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一生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具有學者和政治家的雙重身份。他曾引發“科玄論戰”，被稱為“玄學鬼”， 又因起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被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曾反抗包辦婚姻，與妻子王世瑛自由戀愛，相濡以沫二十餘年，共同譜寫出了一曲鶼鰈情深的動人戀歌。
勇敢逃出舊式婚姻的牢籠
1906年春天，張君勱在家鄉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非常隆重的舊習俗，與沈氏結婚。這次婚姻是舊式婚姻，沒有任何感情基礎和愛情可言。結婚不到一個月，張君勱就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就讀。
夫婦之間缺少共同語言和興趣，加上張君勱常年在國外留學，這樁舊式婚姻，不過是一種名義而已。
直到張君勱遇到王世瑛，他心中沉睡的愛情被喚醒，才有了建立在愛情基礎之上的第二次婚姻。
而王世瑛在認識張君勱之前，也有過一次情感的波折。她的初戀對象是鄭振鐸。
1899年，王世瑛出生於閩縣（今福州市）城內東街妙巷的一個名門望族。王世瑛讀福州女子師範學校時，在此校讀預科的謝婉瑩（冰心）認識了王世瑛，並對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說：“她在一班中年紀最小，梳辮子，穿裙子，平底鞋上還繫著鞋帶，十分的憨嬉活潑。”作為高年級學生的王世瑛，也很喜歡謝婉瑩，兩人的友情從此開始。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1919年改稱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升格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成為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王世瑛才能出眾，擔任該校學生會主席。
在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女高師湧現出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群體，後來為人所熟悉的有：陳衡哲、冰心、廬隱、林徽因、凌叔華、馮沅君、蘇雪林、石評梅、陸晶清等人。她們燦若群星，王世瑛就是其中“一星”（冰心為王世瑛起筆名“一星”）。《海濱故人》是廬隱早期的成名作，小說反映了幾位女大學生的思想感情與戀愛經歷。廬隱這篇小說中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才女們：她與校學生會主席王世瑛，文藝幹事陳定秀、程俊英結成了好友，四位才華橫溢的才女以春秋戰國時的“四公子”自詡。
鄭振鐸與廬隱、王世瑛等人，都是福建籍的學生。五四運動的浪潮把他們聚合在一起，在文學上的才華讓他們惺惺相惜，共同的福建籍身份讓他們的情感交流更是水到渠成。
五四運動中，在一次北京高校的大學生演講集會上，王世瑛認識了鄭振鐸。他們經常通信，一起辦文學雜誌。本來就互有好感的年輕人，因共同的愛好和興趣，感情升溫。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王世瑛的母親瞭解到鄭振鐸的寡母在溫州做針線活度日，家境貧寒時，竭力反對兩個新青年的戀情，她說：“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恆產，還代代為官作宦；你的父親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個大學生，鄭絕不是我理想的門當戶對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來往了。”王世瑛非常痛苦，鄭振鐸更是經歷了一場情感的煎熬，常常借酒澆愁。
王世瑛沒有勇氣掙脫家庭的束縛，衝破社會的阻力，與心上人鄭振鐸結合。日子久了，兩人各自開始了新的感情。鄭振鐸二十六歲時娶了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高君箴為妻，而王世瑛，認識了張君勱。
（張君勱與妻子王世瑛）
緣起於泰戈爾訪華
張君勱與王世瑛的相識，說起來，還應該感謝泰戈爾訪華。
1923年2月，張君勱應吳文藻的邀請來到清華大學，對一批赴美留學生髮表《人生觀》演講。他在演講中說：“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力，唯賴人類之自身而已。”
張君勱沒有想到，自己的這次演講，成為一個重磅炸彈，在知識界激起軒然大波，引發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張君勱和丁文江，這一對好朋友，當場就激烈辯論兩個小時。梁啟超和張君勱是玄學派的代表，胡適、丁文江、陳獨秀等為科學派代表，雙方在報刊口誅筆伐，持續辯論，歷時半年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造成的慘劇，使梁啟超、張君勱對科學萬能提出懷疑，梁啟超在其著名的《歐遊心影錄》中說：“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張君勱之所以緊隨其後，發表《人生觀》論文，就是要把人生觀從唯科學主義中剔除出來。當時正是“五四”之後，“賽先生”旗幟高揚，氣勢正盛，科學派一方名流眾多，幾輪筆戰下來，看似不了了之，一般認為科學派在論辯中略佔上風。從紀念丁文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科學神”丁文江勇鬥“玄學鬼”張君勱的痕跡。
