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省湘鄉縣白楊坪村（今屬雙峰縣）人。
據曾國藩《衡陽曾氏譜序》稱，其遠祖為曾參十五世孫，西漢末年，避王莽之亂南遷，遂為南方諸曾姓之祖。先居江西一帶，其後分出一支遷往湖南衡陽，成為湖南曾氏的祖先。
清初，又從中分出一支遷往湘鄉縣荷塘鄉大界裡。至清嘉慶十三年，曾國藩的祖父又將其家遷至白楊坪。
曾國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岡，父親名麟書，字竹亭。曾麟書生有五子四女。四女中，一為曾國藩姊，三為曾國藩妹。兄弟五人，曾國藩居長，二弟曾國潢，字澄侯，稱老四；三弟曾國華，字溫甫，稱老六；四弟曾國基，字沅甫，稱老九；五弟曾國葆，字季洪，後改名貞幹，字事恆。
曾國藩的遠祖雖然可以上溯至曾參，但就其家世出身而言，卻十分普通。曾氏初遷湘鄉，只是普通農家，而且家境也並不富裕。是直到曾國藩的高祖曾應貞（字元吉）手上，才漸漸地富裕起來。再經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之手，曾家的經濟狀況又有很大改善。
但直到曾國藩為官以前，曾家也不過達到中小地主的水平，不少地方還保留著富農的一些特點。據曾國藩自己說，他的祖父、祖母和母親，一直沒有脫離輔助性勞動，他自己小時候也幹過一些放牛、砍柴、賣菜之類零活。
曾國藩、曾國基兄弟同時封爵之後，他於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特地寫信囑咐在湘鄉老家掌管家政的曾國潢，“餘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特之道。
記得已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為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土用些工夫，以輔之以書、疏、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
稍後，於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又給曾國橫寫信說：“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從這些話中，不難想見曾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方式。
曾國落就是從這樣一個並不引人羨慕、毫無特殊之處的起點邁出他的人生腳步的。
曾國落生於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乳名寬一。6歲上學，7歲起開始在他父親執教的家墊中學習。20歲那年，才到外地上學。先是求學于衡陽唐氏家塾，在此改名子城，字居武，後又肄業於湘鄉漣濱書院，1833年（道光十三年）考中秀才後，入湖南最高學府—長沙嶽麓書院學習。
曾國藩自幼聰敏，勤奮好學，少年即小有才名，到嶽麓書院後，開始比較系統地接受封建思想的教育和湖南學風的薰陶。他在嶽麓書院大約學習了1年，於1834年（道光十四年）肄業之後，隨即考取湖南鄉試舉人。同年年底，曾國藩從家中動身，去北京參加來年的會試。
但道光十五年的會試及第二年的恩科他卻沒有考中，只得南歸返鄉。此次進京，雖然會試落榜，但卻使這個生長於深山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再次赴京參加會試，取中第三十八名貢士。殿試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
朝考取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廉常館深造。本年會試正總裁為大學士穆彰阿，依科舉舊例，二人遂有師生之誼。穆彰阿嫌曾國藩舊名太俗，為其改名國藩。
1840年廉吉士散館，曾國藩取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由此，正式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而後十年間，曾國落七次升遷，連躍十級，官至禮部右侍郎。再後來，曾國藩權縮四省，位列三公，一生功業達到頂峰。
曾國藩誕生於19世紀的開始，而清朝帝國的國勢，則剛剛由乾隆時代的高峰，走向下坡。那個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曆，除了窮兵贖武，發動多次不必要的邊疆戰爭，耗財無算之外；晚年更是遊宴無度，息於政事。權臣和砷，乘弘曆年老昏匪，竊權專擅，濫肆貪贖，吏治因而大壞。
在曾國藩出生前後的二三十年間，各地民變選起。小規模的叛亂不算，單是攻城略地，需要朝廷調動大兵前往征討鎮壓的，就有好幾起。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洩沓萎靡，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光以來，世風柔靡，實本於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質直，即不容矣。
有無名子賦一翦梅說：士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退英雄，一味圓融，一味廉恭。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般人事要朦朧，駁出無庸，議出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萌郎中。
流芳身後更無窮，不益文忠，出謹文恭。”這裡所說的曹文正公即曹振錯，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鋪之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靡洩沓，所以他實際上乃是道光皇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之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太平天國運動，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民生凋散，災變相乘，而貪汙官吏之侵漁迫害，亦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民反和天災流行，使民間疾苦更深。道光年間黃河下流時常決口，河南一帶饑民極多。此外淮水變亂常生，同時南北運河時常出漕，兩岸堤牆塌卸，民無寧日。
此外曾國藩所處時代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海禁大開，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對華侵略。在曾國藩以前，中國還是因習著幾千年的閉關政策，在他以後中國乃全入開關時代，而他適逢其時，親啟了這個新時代的序幕。
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是中國對外開始大失威信的時期。太平天國起於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盛於英法聯軍進攻津、京之時，當時的內亂外患，使得國家日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曾國藩身經目睹，奮力掙扎，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見。
從上面說來，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所處時代的一個概況。
曾國藩的時代，簡單地說，是一個政治黑暗、軍隊腐敗、社會不安、天災流行、內亂外患交相侵迫的時代。但曾國藩卒能赤手空拳，任使瀕於危亡的清朝政府延長了60年的壽命。我們觀察曾國藩的成功雖說是基於天生過人的才力，但也是艱難困苦的環境造成他的驚人“事業”。
正所謂亂世可成“英雄”之業。曾國藩初登仕途之時，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際。這似乎是一個象徵。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社會性質急劇變化，社會形勢錯綜複雜的時代。曾國藩之政治生活的目標是為這個社會找一條出路。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解決國內外矛盾的方針、路線和辦法，不僅如此，他還是這一套方針、路線和辦法的實踐者。
他是近代洋務運動的首倡者，最早提出學習外國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的主張，他所制定的洋務運動的思想政治路線，基本上規範了其後洋務運動的發展和洋務派人物的活動。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記中，曾國藩寫道：
“餘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鋸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這段話基本上表達了曾國藩關於洋務運動的思想政治路線，此後，洋務運動的發展和洋務派人物的活動，大體說來，都沒能脫出這個範圍。曾國藩之成為近代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人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由招募湘勇鎮壓太平天國起家，成就其一生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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