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衝來了黃梅戲?
王秋貴
1958年4月，湖北武昌，東湖客舍。毛澤東提出一個疑問："黃梅戲怎麼到安徽去了？"
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回答："是大水衝去的。黃梅縣地處在長江、龍感湖之間，每次水災，會唱黃梅戲的水鄉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慶一帶去賣唱。"
以上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並未言及。三十年後，梅白撰文《毛澤東看黃梅戲》，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後來，政協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和政協黃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湖北文史資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輯（總第四十九輯）《黃梅戲史料專輯》，又將此文作為特稿收錄為該專輯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詞很肯定。可是，數月後，毛澤東把這個問題又重問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樓。毛澤東問曾希聖："湖北有個黃梅縣，為什麼黃梅戲出在安徽？"這回不是說"到安徽去了"，而是說"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對"大水衝去"的說法有所存疑？
時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長的楊傑回答："黃梅縣與安徽宿松縣交界，舊社會可能黃梅縣災民逃荒到安徽，他們既唱黃梅調，又吸收了安慶地方民歌，形成了現在的風格，成為黃梅調。"毛澤東又問："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楊傑回答："她是安慶桐城人。"接著，主席高度評價嚴鳳英和地方戲曲，說："我喜歡家鄉湖南花鼓戲。黃梅戲更好聽。嚴鳳英是個出色的演員，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國人人皆知的故事。"
這段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也未言及，也是後來由楊傑撰文《嚴鳳英與黃梅戲》，發表在《黃梅戲藝術》1997年第1期。
楊傑的回答較謹慎，加了"可能"二字，但這個"可能"也非空穴來風——它來自一種流傳很廣的道路傳聞，而這傳聞說得言之鑿鑿：確切到時間——清乾隆五十年左右；確切到人物——黃梅縣的災民；確切到地點路線——從湖北的黃梅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確切到演唱形式——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 確切到歌唱的曲調——"採茶調"。雖然1954年距乾隆五十年（1785）有169年了，但傳言者說得就如親見親歷一般，以致許多讀書人乃至一些領導幹部都採信了。（參閱《採茶的足跡》一文所引，見《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第15頁。）
看來，"大水衝來黃梅戲"的判斷，已經成了那個時期帶有共識性的結論。
正是這麼言之鑿鑿的確切而周全，引發了我的探索興致——因為他們都只是作出判斷和陳述，而沒有提出陳述的依據和判斷的證據，還需要進一步考究。如果能找到一些材料，來證明這個判斷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豈不就是一道很好的研究課題？
然而，剛開始研究，還沒來得及搜尋材料，就發現了問題。
