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WeWrite發佈的第247篇用戶投稿
By 中讀用戶@136
來到作為旅遊勝地的波斯皇宮遺址，人們除了想象它往日的雄偉、輝煌之外，誰能說出這個2400年前的古老帝國還留下了一些什麼？
實際上，那個被亞歷山大大帝搗毀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跨大陸的“世界帝國”。
以今日伊朗為中心，橫跨印度河谷、中亞、西亞、北非和歐洲愛琴海沿岸面積將近700萬平方公里（遠大於秦朝的面積），人口約2000多萬，具有（嚴格說是從原先統治波斯的米底人那裡繼承了）世界上第一個一神論宗教（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耶路撒冷三大宗教之先聲，中國又稱“拜火教”），運行著世界上第一個驛道、郵政和情報傳遞系統，建立了地方自治與中央劃分行省、派遣總督相結合的政權體制；行省納稅，中央操辦公共基礎設施工程的財政體制，以及中央政府大體尊重各民族宗教、語言，與地方貴族建立利益共同體的政策。
相比之下，彼時的中國還處在春秋亂世。之前的西周，已然崩潰，原因之一就是沒有集中的稅收財政制度；將有限的土地資源用於獎勵層出不窮的立功者，是不可持續的。
雖在中央集權的行政官僚體制之下，秦國軍隊可以打遍中原無敵手，但至少是從地理上，還是比不上波斯把軍隊開到距首都2000多公里以外去征服埃及，以及到4000公里以外（超過北京到伊犁）去跟希臘人同時進行陸、海作戰的紀錄。
歷史上每一個龐然大物，它曾經的雄偉屹立以及黯然倒下，都不應視為毫無意義。
同樣道理，每一個看似並不那麼偉大的存在，它的百折不撓，或百死後生，也都不應視為僅僅偶然。
除了軍事地理、地緣政治上的不可比性之外，從組織上說，尤其對於經營大範圍、多民族的國家（或國際組織）來說，波斯的失敗應該是有深刻教訓的。
從統治效率上看，波斯是具有一定的行政效率的——它的軍隊可以開得足夠遠，財富也可調集相當的多。從文化上看，波斯有著拜火教的深厚傳統，另一方面，統治者也能與各地貴族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相互以禮相待，尊崇各自的神祗。
這樣一種制度，可謂要武有武、要文有文。然而它還是出了問題。
它的問題還不僅僅是一經搗毀，難以整合。
它的更要害的問題，是似乎缺少一種內部生成的自我反省、自我調整的力量。在它幾次戰敗之後，亞氏入侵之初，犯了一系列錯誤之時，人們並未見到這種力量發揮作用。
波斯的脆弱，在希臘的襯托下，反差顯得格外強烈。作為“小國寡民”的聯合體，希臘人在雅典帶頭下對波斯的反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全民抗戰。（性質與亞氏東征不一樣，亞氏東征應純屬帝國角逐。）
但在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麾下人馬雖英勇善戰但數量上絕不佔優勢（僅區區5萬），波斯帝國卻只有各地貴族不戰而降的記錄，而沒有希臘那種聯合行動、集體抗戰的事例。
這種差別，西方人一律說成是“民主”與“專制”使然。但這樣說，過於簡單化。
與中國的情況相比，從西周解體到秦國崛起，再到繼往開來、規模更大的漢朝，中國一直從內部激發著重新發展組織、聚合社會、應對危機、構建制度的力量。貫穿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各國變法，以及秦末漢初的民眾起義、國策調整等等，都是那種內部動力的不同表現。
在波斯帝國曆史上，與世界上一切王朝一樣，宮廷傾軋，權力爭奪的事例不少。然而似乎卻缺少來自內部的不滿現狀、告警危機和順應變化的勢力。它缺少像漢初時的張良、陳平、陸賈、婁敬，以及後來的賈誼、司馬遷等人那樣，不失時機地給皇帝上課的人。
