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面對這個14歲的少年，他父親明孝宗在彌留之際與大臣託孤時，如此說道：
“太子年幼，好逸樂，愛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他成為有德明君”。“好逸樂”，足以概況朱厚照短命皇帝的一生。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愛好貪玩，不愛讀書的天子，讓以王振為終身信仰的劉瑾看到了機會，不斷進獻狗馬鷹犬、歌舞角鬥娛樂皇帝以邀寵。
朱厚照畫像
家境貧寒，缺少教育，再加上身心上的不完整，以非常手段驟然得寵的明朝太監們，大多鼠目寸光，唯利是圖，貪慾橫流。劉瑾也不例外。成為御前紅人後的他，橫行擅權，橫徵暴斂，為了實現財務自由，瘋狂地進行權力變現。
他極力勸說明武宗下召，命令在外監軍的宦官上貢萬金以表忠心；派出巡監、巡捕、查盤等官員四處搜刮天下奇珍異寶和攫取民間財富；對各地屯田加倍收稅。
同時，他向升遷的官員索要賄賂，迫使官員大肆借高利貸；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對於官員的過度壓榨，其最終傷害終點無不轉移到百姓身上，“回任倍取之民“。由於劉瑾“專權自恣”和“剝民至骨”，天下人被逼迫盡反。從正德年間開始，百姓民窮盜起，農民起義開始爆發，橫行於各地，且聲勢浩大。
劉瑾劇照
嘉靖四年，四川副使餘珊應詔陳十漸，指出劉瑾專權以來，
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六、七）、趙（燧）、藍（廷瑞）、鄢（本恕）之亂。
鄭自璧在奏疏中強調：
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以致民不聊生，盜賊瘋起。
宦官專權是農民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十月，劉六、劉七起義在京畿地區爆發，持續兩年多，轉戰河北、山東、江蘇、河南、湖北等省，是大明王朝建國以來一百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起義軍們集合十餘萬民眾，攻破百十處之城邑，阻斷糧草運輸，震動京師。
劉六、劉七起義造成的嚴重影響，使王公勳貴和地主豪紳以始料未及，無計可施的朝廷顧不了祖制禮制，直接將邊境兵力調至京畿地區進行佔壓反武裝戰鬥，
“遣調京邊大將勁兵，協以文臣，四出分討”，這才算把起義撲滅了。
那麼問題來了，京畿地區作為皇朝統治的中心地區，一向兵力充足，有重兵壓陣，為何會爆發如此嚴重的農民起義呢？
首先，土地兼併，民無田。明武宗自登基以後，好玩樂的本性，縱容了宦官專權來攫取利益，皇莊大量建立，牧馬草場過度擴張，達官顯貴們趁機和宦官聯合在“請乞”名義下大肆兼併民田，這些兼併的土地過半集中在京畿一帶。土地高度集中，讓習慣安貧樂道安土重遷的農民徹底失去對穩定農耕生活的嚮往。
其次，得寵的宦官多數京畿籍。如“八虎”中的谷大用、馬永誠，得寵太監張忠都是文安人，當地官員免不了竭力供奉，逢迎討好。
有個故事說的是，翰林院編修康海在內丘縣被盜，機智聰明的他便說自己的這些財物是劉瑾的，是劉大人放在自己處暫放的，內丘縣知縣聽到如五雷轟頂，便迅速發動全縣人民，暴力眾籌數千兩補償康海，“斂諸州縣民財至數千兩償海”。
再次，賦役繁重。京畿地區，官府命令百姓所養之馬必須上交朝廷，而且朝廷現有的馬匹也要寄養在百姓家。 “編戶養馬”和 “寄養騎操馬匹”，使得糧草無法配備充足，馬匹死亡率大增，使百姓不堪重負。
劉六、劉七因劉瑾家人梁洪向他們索賄不得，誣陷他們為盜賊，於是忍無可忍，率眾起義。最早被派往鎮壓這次起義的右副都御史馬中錫也不得不承認“盜本良民，由中官貪黜所激”。
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頒佈的《誅劉瑾寬恤詔》，指出劉瑾“矯託命令，捏寫旨意，專權賣法，累朝成憲變亂殆盡，官吏軍民並受其害，利入私門，歸怨公府，激變地方”，“利入私門，歸怨公府，激變地方”，這句話可算是因為劉瑾的貪婪導致農民起義的最精準描述了。
而後來，發生的推翻了朱家皇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雖然爆發於崇禎年間，但是，實際上與天啟時魏忠賢擅權惡果也是有脫不開的關係。
1635年，皇太極謀士張文衡，在奏本《謹陳中國可取之情》中提到：