首先是對演唱形式產生了質疑——"道情"又叫"漁鼓"，是一種說唱故事的曲藝，所使用的配合節奏的樂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稱"漁鼓"，還有"簡板"。"金錢板"也是一種曲藝，使用的擊樂器也就是"金錢板"。"連湘"則是一種民間歌舞的道具。"道筒"、"連湘"和"金錢板"都是特定節目的特定樂器或道具，與"採茶調"無關。"採茶調"，無論是茶農單人清唱、多人散唱，還是乞討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連湘"和"金錢板"。即便是燈會上群體性載歌載舞的"採茶燈"，其道具乃是十二"採茶女"各執特製的"茶籃燈"，兩名隊首擎著綴滿彩花的彩燈或特製的"茶樹"；所用的伴奏樂器則是鑼鼓，有條件時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樂隊人員的。任何一個"採茶燈"班都斷不會用"道筒"、"連湘"和"金錢板"來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會使用。所謂"乞討時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來演出家鄉流行的'採茶調'" ，不符合民間藝術表演的實情。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乞討時有的唱道情，有的打連湘，唱金錢板，唱採茶調。當然，實際上乞討者的表演還不止這些，還有蓮花落、打花鼓、唱鳳陽歌等等。
經過一番考查之後，又產生了更大的質疑："大水衝來黃梅戲"的說法，與這一帶的地理形勢和逃水荒的自然規律很不相符，與當地的歷史記錄也不相合。
先看看地理形勢。
從黃梅縣到安慶地區，不論走水路還是陸路，宿松縣都是必經的第一站。
黃梅與宿松是山水相連的緊鄰，同處長江北岸，大別山西南麓。兩縣城間距離僅20公里。地勢也很相近：北部屬大別山區，中部多丘陵和田畈，南部臨江是沖積性洲地平原。具體比較一下——
黃梅縣總面積1640平方公里；宿松縣總面積為2393.53平方公里，比黃梅縣大。
黃梅縣耕地面積79.6萬畝；宿松縣耕地面積為65.95萬畝，比黃梅縣少。
黃梅縣境內長江流長41公里；宿松縣境內長江流長63公里，比黃梅長22公里。
黃梅縣水域面積21萬畝；宿松縣水域面積為125萬畝，比黃梅多104萬畝。
附：黃梅縣1982年人口76.8萬；宿松縣1982年人口為64.7853萬。
黃梅縣境內的主要湖泊：龍湖（或稱感湖、龍感湖，與安徽宿松縣共有），太白湖（與本省廣濟縣共有），源湖（縣轄）；宿松縣境內的主要湖泊：龍感湖（分龍湖、感湖；含小賽等子湖；其中龍湖與湖北黃梅縣共有），大官湖（含大賽湖等子湖），黃湖，泊湖（即古雷池，跨本縣與太湖、望江三縣）。【1】
將兩縣的地圖並列著比較，就看得更清楚：
宿松縣的幾個湖泊都相連通，把全縣陸地截然分割為南北兩片，南部江湖之間是沖積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巒。當地人把這兩大片分別稱為"洲上"和"後山"。而黃梅縣境內陸地完全連片暢通，最大的湖泊便是東南與宿松共有的龍湖即龍感湖，與宿松縣內的湖面不可比擬；西邊的太白湖與廣濟縣共有，面積更小；縣轄的源湖又比太白湖還要小。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以長江論，黃梅位居上游，宿松處於下游。以湖泊等水域論，宿松境內的水域面積是黃梅的數倍。按常理，無論是山洪暴發，湖水暴漲，還是長江潰堤，宿松縣受災不至於殃及黃梅，而黃梅縣受災則往往會殃及宿松。兩地都受災則宿松偏重。黃梅人逃水荒，應該是向高處走，逃到無災或輕災區，而不至於反而往下游，逃到災情更重的宿松縣去。
這樣看來，毛澤東對"大水衝去"的說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因為他不但是位革命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還是軍事家、戰略家，對中國地理是瞭如指掌。當年佈局渡江戰役，他對長江中下游的地勢水情，就早已爛熟於心了。惟其如此，聽了楊傑的回答後，他還緊問一句"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在聽了梅白的回答後，他又告誡："你們黃梅人還是演自己的土戲好。"
再從歷史記錄看。
《黃梅採茶戲志》說："從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黃梅縣發生特大自然災害一百零三次，其中大水災有六十五次，平均六年有一次大的災害，水災連年不斷。清乾隆、道光時期又最為突出。""頻繁的災害，特別是年復一年的水災，迫使青年男女紛紛學唱採茶戲，以適應災年逃荒求生存的需要"。【2】
