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都写于近代20世纪20-30年代，都致力于描写乡土中的人性，且都收录在中学语文的教材中。
面对黑暗的社会，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渴望救国，他们从人性出发，用文字触摸人性的黑暗或美好。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说：“如果要举出几位新小说的主要作家，30年代中期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会这样说：‘第一是鲁迅，第二便是沈从文。’”
《阿Q正传》被收录于鲁迅的《呐喊》之中，文章通过写阿Q的一生，塑造了一个愚昧无知又欺软怕硬的阿Q形象，作为一个一心想融入未庄却至死也备受排挤的“边缘人”阿Q，他身上彰显着社会之恶，在阿Q身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或多或少的影子。少年不懂阿Q，读懂之时我们已经成为了阿Q。阿Q的子孙千千万，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边城》以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通过翠翠纯爱的故事，给读者描绘了一个纯净善良的边城世界。这里温情脉脉、景色宜人，人性善良美好，宛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可以说是截然相反，鲁迅着力于国民性的批判，用批判的方式进行启蒙；沈从文致力于追求人性之美，以歌颂的方式进行启蒙。他们的终点都是对抗这黑暗的社会。鲁迅以破为主，破中有立；沈从文以立为主，立中有破。
《呐喊》
01
鲁迅重在“揭丑”，沈从文重在“尚美”
不管是“揭丑”还是“尚美”，其核心是一致的。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揭丑”的实质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著名美学家蒋孔阳认为：“审丑历来都是人们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历来的文学艺术都有表现奇丑怪异的杰作。”
阿Q从内到外都给人一种丑陋的形象：他衣衫褴褛，穿着破衣烂衫，带着旧毡帽；而且阿Q满身虱子，更突出的是他头上的癞疮疤。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
不仅如此，他还对“癞”以及相关的字非常忌讳，只要别人犯讳，阿Q便不管对方是有心还是无意，估量对方的实力后便开始发怒，如果对方口讷，阿Q便选择骂对方；如果对方力气小，阿Q便选择打对方。欺软怕硬在阿Q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阿Q正传》
阿Q身上最典型的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和民族劣根性。阿Q自尊极强，既鄙视未庄人，又瞧不起城里人。阿Q一方面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又不把自己当“人”看，他只希望能安心地做个奴隶。可惜在未庄，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文中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渲染。当阿Q和别人发生口角时，他只会瞪眼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如果被人打了，阿Q便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
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更有甚者，当阿Q被闲人逼着说“人打畜生”时，阿Q自轻自贱地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他被打以后不到十秒钟又能心满意足地走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状元不就是第一吗？
“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阿Q
阿Q除了精神胜利法和民族劣根性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欺软怕硬、愚昧无知之人。 阿Q将被王胡和假洋鬼子辱骂殴打归因于见到了尼姑，将一腔怒气都发在行走在路上的尼姑身上。他以调戏尼姑为乐，为了让“看客”看得尽兴，阿Q愈发起劲了。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她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地一拧，才放手。
鲁迅重在“揭丑”，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一个病态又普遍的阿Q形象，将人性之丑恶曝露于世人面前。他健忘、卑怯、守旧又无知，排斥异己、盲目自大又卑躬屈膝。阿Q的性格成为了我们国人的灵魂，象征着我们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沈从文重在“尚美”，在《边城》中，沈从文回归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塑造了一个集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于一身的翠翠形象 ，还有那以诚待人、重义轻利的摆渡老人，这些人就是沈从文心中的乌托邦，是他理想社会的化身。
翠翠是“自然之子”，被大自然养育长大，内心单纯又坚贞。她与阿Q正好相反，翠翠虽不算是大美人，但是眼睛明亮、外表可人。同时天真烂漫，不受半点世俗污染，翠翠身上不染半点尘埃。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边城》
翠翠秉性纯良，对爱情充满期待和幻想，执著又痴情。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了。可是翠翠明天的命运会怎样又有谁知道呢？但她依旧执著地等待着。
翠翠的“明天”会到来吗？我想未必。“明天”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我们真的有可能踏入“明天”吗？那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安慰罢了。当日历翻过“今天”，迎来的不依旧是“今天”吗？谁又能真正活在“明天”呢？