明朝太監專權，好財喜諛，賞罰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頭，上下里外，通同扯謊，事事俱壞極了。
李自成在《進軍黃州檄文》中，第一句就是“明朝昏主不仁，寵信宦官”。可見，宦官專權，為晚明時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發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內外矛盾的交錯，成為牽制朝廷的力量，更進一步強化了農民起義的發生。
宦官在鎮壓農民起義中的作用
雖說大多農民起義是有宦官所引起，但是在實際鎮壓過程中還少不了他們的身影。不是說宦官們有多大的遠見卓識，運籌帷幄的能力，而是明朝的皇帝們愛他們。
或許除了洪武和嘉靖年間，太監們鬱郁不得志，其他時間段內的他們都讓皇帝們愛不釋手，都成了朝廷內外的皇家中流砥柱。那麼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作為皇帝鷹犬的宦官，究竟扮演著什麼重要的角色。
1.監軍。把太監派駐到軍隊中，代替皇帝監視和干預將領的工作。這個監督軍隊，監督將帥的習俗是從朱棣開始流行起來的。說到底就是因為不信任，皇帝瞧不起武將，看不上文臣，唯獨對太監青眼有加。
1633年三月，崇禎帝朱由檢稱軍臣獨自在外，不利於辨別奸弊。五月，便派太監陳大金、閆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別到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鄧玘諸營“監軍”。六月，又把內監楊進朝、盧九德分別調到總兵倪寵、王樸統領的京營。
2.訓軍。1639年，崇禎皇帝看到自己的軍隊毫無實力可言，便組織朝臣們商議，大家一直認為，我朝軍隊數量很多，但是並不精良，於是便提出了抽練邊兵的建議。在楊嗣昌主持下，決定了抽練各鎮精兵的具體方案，明確規定了鎮監參與練兵的任務。1643年五月，內官監太監王之俊就被任命為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3.防守京師。 明末時，面對後金（清）和李自成起義軍的雙向夾擊，崇禎為了保護最後的大本營防線，對京師防守極其重視。他把御馬監、司禮、文書房內的太監們，全部派出去提督禁門、巡視點軍，城防檢查，皇城的一應事務全部在太監們的統領下。
李自成進京前夕，朱由檢擁有禁軍近3000人，他們都是皇帝在宦官中挑選出的佼佼者，同時武器配備精良，兵臨城下時，崇禎皇帝派他們分守九門。但可笑的是，所有人全部逃跑無一人駐守，像宋起鳳所說：
“平日多金厚賞，教養十有餘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
宦官專權在農民起義中的負面作用
宦官，在宮中的定位本質是皇帝的家奴，他們家境貧寒，出生貧苦，而且大多數太監在進宮前更是地痞無賴。沒有良好教育背景，加上身體的殘疾或多或少帶點心理上的扭曲。鼠目寸光，唯利是圖，貪慾橫流。如果只是讓他們在皇帝身邊阿諛奉承還是拿手，但真要把他們派到軍營，參與軍政大事時，毀天滅地的災難可想而知。
他們既不能學會戰事利害的權衡，也不能理解行軍佈陣的戰略意圖，他們只會一味地擺出皇帝家奴的樣子，對文官和武官頤指氣使，機械地一刀切地完成每次皇帝的旨意。
利瑪竇畫像
就像利瑪竇所說：
幾乎全國的行政事物都操縱在這類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單單在皇宮裡這類人的數目就達萬人之多，他們樣子很瘦弱，從未受過教育，在終身的奴役中長大，呆頭呆腦，根本沒有能力聽懂任何重要的指示，更無法執行。
因此，宦官在農民起義中過分的參與，負作用明顯，使得起義根本無法得到鎮壓，其結果就是武裝反抗力量會愈演愈烈，最後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有明一朝一舉推向滅亡。
第一，掣肘將領。讓太監作為監軍的目的，無非是監督軍隊，督促將帥，使得上下軍心一致，提高戰鬥效率，但是實際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前面提到太監的基本屬性，使他們根本做不到毫無私慾，一心為公，現實中他們往往打著皇帝的旗號，狐假虎威，挾私刁難。令出多門，導致將帥備受掣肘。
正德六年，在鎮壓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起義的歷次戰鬥中，林俊的戰功最多，但因為與洪鐘意見不一，特別是不同意中貴子弟從軍冒功，開罪了太監韋興，以致被迫託病辭職。林俊去後，起義勢力復起，直到正德九年，宦官懼於起義勢力日大，不得不有所收斂時，右副都御史彭澤才真正取得了對部隊的統率權，把起義鎮壓下去。
