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陷入沉思，他要為洗刷老人的冤情盡點力。在階級鬥爭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年代裡，為其奔走需要勇氣，為其平反昭雪，更需要決策者拿出勇氣。父親決定找縣委書記彙報。我和母親深知，只要不是自家事，找誰父親都不會猶豫，交流時也能氣定神閒，張弛有度。經父親與同事多方奔走，終於有一天，父親帶回一份《新華日報》，頭版刊登了耿爹爹夫婦平反的消息。
父親沒有過到90歲。才50歲出頭，人們就不叫他老陳，稱呼他“陳老”，這是一種尊稱。前日，我與一位長者交談，提到父親，他手放胸前，豎起拇指：“一個好人。”我心裡說，他也是一個好公務員。
父親若在世，也有90歲了。我愛他，這無需理由；除了愛，我也很敬重他，因為敬重，我至今仍常常懷念他。
父親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國成立後自然是國家幹部，是公務員，但他的仕途不順。照理，官應該越做越大。他則不然，先在區公所，任農會主席、副區長，轉行後長期當法官，擔任法庭庭長，最後從事信訪工作，到了臨離休時才明確個副處級。
父親工資基數較高，國家首次給幹部定級，父母親工資相加每月超過100元。在此後的漫長歲月裡，他沒有再漲過一級工資，原因是：一、他工資高；二、他不“鬧”。
父母的高工資，確使我們姐弟四人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他們甚至還可以騰出錢和糧票去賙濟親友。後來，他們發現了自己一個重大失誤：他們無意間將我們姐弟四人的戶口落在農村的外婆家裡，這意味著長大後我們不能進城當工人。母親越來越感到不安，每次進城，都向父親施壓，要他去尋求上級的幫助。父親終於答應了，被母親連拉帶拽，去了領導家裡。
我可以想見父親在領導家裡“口將言而囁嚅”的情形。晚上回來，父親的神情令我訝異，他一掃臉上的陰霾，如蒙大赦、如釋重負。原來他們撲了個空，那位領導沒在家。
此時，我已進城讀書，陪伴父親。文革結束後，我家的客人比以前多出許多，尤以要求平反的為最。每逢來客，父親總要留他們吃飯，有時還要留他們住宿，而我只能悽惶惶跑到縣委傳達室，就是今天所謂州府頭門裡，與性情古怪的收發員合睡一床。
一天，家裡來了一位農村老太太，聽口音是我的同鄉。老太太走後，父親說：“她就是藍菜花”。我聽說有一部名為《奪印》的電影取材於我的家鄉，藍菜花（綽號爛菜瓜）是片中反一號耿爹爹的老伴，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位癟嘴豁牙的老人與電影里老辣妖冶的婦人聯繫起來。父親告訴我，她與耿爹爹都是同情革命又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們與電影裡男一號的矛盾是兩個相鄰村莊、兩個大家庭之間的矛盾。在電影裡，耿爹爹和老伴的形象被極度扭曲了。文革期間，耿爹爹在劫難逃，蒙冤而死，反革命帽子一戴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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