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種史料記載是七月七日，驕陽似火，四野蒸騰，長江從天際流至江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蘇東坡的官船終於順江而來，靠近江寧碼頭。
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湖北黃州“安置”四年，然後“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與其弟蘇轍同遊了一趟廬山之後，他特地繞道江寧，前來拜訪已於八年前隱居鐘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嚴格地說，中國歷史上粉絲最多的文人蘇東坡，是經過“黃州四年”冶煉之後誕生的：之前他叫蘇軾，字子瞻，他在黃州府衙的東方坡地開荒耕種，從而自號“東坡居士”；更重要之處在於，他在黃州寫出了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遊》和《寒食帖》等代表作，從而奠定了自己偉大作家的文學史地位。
迫於朝廷政治壓力把蘇軾貶到黃州的宋神宗，也曾廢寢忘食閱讀蘇東坡的“黃州詩文”，身邊人把蘇東坡比成李白，作為蘇東坡超級文學粉絲的宋神宗卻說：李白有東坡之“才”，卻無東坡之“識”。
此時的江寧知府王勝之，也是蘇東坡忠實的文學粉絲。
貶謫黃州之前幾年，蘇軾在杭州當副市長，寫有名詩《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此詩當然非常漂亮，據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考證，蘇軾也頗為自負；然而，你不覺得此詩有些過於濃麗，甚至還有那麼一縷文人的輕佻？
等到“黃州四年”蘇軾成為蘇東坡後，與其弟遊覽廬山，同樣是寫風景，《題西林壁》的風概卻大不相同——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歲的時候，在《登飛來峰》中也寫過與《題西林壁》異曲同工的詩句：“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蘇東坡來江寧這年，王安石六十四歲，還有兩年就去世了，也已經建立起自己作為歷史偉人的功業。
“王安石變法”震古鑠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後，王安石毅然“裸退”隱居鐘山，以一生清白向歷史證明了一位政治領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終身政敵”司馬光也承認其“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南宋大儒陸九淵曾經讚歎王安石“潔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論大師梁啟超，更是在其《王安石傳》中，把王安石推崇為我國“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們民族的兩位巔峰偉人，終於在江寧相會了。
王安石穿一身與鐘山農民沒有多大區別的衣服，騎著一頭毛驢到江邊迎接蘇東坡。
來不及冠帶的蘇東坡慌忙出船長揖而禮：“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
王安石則拱手而笑：“禮豈是為我輩設？！”
這一對原來的“政敵”旋即超越政治藩籬，還原成瀟灑飄逸、風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們民族的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就這樣體現在兩位優秀兒子身上。
二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歲的王安石從江寧出發到汴京參加科舉考試，自此走上從政道路。
王安石十六歲時隨父進京述職認識了曾鞏，曾鞏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薦給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得到歐陽修的高度評價：“翰林歲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然而，王安石十八歲時其父突然病逝於江寧通判任上，王安石在為父守孝期間，決定放棄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據其《憶昨詩》記載，他決心以兩位古代聖賢“契”和“稷”為榜樣，承擔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國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進士。
其實應該是狀元。
據鄧廣銘先生引用過的史料王銍《默記》記載：當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閱時，是已經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韓絳第三、楊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賦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許觸碰到了宋仁宗忌諱“朋黨”的神經，宋仁宗很不高興，採用漢武帝“後來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與楊寘互換，於是楊寘成了那一屆的狀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個公務員職務是“籤書淮南節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頭扎進帝國的基層政權部門，一邊積累基層政治經驗，一邊撰寫《淮南雜記》，奠定自己日後改革的思想基礎。
第二年，范仲淹和韓琦、富弼等人領導推行“慶曆新政”，然而，僅僅一年多便宣告流產失敗，韓琦也被貶到揚州，成為王安石的頂頭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讀書達旦”，常常坐著打個盹就上班去了，有時連臉都不洗，加之不愛修邊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韓琦以為王安石沉迷歌樓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讀書，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棄。
