头毛笔忽发奇想、效仿《史记》以拟人笔法给这支毛笔写了篇《毛颖传》。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秃头笔显然跟“四宝”沾不上边，于是在他的笔下，“四宝”成了“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黄金那得与齐价，白首自应同告归”，晚年穷困居家的陆游对《毛颖传》也有所共鸣，“四士”被他们赋予了活灵活现的高尚人格。
韩愈和陆游都历经宦场沉浮，说他们没社会地位是假的，但说他们“功成名就、高官厚禄”却是不曾存在。象他们这样的杰出文人，本应是“文房四宝”的最佳持有者，然而事实上他们所能使用的只是秃头笔、以及快被磨穿的砚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四宝”只有皇朝高官、文豪富商能够拥有，寻常百姓只能偶得听闻、甚至毕生难得一见，这就是“四士”与“四宝”的天渊之别。
普通人家书房里的文房用品称之“四士”更为贴切
以紫毫笔为例，“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白居易《紫毫笔》)；以玄玉墨为例，“玄玉初成敢轻用，万里豹囊曾入贡”(高启《赠卖墨陶叟》)；以彩笺纸为例，“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韦庄《乞彩笺歌》）；以洮砚为例，由于它“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赵希鹄《洞天清禄集》)。
由以上辞赋可见，“四宝”之所以称为宝，它们确非广大读书人及寒门之家所能拥有的，这岂不是奇怪的悖论？
当代“文房四宝”的价值畸变
当代的文房用品虽还是阳春白雪之物，但早已不再高高在上，只要你愿意，寻常家庭都能自得书画之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当代人能写得一手好字、摹得一幅佳画者也比比皆是，如果此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倾慕者或巴结者自然也随之而来，于是诞生了各种名堂的书画家。
这样的砚台换谁都不忍以墨“玷污”
有企业高管喜爱书法，于是其助理秘书必随身携带着上好纸好砚供其随时”抒发胸臆“，也有退休人士因多种原因晋身各大书画协会的，其从前部属也会向他赠予名贵”四宝“以示敬重。
成名成家的真正书画名家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书房中的陈设物件简直是让人羡慕，不收藏几块名贵的砚台、家中没点名贵的纸笔，该书房是不好意思对外迎宾的！
这样的风气存续已久后，“文房四宝”也就渐渐失去了它与生俱来的风雅性、变成某形式上的攀附工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告诉我说，有学生想送他一块名砚，查证之后，他发现该砚的价值足足抵过他几十年来的教学工作收入！“如此歪风岂能倡导？文化人的自身价值不是这么来的！”这位艺术家说到最后几乎都声嘶力竭了。
与其说这是“秀学问”，不如说这是在“炫富”
针对当代“文房四宝”价值畸变引发的各种弊端，广东肇庆市还特意创作了歌舞剧《青天之端》，故事的一开始就从包公追查端砚开始，引导人们对这种“贡砚”的正确认识。
其实，再昂贵的“文房四宝”也好、如果在用途上脱离了其固有的文化属性、与治学不再相关，它们也就算不上是宝了吧，充其量只是纯粹的工艺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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