張君勱本人雖然被對方譏為“玄學鬼”，但他並未覺得貶低自己。他接過老師梁任公的筆，洋洋灑灑，八面生風，縱橫論域，成為一代大家。值得一提的是，張君勱喜歡文言的寫作風格，著書立說拒絕使用白話文。
1924年，泰爾戈訪問中國，他在張君勱上海的家中發表演講，仍能感受到科學玄學論戰的餘音。
那是1924年4月13日的下午，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爾出現在慕而鳴路（今茂名北路）37號張君勱家的草坪上，上海各界在此舉行歡迎泰戈爾的茶話會。
張宅的草坪上，主人特意用柳枝和盛開的桃花、杜鵑，把草坪裝點得春意盎然，以此歡迎這位寫下《園丁集》的印度詩人。草坪正中央安置了一張紅絨沙發，是為泰戈爾準備的位置，其他來賓坐在前排的凳子上。聞訊趕來的青年學生，一群群坐在草地上。
張君勱用英語致歡迎詞後，大家聆聽詩人發表他抵滬後的第一次演講，並由徐志摩翻譯。演講詞很快發表在報刊上，題名為《在上海的第一次談話》。在隨後泰戈爾的行程中，泰戈爾發表演講，有人到場發反對的傳單，令張君勱、徐志摩大光其火。原來，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有不少人認為，泰戈爾是張君勱搬來的救兵。
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東西文化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如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沖刷著人們的思想，泰戈爾無意中被捲入了旋渦。
泰戈爾訪華，老詩人窺破了新詩人徐志摩的煩惱，那時，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但是林徽因已經和梁思成有了婚約。老詩人對徐志摩愛莫能助，寫了一首小巧的詩：“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唉……”泰戈爾訪華沒有促成徐志摩和林徽因，但無意中促成了張君勱與王世瑛，兩個不同年齡段的人，因泰戈爾訪華，他們有了見面的機緣。
1923年，在北京文化界籌備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招待會上，經郭夢良和廬隱的介紹，張君勱見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畢業的王世瑛。張君勱對王世瑛可謂一見鍾情，她清秀的容顏，不俗的談吐，橫溢的才華，讓張君勱感到傳說中的愛情在他的心中復活。於是，張君勱發動情書攻勢，在不斷的魚雁傳書中，彼此之間的瞭解加深了。
面對張君勱的愛情攻勢，王世瑛有點猶豫不決，她想到了在美國留學的好友冰心，遂寫信請她幫自己拿主意。冰心後來回憶說：“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張君勱先生向她求婚，問我這結合可不可以考慮，文句雖然是輕描淡寫，而語意是相當的懇切。我和君勱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讀過，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的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
（泰戈爾在甲板上與張君勱（右三）等歡迎者合影）
“謹以此書獻於釋因女士”
1924年的春天，王世瑛接受了張君勱的追求。這年6月，王世瑛率領福建女師的學生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參觀，張君勱為王世瑛提供了諸多幫助，兩人朝夕相處，互相瞭解更加深刻。當時，正值國立自治學院經費遭到否決而需要張君勱全力爭取之際，儘管他特別繁忙，有時連飯也顧不上吃，但每日和王世瑛的約會是不能取消的。十幾天過去，兩人都感受到情意綿綿，分離也不能將兩人阻隔。王世瑛回福州後，情書把分處上海和福州的戀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1925年，張君勱與原配夫人沈氏正式離婚之後，王世瑛接受了張君勱的求婚，婚禮在福州舉行。這年張君勱三十九歲，新娘王世瑛二十六歲。
說起來，張君勱與小腳的原配夫人離婚，迎娶新女性王世瑛，和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娶陸小曼，大致類似。只不過，張君勱和王世瑛的婚禮，沒有徐志摩和陸小曼那樣備受關注。
好友結婚，冰心雖然在美國，但郵寄了賀禮給王世瑛——一隻鑲著橘紅色寶石的手鐲。冰心於1926年秋天回國，一到上海，就去看張君勱、王世瑛夫婦。