面對上司的誤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辯，依然潛心撰寫自己的《淮南雜記》。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進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幹滿一任之後，便可以申請回朝廷擔任館閣之職，經常在皇帝身邊出頭露臉，提拔的機會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對自己的從政道路有著明確的自我設計：先當幾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學”；所以，揚州三年任滿之後，他選擇知鄞縣，當一個親民的縣委書記。
王安石在鄞縣的政績《宋史》有明文記載：“起坡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便是後來“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的雛形：相當於官辦“小額貸款銀行”，在農民青黃不接之際，以農民田裡的青苗作抵押“貸谷與民”，待豐收之後再還本付息；當時民間的高利貸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僅用於借貸工作的損耗與運轉——二十世紀孟加拉人尤努斯辦了一個類似的“窮人銀行”，為此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經歷中，王安石積累起極大的官聲人望。他不僅深受老百姓愛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視為奇才，用司馬光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鹹被其澤。”
三
和王安石參加科舉考試的年齡一樣，只不過晚了十六年，蘇軾從四川眉山來到汴京，以全國第二名高中進士，風頭比王安石更勁。
蘇軾本來也應該是狀元。
蘇軾的“高考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在汴京一鳴驚人，由於主考官歐陽修怕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便把它壓為第二名。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飽學如歐陽修也不知道出處，事後才從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於《古文觀止》。
蘇軾的第一個國家公務員職位是陝西鳳翔籤判。
由《宋史·蘇軾傳》可知，蘇軾童年曾與其母有一段關於東漢政治英雄範滂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蘇軾從小就有一種基於正義的政治激情，從他在鳳翔所作《喜雨亭記》來看，也有一種心繫百姓的民間精神。但是，如果說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話，蘇軾終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愛好者。
據史料記載，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個“小軒窗、正梳妝”的王弗，對初到陝西為官的蘇軾頗不放心，一直跟著來到鳳翔。夫妻二人達成協議：凡是蘇軾結交的朋友，都需要經過其妻驗證通過。為了給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來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內室中觀察，待朋友走後，王弗才告訴丈夫，誰可以深交，誰應當保持距離、適可而止。
就這樣，蘇軾仍然與鳳翔一把手陳希亮搞得彆扭叢生。
陳太守是軍人出身，他當年在長沙為官的時候，也曾經一口氣搜捕過七十多名欺壓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時陳太守年事已高，與蘇軾這樣的風流才子相處，計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風流才子容易擺譜，這就造成了兩人之間的一系列戲劇性矛盾。鬧得最厲害的時候，甚至連皇帝都驚動了——多年之後，蘇東坡為陳太守作傳，曾表達過慚愧：“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色，已而悔之。”
與王安石不同，蘇軾在鳳翔任滿之後，按北宋不成文規定回到了朝廷。此時王安石在揚州的頂頭上司韓琦已是當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蘇軾文筆漂亮，想破格提拔他為翰林學士撰寫皇帝詔書，韓琦認為人才應該一步一步歷練，官場應該講究秩序和規矩，最後蘇軾只判登聞鼓院，但蘇軾認為韓琦是“愛人以德”。
四
通過在基層充分歷練和積累後，王安石三十六歲從地方回到朝廷，擔任掌管全國財政和漕運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綱領——《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稱“萬言書”。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為切入口的教訓，換成以“經濟改革”為切入口。
此時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國勢陷入“積貧積弱”困局。
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問題為例：宋太祖開寶年間的軍隊總人數是37萬，由於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間，軍隊總人數已達66萬，宋仁宗慶曆年間是125萬，宋神宗登基前是140萬，是宋太祖時期的3.78倍——隨著軍隊與官員人數的成倍膨脹，北宋的財政收入幾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現“赤字”。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臺前兩年，國家財政虧空已達1570萬緡。
宋仁宗在啟用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時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
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綱領時，與“慶曆新政”失敗已經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邁年高，心灰意冷，當年追隨范仲淹的韓琦和富弼，此時雖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銳氣：他們這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綱領採取了“留中不發”的冷處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機會。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繼位。英宗從身體到精神都不夠健康。此時正值王安石母親仙逝，王安石也就辭官回到江寧，一邊為母親守孝，一邊為那些從全國追隨而來的政治粉絲講學，為日後的改革事業培養人才。
