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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導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起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領導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緊緊依靠農民這個革命主要同盟軍，建立和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西安事變，特別是全國抗戰的爆發，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新高潮。
聯陳反蔣抗日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和中央紅軍約8.7萬人，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突圍長征。為了“追剿”紅軍，國民黨軍隊以重兵先後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之間設置了四道封鎖線，企圖由粵軍、湘軍、桂軍分別截堵中央紅軍。
擔任“剿匪”軍南路總司令的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積怨甚深，痛恨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做法，曾多次樹幟反蔣。當時已被排擠出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到會昌與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兼政委的何長工分析陳蔣之間的關係後，認為可以利用矛盾，聯合陳濟棠共同反蔣抗日，並向周恩來提出了開展軍事和統戰工作雙管齊下的建議，得到採納。陳濟棠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親筆信，表示贊同中共的共同抗日的主張，並提出秘密談判合作事宜。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回信，對陳濟棠願意合作反蔣抗日表示歡迎，願就停止內戰、恢復貿易、代購軍火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等與之談判。中央派遣何長工、潘漢年為代表到江西尋烏，與陳濟棠的代表經過三天三夜持續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
這次談判的成功，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巧妙地利用陳蔣矛盾，實行統一戰線策略思想的一大勝利，為黨中央正確選擇突圍方向，創造了有利條件。紅軍借道陳濟棠防區，順利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不僅大大減少了紅軍的傷亡，而且打破了蔣介石一年來對中央紅軍的包圍和封鎖，使蔣介石無法從容佈陣，為後面突破第二、三道防線創造了有利條件。
遵義會議實現歷史轉折
遵義會議室內場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併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紅軍在長征中從實際情況出發，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靈活有效地開展對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和宗教上層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為勝利完成萬里長征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提供了經驗。
爭取地方實力派
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以後，國民黨內仍然派系林立。國民黨中央的反蔣派系，政治影響較大，但無實力。國民黨地方軍閥中，南方的桂系、粵系，北方的馮系、閻系等實力較強，早就企圖問鼎中央權力，取蔣代之，他們聯合國民黨中央反對派，也同外國勢力有聯繫，多次舉行大規模的反蔣戰爭；勢力較小的地方軍閥，為了抵禦蔣介石剝奪地盤，消滅其軍力，也積極反蔣。這種矛盾和鬥爭，始終貫穿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並對其統治構成直接威脅。蔣介石屢次統督各地軍閥“剿共”，也包藏著利用內戰消滅異己的目的。地方軍閥為防蔣“一箭雙鵰”“借刀殺人”，也都各懷心思，暗中保存實力。國民黨大小軍閥的矛盾和鬥爭，成為紅色政權能夠建立、存在和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的重要原因，充分利用這些矛盾也成為紅軍突出重圍北上抗日、並取得長征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充分利用各派軍閥間的矛盾，帶領紅軍尋找敵軍間隙穿插，先集中兵力打擊地方軍閥王家烈部，再集中兵力打擊中央軍薛嶽部，將敵兩個師消滅大半，創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話，以致蔣介石憤怒地稱此戰為“追剿以來的奇恥大辱”。
毛澤東又利用雲南軍閥同蔣介石的矛盾，指揮紅軍未經激烈戰鬥迅速通過滇東北渡過金沙江。中央紅軍過雲南時，雲南籍紅軍將領羅炳輝受命致函同為彝族的龍雲，曉以利害，勸其保持中立，讓紅軍儘速通過雲南。1936年紅二、六軍團經過雲南北上，也先後以雲南旅滬同鄉會、雲南旅滬同學會和李達個人名義寫信給龍雲，勸其保存實力，不要過分與紅軍為難。這些信函以情理相勸，實力相誡，促使龍雲在堵截紅軍方面行動消極，有利於紅軍通過雲南、擺脫追兵。
進入川康地區後，當地軍閥一方面怕紅軍推翻其統治而大力防堵，一方面又怕蔣介石的追兵搶其地盤，有時“畏南京軍甚於畏紅軍”。四川軍閥劉湘向下屬秘密交待，如紅軍停留就打，如不停就放他們走。中央紅軍洞悉地方軍閥的心理，採取不進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區北進的策略。同時，朱德還向過去熟悉的川軍將領寫信，說明紅軍只是路過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蔣介石借刀殺人之計，減少了損失。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又利用東北軍、西北軍同蔣介石的矛盾，同時注重激發東北軍將士的抗日愛國熱情，與之建立了秘密的合作關係。靠著這種正確的策略，中共中央不僅在陝北站穩了腳跟，還勝利完成了東征、西征，迎來了三大主力會師，顯示出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威力。
黨的民族政策的宣傳
紅軍長征經過了苗、瑤、壯、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這些地區社會形態千差萬別，宗教信仰和民族習俗各不相同。紅軍在長征沿途發表有關決議、佈告、宣言，張貼標語、口號等，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各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積極宣傳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輕視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的愚蠢的偏見”等民族政策，提出紅軍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等政策口號，並把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物作為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規定“絕對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沒收土司的財產土地”等針對少數民族上層的統一戰線政策。
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親自做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在雲南官渡經過回民居住區時，朱德親至清真寺宣傳紅軍民族平等主張，次日就有幾十名回民加入紅軍，並在紅軍中單獨組成回民隊伍。紅軍參謀長劉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頭人小葉丹在彝海邊歃血結盟，借路北上，經七天七夜安全順利通過200裡彝地，為搶渡大渡河贏得了時間。紅軍在貴州、四川幫助少數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權，如黔東特區、川滇黔省等革命委員會，甘孜博巴政府，阿壩藏族蘇維埃，冕寧縣革命委員會，茂縣、理縣、汶川羌族工農兵蘇維埃，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等等。
1950年拍攝的小葉丹妻子手持沽基支隊隊旗的照片。在彝海，紅軍建立了第一支少數民族地方紅色武裝——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果基）支隊。
黨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數民族的讚譽和擁護，廣大民眾為紅軍提供了大量的糧食等物資援助，為紅軍輸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四川大涼山地區越西縣短期內就有七八百人參軍，還專門成立了“倮倮連”；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黨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棄家業率200名羌族勇士隨紅軍踏上征途，成為紅軍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揮員。阿壩地區參加紅軍的少數民族在5000名以上。在隴南各縣紅軍就增員2000多人。由此走出了一批少數民族的重要政治、軍事幹部。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賀龍贈給中甸歸化寺的“興盛番族”錦幛（局部）。紅二、紅六軍團遠征到此時，全體戰士嚴守紀律，歸化寺僧眾為紅軍的言行所感動。之後，歸化寺出售了幾萬斤青稞給紅軍，並且幫其購買了十萬斤糧食。
長征中黨和紅軍實行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廟、經典，不沒收喇嘛寺的財產等宗教政策。紅軍指戰員嚴格遵守黨的宗教政策，爭取宗教界人士與紅軍的合作。甘孜寺及其屬下的7個寺廟支援紅軍糧食19萬斤。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組織僧俗救護、轉移紅軍傷病員，先後接納千餘名傷病員隱藏白利寺內。甘肅回民眾多，為爭取回民支持，紅軍專門頒佈《回民區域政治工作》，規定部隊進入回族村莊前須先派代表與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後方能進入；並規定尊重回民習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條、四項注意”，要求部隊嚴格遵守。紅軍還請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將有關民族政策翻譯成阿拉伯文、藏文，展開廣泛的針對性宣傳工作。
這一時期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貫徹執行，使長征中的紅軍得到了廣大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為順利北上實現戰略轉移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推動了民族地區的革命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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