從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共有572年，時間太長，記錄太多，恐怕讀者嫌繁瑣。那麼，我們就來查閱一下災情"最為突出"的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間，黃梅、宿松兩縣的災情記錄：
以上歷史記錄表明：從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三十年（1850），這97年間，黃梅縣受災28次，宿松縣受災36次，其中——
水災：黃梅縣19次，宿松縣20次；
旱災：黃梅縣4次，宿松縣8次；
蝗蟲：黃梅縣3次，宿松縣5次；
其他：黃梅縣不知什麼災而鬧饑荒1次，發生冰凍1次 ；宿松縣受風災2次，地震1次。
兩縣的記錄，詳略與程度或有不同，那與撰稿者行文措詞有關；而災情數據不至於有錯漏。相比之下，還是宿松縣遭受災害更加多一些，頻繁一些，也嚴重一些。
從這些"祥異"記錄中，我們注意到，黃梅縣逢"大有年"3次，"平原有年"1次，"秋有年"2次，"麥大熟"1次，"天雨豆麥穀米"1次。而宿松縣則無此類"祥"記錄。"大有年"即大豐收之年；"平原有年"即平原地區豐收；"秋有年"是秋季豐收；"麥大熟"是夏季豐收。"天雨豆麥穀米"則是一種特別的奇異事件，不亞於"天上掉餡餅"——大概是"龍捲風"，把外地某個稻場上晾曬的糧食捲起來，恰巧落在黃梅縣境內了。
中國是農業國，官方、民間對農產的豐歉都相當看重，但作為縣誌"祥異"，正常年景是不作記錄的，只有特別的豐收年和災歉年才載入史冊。黃梅縣記錄了7次豐收，1次奇異，足以說明黃梅縣的年成，總體上比宿松縣好。
我們還注意到，兩縣縣誌記錄米價所用計量單位的區別：黃梅縣用"石米"，宿松縣用"鬥米"。我們知道：正常情況下，官府徵收"皇糧"，地主收租和大戶倉儲，糧商貿易轉運，這些都是大批量進行，所以計量單位就大，用"石米"；普通市民、手藝人、小商販等平民百姓之間的糧食交易，則是少量而零星的，所以計量單位就小，用"鬥米"。兩縣縣誌撰稿者措詞用語習慣的不同，也可以看得出，黃梅人顯得比宿松人要大氣些，底氣足一些。這又從側面印證：黃梅縣的財政實力強一些，宿松縣的財政實力弱一些。
據此，如果反過來說，宿松的災民逃荒到黃梅（於是把"採茶調"作為乞討手段也帶了過去），則既有史志記錄依據，又有黃梅人的詩句可作旁證——黃梅人喻文鏊的《流民嘆》詩，這樣描述：
攜妻挈子一路哭，狗聲狺狺雞升屋。
千村萬落遮道來，去者未已來者續。
夜則露棲日乞糧，成群數百逃災荒。
自六月尾至九月，結隊漸多漸分張。
問渠來自何處所？廬、鳳一帶連淮、楚。
前者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
二麥乾枯荒特奇，大田插蒔況無時。
青草不生水源竭，渴不得飲安問飢？
出門行行幾百裡，中途賣女繼賣子，
早知兒女生訣離，何如相抱故鄉死。
黃梅縣尉一何賢，日日來散流民錢。
汝曹得錢一飽罷，慎勿作橫遭官罵。【3】
詩中說外地流民成群結隊逃到黃梅，黃梅縣的官員每天都給流民發錢，不僅說明黃梅的官員慈善惜民，也證明那時黃梅縣具有這樣的經濟實力，至少當年沒有受災。詩中又說那些流民是因為旱災鬧饑荒而逃到黃梅縣，可見不是被"大水衝去"的。詩中還明確地說災民來自"廬、鳳一帶連淮、楚"："廬"指古廬江郡(府)，就包括宿松、望江、太湖、潛山等縣及安慶；"鳳"就是安徽鳳陽；"楚"的範圍很廣，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大片區域；而"淮"，就是指淮河流域，淮河源出河南，流經安徽、江蘇，不涉及湖北。
此詩作者喻文鏊，字冶存，人稱石農先生，乾隆年間恩貢，應該是當年黃梅縣賑濟外來災民的見證人。
再來看看乾隆五十年兩縣的災情：黃梅縣是"夏大旱"（三個月），宿松縣是"夏、秋大旱"（六個月），時間長得多；黃梅縣是"人多流亡，道饉相望"（飢餓的人互相干瞪眼），宿松縣是"餓殍相藉，民多遠徙"（餓死的人屍體壘疊），後果又慘烈得多。
那麼，黃梅的災民是不是也有可能快速越過宿松，逃到更東邊的太湖縣去乞討？然而，也有歷史記錄證明，那還是不可能的——
民國五年版《懷寧縣誌》卷四《官署》第十九-二十頁"萬壽宮"條，記康熙"二十四年，巡撫薛柱鬥於大門內建御碑亭，後屢有增葺"。積至清末，共聚御碑十三座。