監軍對將帥掣肘成為鎮壓起義的嚴重障礙。王守仁之所以能成功鎮壓江西農民起義，大多是因為他獨任其事”，有賞罰之權，提督之任。假使當年林俊能“獨任”，四川起義的被鎮壓也會早得多。王守仁有感於此，也曾指出：“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
第二，孤立皇帝，與朝臣離心。正德七年二月，咸寧伯仇鉞，右副都御史彭澤往河南鎮壓起義時，朱厚照派陸誾監軍。這個陸誾以多冒將士軍功早已臭名遠揚，早在正德元年就曾被都給事中艾洪劾他用別人之名頂替功臣上報邀功。
面對如此情況，禮部尚書傅珪等廷臣極力反對派他監軍。結果，皇帝的回答竟是不同意，並且以傅珪年老為由，允許他退休回家，但是陸誾還是要隨軍出征的。過度對宦官的偏袒，過度對朝臣不信任，導致皇帝與士大夫集團漸行漸遠。
崇禎皇帝劇照
崇禎時期，面對定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的忠心報效，朱由檢可是高興壞了，對唐通自然加倍慰勞，賜錦衣玉帶。但是，儘管如此，朱由檢還是派太監杜之秩監軍。唐通因此大怒，把所賜物品全部摔到地上，氣憤地說：“我竟然敵不過一個太監奴才”。
於是藉由此，他把隊伍擅自拉走了。後來唐通的迎降，與當時皇帝的不信任也是有著必然的聯繫。完全陷於孤立的崇禎帝，在李自成大順軍的隆隆炮聲中，只落得個與司禮太監王承恩相對而縊的下場。
第三，冒功領賞，渙散軍心。我國古代名將吳起早就總結出“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的治軍經驗。負責“監紀功過”的監軍太監，卻恰恰在這個重要方面起了破壞作用。正統年間鎮壓鄧茂七起義時，監軍太監便作威作福，搶奪將士軍功。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規定，武將沒有軍功不得升職，從鎮撫到都督，必須得靠軍功累計才能提拔。至於公侯伯爵的授予，則必須有開疆拓土之功，鎮壓叛亂之績。
朱元璋畫像
正德時期，在鎮壓劉六、劉七起義時，谷大用縱容官軍搶奪財務，斬獲脅從首級就上報請功，更有甚者如江彬，在冀州入百姓家中殺23人後請功。但是谷大用對此行為不聞不問，他仍先後被降敕獎諭十餘次，並因此奏帶權勢子弟僕從領功而越級升遷。
夏言在《查革正德中濫授武職疏》中正式指出：
谷大用、張忠、陸誾、尹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升授職級者，幾六百員名。
為了掩飾對宦官的過分偏袒，武宗不得不打破文臣不能蔭武職的祖制，給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這就造成了混亂。李東陽等深知此事是違祖制，故反覆力辭，但又恐因此開罪宦官，因而處於尷尬被動。這就是夏言說的“近年文職功蔭，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
第四，敗壞軍紀，接受賄賂，剋扣軍餉。正德時期，監軍太監王嵩恣意剋扣軍餉，失去軍心，導致鎮壓江西饒州姚源洞起義失敗的原因。就是正德七年五月，副總兵署都督同知張俊病免，前總兵白玉趁機行賄陸誾，便把這肥差弄到了手。
1633年二月，崇禎派內臣監軍，但太監到達軍隊第一件事便是剋扣軍資，等起義軍來犯時，他們便帶著精良隨從快速逃跑。同年七月，起義軍屯彰德汾河，崇禎命閆思印同張應昌合剿。由於內監紀需索百端，汾陽知縣費申鏸無法供應，苦於逼迫，投井自殺。
總結
從正德年間開始，宦官專政開始凸顯，瘋狂的橫徵暴斂，使得民不聊生，生靈塗炭，於是農民起義頻發直至明亡。晚明時期皇帝對宦官的過度依賴依仗，使得宦官們也參與到了農民起義的鎮壓之中，而且扮演者不可忽視的角色。
因為他們的參與，極大地降低了官方軍隊的戰鬥能力，拖垮了戰鬥效率和勢力，同時，加深了皇帝和群臣之間的隔閡，催化了皇權體系自身的崩潰。
也正因如此，起義農民軍便有機可乘，趁勢而為，抓住戰機，取得了戰爭的節節勝利。最後終於讓農民首領李自成的屁股坐上了龍椅，雖然說只是一瞬。
所以，農民起義因宦官專政而起，而後又因宦官參與加速爆發，最終把大明王朝送進了滅亡的深淵。宦官專政促進了農民軍隊奪取皇權，這可能是所有明朝皇帝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
閱讀更多 輕浪五更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