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明朝灭亡后，内库存银的问题。由于史料记载存在一定差异，故而出现了“厚积”和“空乏”两种说法。“厚积”说主要由郭沫若、刘伯涵、陈梧桐等人提出，他们根据史料《甲申核真略》、《明季北略》、《明申纪事》等来提出的这个说法，其中又以《明申纪事》这本史料中记载的内容最为可信。
因为《明申纪事》的作者赵士锦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在崇祯十七年的三月曾掌管节慎库，当京城城破时，赵士锦得到了李自成的礼遇，“被索不加拷掠”。他同时也是第一批被选用的明亡官员之一，但赵士锦却辞职不干，后来被释放后，便离开京城南下而去。
正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过，所以他在文中记载的“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自万历八年以后所借内库者，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金一百五十余万两”，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厚积”的说法自清初以来就不断被质疑，当时有人认为李自成西运的巨额白银实际上是拷索京城官宦贵族得到的，而不是从内帑中积存下来的。到了近代，李文治通过对明末战争经费的考察，也对内库“厚积”一说提出质疑，他表示当时财政困难，内廷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积蓄，这都是传闻的说法，不可信。
之后，李宝臣分析了赵士锦南下的遭遇后，也认为明亡内库藏银说其实是南明党争用来打击北来诸臣的产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用内库藏银的说法来把亡国责任推给崇祯帝，这就是“空乏”说。
综上所述，从清朝初期以来，关于明亡内库存银问题的论述，大多都是文人根据不同政治立场的野史和不同立场影响下的今人论述，使得“厚积”、“空乏”二说各有其说法，难以辨清真假。但事实上，明朝内库作为京城主要库储，它的运作和王朝财政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明代户部和内府是财源合一的，户部每年要从财政中划拨一部分给内府，这就是说内府财政的征解都是要由户部来负责的。
赵士锦的《甲申纪事》是“厚积”说的理论依据，该书将明亡内库积银的起存时间定为万历八年，这也就代表他认为晚明时期内府聚敛就是明亡内库存银的基本来源。明代内库虽然管理私密，但因为白银需要经过外廷，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数额和名目都会留下痕迹。从目前的文献记载可知，万历内库白银来源一般有金花银、官庄子粒银、侵夺外库银和矿税银这四类。
第一，金花银。金花银又叫京库折银，这是一种明朝折粮银。在正统元年时，为了解决京城武官俸禄支取的不便，便实行了这种税粮折粮的改革。在嘉靖以后，每年征收总额基本有一百万两左右，这些银两在征收之初就被划归给内库收贮。到了正统二年，“令各处解到秋粮折银，赴部出给长单、关填勘合，送内库承运库收贮”。
内府承运库是京城内库之一，专门负责收贮内府的金银，所以它在宫廷财政的运作中的地位极重，可以说，内府承运库的存银相当于明代内府白银的存储规模。而金花银不仅是内府承运库的收取常项，也是考察万历朝内库入银情况的其中一个主要判定指标。
金花折银原本并非都是宫廷御银，还有一部分是武俸数额。根据《万历会计录》记载的，金花银总额为101万两，其中金花银的御用数额为87万两，其实这只是全额征收的情况出现的理想数值。由于受到明朝逋赋惯例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金花银每年的实际入库规模才72万两左右。
第二，宫庄子粒银。宫庄子粒银又被称为皇庄子粒银，是由内廷直接掌握田地征收的租税银。明朝时期，宫庄经营主要采取的是租佃方式，由没有土地或是极少土地的农户承包种地，并按照期限交纳子粒银。在正德元年时，户部为了限制管庄人员肆意征收，曾奏准皇庄土地每亩征收三分银，并把这部分银两归入内库使用。
不过这项规定在实际运作中多有变通，当时子粒银的征收条例也不只一种，因而《万历会计录》在描述宫庄子粒银征收条例时一般使用“不等”一词。至于征收到的数额，据统计，内库每年入宫庄子粒银为49425两。
第三，侵夺外库银。侵夺外库银是指内库依靠皇权侵夺中央部寺储银得来的银两。根据目前史料记载，在成化十七年时，明宪宗曾以内廷“赏赐用度寖广”为理由，侵夺了太仓银30万两归入内府承运库使用。
而在万历八年至二十九年这二十二年中，内库曾侵夺中央部寺库银不下于14次，共侵夺总额不低于200多万两。除了直接侵夺以外，万历六年时，神宗曾以摆脱外廷对内廷召买的牵掣为理由，又在户部应进银两中设立“买办银”，每年从太仓库内侵夺20万两白银供内府召买支用。而且户部除了要进纳买办银外，还要担负内府一部分的召买之责。所以照此估算的话，神宗朝内库直接侵夺了外库白银不下1000万两。