最大的三次波希戰爭中，波斯帝國總是改不了慾望高於計劃，陣容優於操作的形象：
前492年水陸並進對希作戰，海軍在途徑亞陀斯海角（Mount Athos，即東正教聖山阿索斯山，今希臘境內一特殊的神權自治共和國）時陷入風暴，幾乎全軍葬身魚腹，損失了300艘戰艦；陸軍繼續推進（既然這樣，水陸並進又有何意義？），至色雷斯遭遇抵抗，提前撤軍。
前490年的對希作戰，興兵10萬，決戰馬拉松。對手雅典只有1萬多名“重裝兵”和1千多名援軍。但重裝兵全身鎧甲，擅長密集隊形作戰；波斯步兵並無甲冑，只有藤盾，慣於散兵作戰。
雅典得勝的另一重要原因，據說是指揮官對波斯軍隊瞭解甚多，知己知彼，且奇正兼用，正面佯攻，斷敵兩翼，取得了戰役勝利，並在得勝回軍途中阻止了另一支波斯軍隊對雅典的偷襲。
前480年，波斯由100個民族組成30萬大軍，外加1200艘戰艦，發動第三次波希戰爭。至薩拉米斯海戰（Battle of Salamis）時，希臘聯軍只有陸軍11萬，戰艦400艘。但希臘艦隊發揮其船小靈活的特點，在狹窄海灣運轉自如，以接舷戰和撞擊戰反覆突擊波斯艦隊，迫使波斯敗退。
隨後，在普拉塔亞戰役（Battle of Plataea）中，波斯的陸上軍力再次被希臘重裝兵擊潰。
以上每次失敗，都給人留下頗多技術上的疑問，都讓人感到是強勢出戰，倉皇收兵。
期間，據說也有提忠告、獻策略的人，但都沒有得到響應；波斯君主對他們的態度，大致就像楚霸王項羽對待自己的老師範增那樣，聽一耳朵，但不理會。
從第三次波希戰爭結束到亞歷山大東征開始之間的近一個半世紀裡，波斯更沒有留下上層辯論，改革圖變的記錄。
由此人們可想到，一種封閉的貴族政治，如果在它的圈子外圍沒有一個抱有天下情懷且掌握管理知識的精英階層——如果統治者沒有這樣的合作伙伴，一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的帝國要想不犯錯誤、不自我顛覆是不大可能的。
其實，直到現代，在很多國家，都做不到在它的權力中心周圍構建起，並經營好，一個由社會精英組成的，與它合作併為它補充能量的外沿。
如果缺少那種內部介於核心與基層之間，但又不僅僅扮演行政附庸角色的中間機制，任何體制，無論叫什麼名字，都難免會是脆弱的。
受文革時流行歷史觀的影響，中國人自己往往瞧不上那種內部動力，以為全都不夠徹底，不算決裂，不是革命；其結果，只不過是舊體制的了無新意的循環。
但從另一角度看，難道不正是這種看似沉悶的循環，才保證了中國文化歷經朝代更迭、外族入侵也從不中斷的傳承與發展嗎？波斯文明幾次輝煌，又幾次被切斷，從宗教到文字都未能得以傳承，難道是更精彩的選擇麼？
由此人們也可聯想到，一個組織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它表面上多麼強大、多麼富有，而歸根結底取決於它調整自己的能力，比如危難時的堅忍不拔，落後時的迎頭趕上，吃虧是低頭思過，和平時的居安思危。要做到這一點，無論任何制度，都必須把一個社會里勤于思想、善於創新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圍，從他們中間汲取自新的動力。
強秦兼併六國的前夜，荀子入秦考察，歸來後，雖承認秦國統治有效，但不認為它是自己心儀的地方，究其原因，歸根結底，是沒有儒。
他所說的儒，不僅僅是指社會上的教書先生、文藝青年，而更重要的，是指那種有能力做“王者師”的人。
也正是因為沒有儒，秦朝在一兩個佞臣國賊的禍害下，迅速喪盡元氣。而漢朝，在它的興起之初，卻聚集了三教九流的各路才俊。後來中國每一次自新的成功都是這樣的情況。
閱讀更多 三聯中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