其中第十二碑刻記乾隆五十一年太湖縣災民挖蕨為食的事：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奏，上諭："據書麟奏，太湖縣唐家山地方鄉民掘挖蕨根，見土內雜有黑米，磨粉攙和好米煮食頗可充飢，民人聞風踵至刨挖等語。此項挖出黑米，或系從前窖藏之物，但唐家山並無人民居住。或竟系天地生出，以濟饑民口食，亦未可定。該處既有此自然之利，為數較多，恐遠近居民聞風刨挖，以致攘奪紛爭，亦所不免。現在雖有該縣往彼彈壓，勿令滋生事端，並查明該處民人刨挖時有無爭辯滋事之處，據實覆奏。欽此。"又，於奏報兩水摺內同日奉到硃批："覽奏，俱悉汝所奏窖米事，成詩一章，汝與屬吏皆應知此意，實心愛民。欽此。"
第十三碑則刻著乾隆皇帝專為此事而作的御製詩：
草根與樹皮，窮民御災計。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茲接安撫奏，災黎荷天賜。穵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磨米攙以粟，煮食充飢致。得千餘石多，聞非村居地。縣令分給民，不無少接濟。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嗟我民食滋，我食先墮淚。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感愧之不勝，遑忍稱為瑞。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孫曾元共識，愛民悉餘志。
第十二碑記：地方官上奏時間是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八。那麼，太湖縣唐家山饑民挖蕨為食的事件，就應該發生在這之前——饑民把家裡的存糧吃完，再向富戶借糧，直到借貸無門，不得已而挖蕨為食。此事件形成規模，造成影響，然後才被官府發現並重視起來，以致上報到朝廷——那就應該是上年即乾隆五十年的事了。
第十三碑御詩中"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二句，顯然是批評省、府、縣地方官沒有做好賑濟災民的工作，以致老百姓要靠草根樹皮充飢，"穵蕨聊餬口"。
這兩座碑，更加證實："乾隆五十年左右"，安慶地區不僅與黃梅接壤的宿松縣災情比黃梅縣嚴重得多，鄰近的太湖縣也同樣在鬧饑荒。
所謂"乾隆五十年左右"黃梅的災民"逃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來了"的說法，完全違背了歷史真實。
真是"三人成虎"，一則道路傳聞居然傳了那麼久，那麼廣，還被那麼多人採信了。其實，"大水衝來黃梅戲"原來是無稽之談。
民間文化交流的渠道多得很，也非常暢通，實在不必借"逃水荒"的機會。否定"大水衝來黃梅戲"，也並非否定黃梅人、湖北人對黃梅戲的貢獻。實際上還不止他們，江西人、本省的池州及相鄰地區的許多民間藝術家，都對黃梅戲作出過貢獻。
那麼，黃梅戲究竟從何而來？採茶歌是否為黃梅縣原創而傳到宿松、望江、太湖以至全安慶地區？由"採茶歌"或曰"採茶調"發展而成的採茶戲，又是從何而來，是怎樣從歌曲變成戲曲的？
請讀《採茶的足跡》——載《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
【1】 以上介紹，黃梅縣部分，據《黃梅採茶戲志》（黃梅縣文化局編，主編桂遇秋）第4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宿松縣部分，據《宿松縣志》（宿松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總編吳伯貴）第7、8、5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2】 《黃梅採茶戲志》（黃梅縣文化局編，主編桂遇秋）第4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3】 光緒版《黃梅縣誌》卷三十六《藝文志•七古》，同書卷二十五《人物誌•文苑》喻文鏊小傳，見臺北市湖北黃梅縣同鄉會據"光緒二年二月開雕"的《黃梅縣誌》原本，製作為四拼一影印本，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印行。下圖即此書封面和首頁。
附錄： 黃梅、宿松兩縣"沿革"、"山川-水"、"風俗"記錄
閱讀更多 安慶發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