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奸臣一枚，然氣節不虧
知道馬士英那是兒時看王丹鳳演的電影《桃花扇》才知道這個人，嚴格說來是知道這個名字，襯在後面是一堆的壞印象，好像有“閹黨”，小人、奸臣，反正是個大壞蛋，至於做了些什麼壞事，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等等，全然不知。且就這個印象一直持續了很多年。
馬士英，貴陽人，字瑤草。萬曆時進士。崇禎朝任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務。明亡後，聯江北四鎮，擁立福王監國，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鋮，獨斷專權，大敵當前，仍忙於內部鬥爭，致使揚州失陷，清軍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魯王、唐王均被拒，後為清軍所捕獲，在福建南平被殺。
以上是官方的簡介，這明顯帶有傾向性，也就是說，這馬士英的確是壞人一枚，是一個敵方追捕，已方亦不待見之人，簡直就是一條喪家之犬。更有簡介中說是與阮大鋮同降清後，以故在福建延平被殺死。
什麼叫以故，這兩個字後面其實是大有文章，這以故的後面是南京失陷後，馬士英打著太后的旗號，組織浙江、太湖的義軍堅持抗清，同清軍拼死相搏，誓死不降，戰敗被捕，遭凌遲處死，轟轟烈烈。
我此說絕無想替馬士英翻案之意，馬士英對南明弘光朝的覆滅是要負主要責任的，而他前期的所作所為，也很是小人，為世所不恥，《明史》是將他列入奸臣傳的，這也並不冤枉他，但他在清兵南下，血雨腥風之時堅持抗清，比起那些跪迎清兵的東林黨來說，在氣節上怎麼說也高出一籌了。
即使從《明史》看，馬士英也並非是一無是處，他是正宗的進士出身，想來還是有些本事的，馬士英在征剿流寇方面頗有韜略，也立了些功勞。崇禎吊死後，他因擁立福王有功而在朝內輔政。但總的看來，馬士英雖有一定才能的，但這點才能做地方大員尚可，主政中樞則不逮。更主要的是由於人品不佳，妄結匪類，誤用奸人，以致釀成大禍，成為罪人。
馬士英誤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無法辯駁的。至於事實我在此就不羅列了，反正也是壞事多多。但有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弄清楚，首先，馬士英並非閹黨。世人往往因為“馬阮”並稱、並傳，不能因為阮大鋮是閹黨，就認為馬士英也是閹黨，這是不對的。且不說那時閹黨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閹黨尚存，與其黨中個別人交往，也不該算作閹黨。誠然，推薦、重用阮大鋮，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但也不能說阮大鋮的啟用完全是由於馬士英之故。
再有，馬士英並非漢奸。他同阮大鋮雖為莫逆，但在最後關頭兩人的選擇是大相徑庭的，馬士英沒有像阮大鋮那樣搖尾乞憐、諂媚新主；他是“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為衛，走浙江”，同清兵死戰，馬士英在生死關頭，選擇這條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死亡之路，好歹為自己保留了一點名節。我們現在雖然不能以生死論英雄，但馬士英總比那些做漢奸的人強。
評價一個人要將其放在當時的形勢下來看會更清楚些，在對馬士英的一片聲討中，夏完淳父子的評價是最公允的，“史道鄰(可法)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
南明當時的狀況是早已逞崩盤之勢，北邊清兵南下，就勢如破竹，內部是朝臣與朝臣不和，內閣與鎮將不諧，各打各的算盤，各顧各的利益。如此一個局面，怎麼會擋得住清兵南下？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諸葛亮、郭子儀在世，怕也迴天無力，徒喚奈何。把弘光朝覆滅的責任全推在馬士英頭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馬士英同東林黨是對頭，你說南我說北的互不待見，馬立福王自是出於私心，但東林黨想立潞王不是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盤嗎？其實，哪個王當皇帝的結果大致是一樣的。不存在誰立得對，誰立得錯一說。
其實按當時的情況來看，馬士英也實在是可憐，他出走南京後，誤國奸臣的罪名就早已坐實，後面的南明幾個小朝庭都不容他。按說他早就應該降清，投效新主來報復這些羞辱他的人，但他卻沒有，他奉著他老媽假冒太后，試圖以這杆大旗來號召人民，從中也體現了他政治家的務實和手腕。
他身體力行，多次渡過錢塘江參加進攻杭州的戰役，內閣首輔親自上戰場，這個怕是前所未有之事，最後被叛徒出場，英勇就義，結局也算完美。可惜東林黨人操縱了輿論，修《明史》就把他寫成了一個大奸大惡之徒，一直影響到今天，這奸臣之名想是洗不掉的了。
清王多鐸同弘光朝禮部主事黃端伯之間的一段對話很有意思，我想這是很能反映馬士英的氣節的。
在南京城破後，黃端伯聽說趙之龍、錢謙益等人獻門率眾投降，在城門大書數字“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也有些神奇哈。
在審問中多鐸拍案叱喝：“你認為弘光帝是何種人物，想為他一死？”
黃端伯朗言：“皇帝聖明！”
多鐸問：“馬士英，又怎樣呢？”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
多鐸又可氣又可笑，問：“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為忠？”
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著已經剃髮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一些歷史人物時，感覺到很是矛盾，在你恨他到咬牙切齒之時，但他在另一方面卻又讓我們肅然起敬，於是便功過難說了，壞人不一定是方方面面都壞，一無是處，這馬士英便是這樣一個人，至少在民族氣節上，還是很令人敬佩的，其它的就另當別論了。
現代史家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說：“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與阮大鋮先附閹黨，後復降清，究大有別”。餘認為此論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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