第四，矿税银。矿税银是万历二十四年时，神宗以重修两宫的名义实施的财政聚敛政策，一共实施了二十五年。但实施矿税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作为两宫营建的经费，而是为了作为御银存储被纳入内库。所以在“矿”、“税”的范围上，神宗实现了最大限度地搜刮，也就是“无地不矿，无物不税，随在置筦，随处弄缗”。
进纳数额原本是评析万历矿税事件的重要依据，但因文献的缺失，只能作出大概估量。根据统计，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年间，一共进纳白银669万多两，由此可估算出整个矿税期间，进纳入内库的白银应该在1000万两以上。若是以矿税期间各地定额商税来统计的话，每年直接纳入内库的矿税银达到230万两。
综上所述，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四十八年这四十年中，被纳入内库的白银总额将近7000万两，其中金花银大约3000万两，宫庄子粒银大约202万两，侵夺外库银两大约1000万两，矿税银大约2766万两。当然，这些进银数额并不是指该库的实际积聚总额，毕竟内库不仅要聚敛钱财，还要维持宫廷财政的正常运作。而即便是在极度节制的正德初年，为了维持内府的正常支用，内府承运库每年也需要使用多达50万两的白银。所以，万历后期时的内库白银实际上是远低于进纳总额的。
在万历四十六年时，辽东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判明，随着明军一次次地战败和关内诸多农民起义的发生，晚明财政进入到王朝最后的战时运作时期，此时国家财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军需粮饷的供给。神宗意识到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便立刻下令拨出军饷到前线。但此时外库的银两却已捉襟见肘，无论是太仓库还是兵部常盈库都不能满足于军饷的正常供给，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筹集战时军饷。
一年后，神宗驾崩，只遗留下“帑如山积”的内库存储和几近崩溃的国家财政，这样“内重外轻”的财政矛盾正在不断加重。其实神宗晚年时也曾发帑济饷，但却不过是杯水车薪。直到光宗朱常洛继位后，为了拉拢人心，一边改变聚敛政策，一边发帑协济。光宗死后，其子熹宗继续延续他发帑协济的政策，如此一来，外廷奏支内帑成了一种常态。
至于支帑数额方面，在辽东之变的十年里，内库一共协济外廷支银2600多万两，每年平均约265万两。是内库金花银正常入库的2.5倍，所以此时的内库白银已经处于严重入不敷出的亏空状态了。由于亏空太过厉害，到了天启后期时，比起光宗时期的“内帑山积”，此时的内库存储已经开始出现内库支用危机了。故而，熹宗曾一再强调：“以后急需，不得专靠内帑”。
由此可知，依托万历中后期“矿税”“买办银”等手段积攒下来的财富，使得内库在辽东之变后的财政运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千万两的财政协济虽然暂时缓解了国家财政压力，但是随着辽东战事的不断加剧和国内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内库已经无法再承载源源不断的军需消耗。而且从天启后期的内库告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央财政体制的彻底崩溃，要想继续维持战时财政运作，只能进行三饷加派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明亡内库“空乏”说是比较可信的。其原因有几点。第一，辽东之变后外廷曾频繁支帑，至天启末年后，前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基本已经亏空，这一点和赵士锦描述的观点是不相同的。第二，思宗贪财惜费的观点不成立。因为崇祯年间，内库仍不时地承担着公共支取职能。
第三，到了明末时期，赋税逋欠已经日益严重，征解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内库根本无法再继续聚敛财物。在崇祯年间，全国金花银拖欠率极为严重，宫庄子粒银也因金兵南下袭扰掠夺而出现了征、解困境。再加上内库虽然是属于内廷私属管理，但当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它仍要扮演重要的财政补苴角色。因而明初时期提出的“厚积不发”观点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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