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禁止迎送儀式，拒收禮品，約束工作人員等方面，可以看出曾國藩是一個清官，為官場帶來一陣新風。但是人們在歷數清代著名清官時，很少有人會提到曾國藩，因為除此之外，曾國藩做官，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與其他官員同流合汙的一面。
曾國藩並非所有作為都如此光明正大，無可挑剔。有一些舉動，很有“潛規則”之嫌。
第一項是吃喝應酬。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儘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拒絕“公款吃喝”，不久以後，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所以後來也就越隨波逐流了。
第二項是冰敬炭敬程儀之類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項固定支出，就是給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所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這筆錢，每年至少三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也就是給出差路過本地的中央官員送的路費。
同治九年，曾國藩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仙屏（許振）差旋，若過保定，餘當送程儀百金。是星使過境，有交誼者酬贈之常例。”也就是說，清代官場上，皇帝派出的欽差路過轄地，與之相識的大吏在迎送宴請之外，通常還會送給他一百兩左右的程儀。他準備用這個標準來對待許振。
除了“炭敬”、“程儀”這些官場上經常發生的支出，還有一項不常發生的支出，叫“別敬”。這在地方官進京辦事時才會發生。所謂“別敬”，就是地方官離開北京時送給京官的分手禮。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
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檢查有無“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如發現此類情況，則要退回重報。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
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什麼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裡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審計關。那麼，戶部的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視“部費”多少而定。
“部費”主要落在具體經辦的“書吏”也就是辦事員的腰包。
不過他們的胃口實在是太大了。曾國藩託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
報銷一節
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釐三毫無可再減。
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
若輩欲壑，真難厭也。
也就是說，李鴻章託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釐三毫的回扣，也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一釐三毫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曾國藩一聽，也嚇了一跳。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託人，李又託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作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覆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勳，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
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畢竟以後他還需要和戶部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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