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可是海子一生也不曾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喂马劈柴不过是一个蓝图罢了。对于翠翠而言，傩送真的会回来吗？我想是不会了。翠翠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翠翠又岂会不知？可是这样一颗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少女之心，将永远在时间的流逝中跳动着。
鲁迅秉承了为民请命的精神传统，在他看来，最该被救治的不是国民的肉体，而是国民的灵魂。所以鲁迅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沈从文则以湘西之子的特殊身份，传神地展示了详细秀美的山川风物、古朴的民俗风情和人性的至善。沈从文希望以人性的爱和美来改造社会，重拾社会中美好的一面，重塑人性的理想。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以“揭丑”和“尚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救国救民的宏图大愿。
边城风光
02
未庄充满矛盾，茶峒一片和谐
阿Q虽然从外表到内在都彰显着“丑恶”，但是真正丑恶的却不只是阿Q，更是整个未庄的黑暗与愚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赵太爷父子，也有投机倒把的假洋鬼子，更有一群以恶欺恶的闲人和一群无聊又愚昧的看客。
“未庄世界”是一个闭塞又冷漠的世界，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阿Q因为说自己姓赵而被打骂，一个人的姓氏并非由血缘决定，而是由身份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未庄就如同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在这里，
时间失去了意义，空间成为了永恒。所有发生的事并未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影响，风波过后人们又恢复到了曾经的摸样。凝滞的时间，封闭的地域，愚昧落后残忍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思想环境。
赵太爷自私又贪婪。他晚上不许家人点灯，在阿Q跟下人吴妈说“我和你困觉”的“恋爱的悲剧”后，赵太爷借题发挥，不让阿Q去索要工钱，并且没收了阿Q的布衫，这与阿Q求爱事件又有什么联系呢？
待到他们以为阿Q在城里发了财、能得到好的衣物之时，赵太爷生怕晚了一步占不了这一便宜了，立马“不计前嫌”让吴妈去找阿Q，并让他将好的东西先送往赵家挑选。甚至为了迎接阿Q，这晚上还特地批准点油灯。
改革风波葬送的只是阿Q的性命，未庄的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便给阿Q按上了坏的罪名，理由很简单：被枪毙必然证明他是坏的。未庄之人榨干了阿Q的劳动力，又将阿Q视为取笑和殴打对象，用完之后便弃如敝屣，对阿Q所遭受的一切不曾有过半分怜悯，更别提关心二字。
阿Q和赵太爷
与赵太爷相对应的便是《边城》中的老船夫。他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50年不曾改变。恪尽职守，终其一生，仅守一船，只为他人带来便利，不收取任何钱财。如果过渡人为求心安，非给钱不可，管船人也会用这些钱买来茶叶和烟草，以供过渡人食用。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边城》中除了美好的翠翠外，还塑造了淳朴厚道的老船夫、大度老实的天保、专情善良的傩送等等。这些人物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美丽和谐的湘西世界。
《边城》中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纯善，还表现在自然风光之美和民俗风情之美。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美丽的白塔、翠绿的竹簧，河里连接如织的船只，沿河垂直的吊脚楼等，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澄明空灵的世外桃源。
如果说未庄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那么《边城》中的茶峒便是一个没有高低贵贱、自由平等的精神乐园。 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古道热肠，他们的生活犹如一首田园诗。这里“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土”，这是一种健康的美，是一种自然而又令人向往的美。
面对黑暗的社会，沈从文以人性为起点，借文字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新的理想，沈从文试图将这种力量注射到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的血液中，使中华民族振奋起来、年轻起来。
《边城》剧照
结语
鲁迅曾在《呐喊》的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沈从文则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侧重于揭示社会的丑恶，将国民劣根性不遗余力地揭露在我们面前，对社会中的假恶丑进行犀利地批判；而沈从文侧重于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他们起点不同，但是却迈向同一终点。他们关注的落脚点都是对国民性的改造，用文字阐释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寻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鲁迅希望大家能摆脱奴性，取得做“人”的资格，沈从文则主张回到自然古朴的文明，追求合乎人性的古典之美。鲁迅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沈从文则将不平凡蕴于平凡之中。《阿Q正传》与《边城》代表着近代乡土文学的两个端点、两种形式，最后都指向“人性”这一母题。
閱讀更多 星空婉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