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了。中国古代科技那么牛逼，结果到了近代却被吊打，有些领域甚至至今还没赶上来。这个问题通常叫做——李约瑟难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互联网上，都有大量的观点和讨论。今天我们就来从一些别的角度，再聊聊这个话题。
闭关锁国
最常见的观点就是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中国自绝于西方的技术革命，所以我们就落后了。
经常引用的例子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这次访问发生的时间距离瓦特改良蒸汽机仅有不到30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如果清朝抓住了这个机会，与西方国家展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国就搭上工业革命的便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这个观点只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科技革命首先出现在刚刚文艺复兴的欧洲，而不是古代科技成就更加发达的中国。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那么即使当时中国开放了与西方的交流，也未必能吸收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
马嘎尔尼访华漫画
技术≠科学
这种观点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爆发的问题。中国古代虽然有光辉灿烂的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古代实际上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中国古代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是没有发展出对应的化学。中国古代发明了指南针，但是没有发展出对应的磁学。中国古代有极其精巧的建筑，但是没有从中发展出力学。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很多，但是却集中于算术计算技巧，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和几何学。所有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都是技术应用。
对比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科技情况，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和比林古乔的《火法技艺》（1540年）中对采矿和冶金技术的记载为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冶炼方法和提纯方法更有效、更先进，可是在文献中都只是记载了应该怎么用、怎么造、怎么算，却从来没有讨论原理，揭示为什么是这样。而比林古乔在书中除了描述以外，还有很大的篇幅讨论这些技术的理论（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离谱）。
所以中国没有积累科学理论的习惯，科学无法通过积累而获得突破，自然不会产生科技革命，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原因。
四大发明
儒家文化思想
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内涵导致了中国无法产生科学思维。
儒家文化强调的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探究自然规律时，把“人”本身作为了一个变量加了进去。从而导致了理论图像的异常复杂，无法用形式逻辑来揭示单一的自然规律。
这实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就是对“我”产生的影响。相比于事物的客观规律，更多强调的是人的特征，比如德行、精神等。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两小儿辩日的故事：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离得近，因为早晨太阳看起来大，另一个小孩说中午太阳离得近，因为中午更热。最后孔子说：我也不知道。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一直聚焦在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上，却从来没有正面研究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生活没有“用处”，而他体现的精神确有用途，因为他体现了圣人的“德行”，这种“德行”能够转移到自己身上，就成为著书立说甚至做官的资本。
儒家文化思想
直到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读书无用论”，潜台词就是：有用就读书，没用就不读书。这种片面追求有用与无用的主观思想，是与以追求客观规律为目的的科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古代中国在儒家思想的桎梏下，没有发展科学研究的土壤，也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理论。没有长期理论研究的储备，也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飞跃，所以中国古代的技术发展在明末达到顶峰之后就再没有突破了，因为这是经验范畴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我们要十分警惕的是，现在这种片面的“实用主义”仍然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市场。比如《知识分子》主编饶毅曾提出的“跟班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跟班式科研就是一种“实用主义”，论文发了很多，各个大学研究所看起来一片繁荣，可是就是没什么突破性的成果。它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可就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
距离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过去60年了，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下次科技革命我们可能还是赶不上。那就危险了，想想“水滴”吧。
《三体》中的外星飞行器“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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