“那時他們的大孩子小虎誕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勱先生趕忙下樓來接我，一見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樣，極高興懇切地握著我的手。上得樓來，做了母親的世瑛，乍看見我似乎有點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悅和興奮蓋過了。我在她床沿雜亂地說了半小時的話，怕她累著，就告辭了出來。在我北上以前，還見了好幾次，從他們的談話中，態度上都看出他們是很理想的和諧的伴侶。在我同他們個別談話的時候，我還鄭重地向他們一一道賀，為他們祝福。”
結婚後，王世瑛開始相夫教子，不事寫作，成為民國文壇上一道消失的虹影。
除了主持家務外，王世瑛還像張君勱期待的那樣，成為了張君勱學術研究的得力助手。夫妻恩愛之情，在兩人刊行的作品中，也能找到蛛絲馬跡。
王世瑛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到日本考察訪問，寫下了五萬餘字的長篇遊記——《旅行日記》。《旅行日記》是研究20世紀20年代中日教育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它是王世瑛花了兩個月實地訪問考察的心得報告，其夫婿張君勱言：“及畢業，遊於日本，所作遊記，（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時傳頌。”
張君勱在後來出版的譯著《政治典範》的“譯者側言”中這樣寫道：“譯書之苦，在譯者拘於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讀者轉覺得其意義晦塞，文字生澀。本書每章譯成，請內子釋因（王世瑛的筆名）先讀，認為文義不顯豁者即加筆削，賴氏（指《政治典範》原作者拉斯基）於序中聲明得其夫人之助，我亦之然。”為了感謝夫人王世瑛的“校稿之勞”，他在《政治典範》譯本的扉頁特意註明“謹以此書獻於釋因女士”。
突如其來的綁架案
張君勱、王世瑛夫婦不僅在學術和寫作方面互有裨益，在生活上也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他們經歷了突如其來的綁架的生死考驗。
1928年，張君勱與青年黨領袖李璜在上海創辦《新路》雜誌，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與訓政學說，由於張君勱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猛烈批評，雜誌發行十期即被停刊。
1929年，青年黨在上海英租界創辦知行學院，張君勱為學員講授歐洲政治思想史。端午節前一天，張君勱和平常一樣，講完課步行回家。在回家途中，突然，後面的一輛汽車上跳下幾個彪形大漢，迅速把他裝進汽車，揚長而去。張君勱一介書生，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他面對變故，並沒有驚慌失措。他斷定自己是被囚禁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附近，因為每天清晨，他可以清楚地聽到警備司令部的號聲。
張君勱被綁架後，綁匪天天給張君勱家中打電話，要張家拿出鉅款贖人，聲稱不照做會先割下張君勱的耳朵。當大家無比驚恐之時，王世瑛卻態度大方，頭腦冷靜，“較君勱尤有黨魁的堅強明朗”，她判斷張君勱是全國有影響力的學者，綁匪綁架他肯定不是圖財，而是有政治目的，想以此逼迫上海知行學院解散。果然如王世瑛所料，張君勱經常被審問“為何批評國民黨”。
綁匪見恐嚇無效，張君勱不為所動，於是，連番電話威脅王世瑛，說如不交錢贖人，就把張君勱的頭砍下，扔在大西路旁。王世瑛雖然時時刻刻擔心丈夫的安危，但對綁匪的威脅沒有妥協。如此僵持了十多天，張君勱對綁匪發誓：“倘我素有積蓄，不與君等共之者，則我一家三兒定遭天殃，自絕人世。”王世瑛和其他親友又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疏通，張君勱最後被釋放，但這次綁架給他留下了創傷——他的腿在遭綁架時被車門撞擊，沒有得到及時醫治，落下終身殘疾，不良於行。
抗戰中期，張君勱因推動憲政運動，被國民黨軟禁於重慶南岸汪山長達兩年。在此期間，張君勱不僅失去人身自由，一舉一動都受到特務的監視，而且經歷了人生一大不幸——愛子國康夭折。被綁架，被軟禁，這是書生問政的煩惱，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高居象牙塔。
1934年，張君勱、王世瑛夫婦從德國遊學回來，張君勱接到燕京大學的聘書，為了便於執教，全家住在燕園。此時，吳文藻和冰心夫婦也在燕京大學執教，兩家住得很近，過從甚密。冰心在文章中寫道：“君勱先生和文藻都是書蟲子，他們談起書來，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風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賞心樂事，那一兩年我們同住的光陰，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純化了。”
（民盟部分負責人在南京梅園合影（右二為張君勱））
“忍負海誓山盟”
張君勱和王世瑛鶼鰈情深，生育了五個孩子，第五子國康不幸夭折。由於張君勱一生徘徊於政治與學術之間，幾乎沒有時間管教子女，甚至連和孩子在一起嬉戲、遊玩、談話的機會都很少，好在王世瑛溫柔敦厚，承擔起教育子女的重任。這一點，冰心印象深刻，稱“她以永恆的天真和誠懇，溫柔和坦白來與她的環境周旋”。
張君勱與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1945年，王世瑛因難產在重慶去世，此時，張君勱正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聞知夫人去世的噩耗，他“傷心欲絕”，為失去這樣一位“非徒夫婦，實誼兼朋友”的賢內助而痛苦。而在上海的鄭振鐸由於正蟄居，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他才獲知此噩耗，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下了“聞世瑛君逝世訊，愕甚！前塵往事，不堪思量”的字句。文字簡短，意味沉痛。
而冰心，直接寫了紀念文章道出王世瑛去世前後的詳情。
1945年3月初，冰心得知王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為張君勱和王世瑛夫婦高興，這樣他們也許可以從失去幼子國康的陰影中徹底走出來。此時，吳文藻和張君勱都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學會，冰心把這個喜訊寫信告訴了吳文藻，請吳文藻轉告給張君勱。天有不測風雲，喜訊不料變成噩耗：“信寫去不到十天，梅月涵（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先生到歌樂山上來，也許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罷，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說：‘君勱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約是難產。’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說不出話來。”
冰心從這個意外的打擊中剛緩過神來，就給在重慶的張肖梅女士（張禹九夫人）和張靄真女士（王世瑛之弟王世圻夫人）分別寫信，詢問了究竟。
張君勱遠在美國，不能見亡妻最後一面，想起當年寫情書的時光，不由得淚流滿面。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誰料到，是天人永隔。
1945年6月，張肖梅女士訪冰心，出示了張君勱挽世瑛的聯語：“廿年來艱難與共，辛苦備嘗，何圖一別永訣；六旬矣報國有心，救世無術，忍負海誓山盟。”
張肖梅提到張君勱赴美前夕，王世瑛同他對斟對飲，情意纏綿，弟妹們都笑他們比少年夫妻還要恩愛，等到世瑛死後，他們都覺得這惜別的表現，有點近於預兆。
1946年年底，王世瑛的靈柩自重慶運回上海，12月29日安葬於真茹鄉橫塘先人墳上。張君勱在繁忙之中抽出時間，寫了一篇感情真摯的《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表以思念：
曹植之賦曰：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嘆。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此正我於役美洲，聞夫人與世長辭，傷心慘絕之感想也。自結縭以來，相處二十年，實為世界政潮洶湧之會，為民主反民主鬥爭之時期。我以渺渺之身，不自量力，每思所以左右之，困心衡慮之。乃變故疊起，夫人亦緣是出入艱難困頓之中，而憂傷憔悴以死矣……嗚呼！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何期古人之言，若預為我留此寫照耶？
張君勱懷著對亡妻王世瑛的不盡思念，沒有再娶，孤獨地度過餘生。
1969年2月23日，晚年力倡新儒學的張君勱，走完了一生。對於“明日之中國文化”做出展望的哲學家來說，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開始。
王世瑛去世後，經常有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男性，手捧一束鮮花，來到王世瑛的墓地，安放在她的墓碑前。這個人就是王世瑛的初戀情人——鄭振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全家搬到北京。鄭振鐸每次到上海辦事，總要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獻花。最後一次去上海是1956年年底。而這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見到過這個或穿長袍或著西裝，手拿一束鮮花，默默地在公墓邊的小徑上走著的中年男子了……
一年多以後，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訪問，次日，代表團乘坐的飛機在卡納什上空失事墜毀，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一星”遽然飄逝，但有兩位大師級的人物為之黯然神傷。逝者活在生者的記憶中。王世瑛若泉下有知，定會了無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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