直到二十歲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
宋神宗還在潁邸的時候，就已經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粉絲。當時潁王的秘書兼老師韓維，講課每講到潁王拍手稱快處，都會坦率地指出：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觀點——終於，潁王被王安石的改革願景震動了。
宋神宗繼位後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並以“越次入對”的殊禮，邀請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國是，最後以“師臣”禮遇入閣拜相，推出了震古鑠今的“王安石變法”。
五
蘇軾從陝西鳳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蘇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親和妻子靈柩回四川眉山安葬，併為其父守孝三年之後，回到朝廷已是熙寧二年，王安石領導的變法運動正轟轟烈烈地展開。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的發展將提前進入快車道。
史料記載王安石“目光如電”，他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經濟思想，已經接近現代經濟學原理，然而，歷史的悲劇在於，當時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
變法派領袖王安石與反對派領袖司馬光都是意志堅定、毫不妥協的政治家，僅從中學課本上的《答司馬諫議書》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安石與司馬光是如何地針鋒相對。
反對派給王安石扣了三頂“政治帽子”：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在儒學傳統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卻針鋒相對地認領了這三頂“政治帽子”，以堅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對帝國的改革。
林語堂先生有句話說得很到位：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用蘇東坡的“紅顏知己”王朝雲的話來說，他是“滿肚子不合時宜”。
王安石於熙寧二年二月全面推行變法，蘇軾於同年五月就作《議學校貢舉狀》進行反對；熙寧四年二月，又作洋洋萬言的《上神宗皇帝書》，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蘇軾的正面主張屬於老生常談，但其總結歷史、分析時事卻縱橫捭闔、雄辯滔滔。——錢穆先生就指出過這一點：蘇東坡的建設性意見幾無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語言卻才華橫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幾為蘇軾的筆頭所動搖。
然而，此時王安石仍能忍耐蘇軾。
支持改革的御史謝景溫曾風聞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國家專營商品，按照人治社會的潛規則，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對派急先鋒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搞過幾次“政治小動作”，然而在查無實據之後，王安石卻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
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越過了政治爭論，屬於離間君臣的“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下決心把這面反變法旗幟罷出朝廷。
熙寧四年四月蘇軾是開封府推官，被貶為杭州通判，相當於副市長，在行政上是平級的。此後，在王安石執政期間，熙寧七年蘇軾還升任密州知州，熙寧九年又遷徐州知州。
從在密州所寫《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來看，這個時期，蘇軾仍然充滿政治激情。
六
到熙寧九年，王安石前後八年兩度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驚濤駭浪的風口浪間，頑強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宏偉改革，直到耗盡最後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歸隱鐘山。
鐘山白塘已屬江寧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亂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幾戶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時就看中了這片土地，他託朋友代購以作退身之用。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愛子的靈柩，與老妻吳氏一起退隱到鐘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寫的願望終於實現，他與明月一起回到了鐘山。
他像當年設計北宋帝國一樣設計自己的園林：幾間與山野農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簡陋，據《續建康志》記載，也就“僅蔽風雨”而已，而且開放得連一道圍牆都沒有，有人出於安全考慮，勸他還是築一道圍牆，王安石沒有采納；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書生情懷，把園林修建得充滿“尋山問水”的文人之美——他擔土為丘，鑿地為池，還種植了三百多株能夠迅速成林的楝樹，中間雜以山桃溪杏……多年積水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勢利導引水為渠，使之與江寧河相通，他每去江寧，便可僱乘民間小船泛水而至。
從白塘到江寧東城，與從白塘到鐘山距離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園林稱為“半山園”。
王安石辭相退隱時，宋神宗為了使他晚年能過一份富貴日子，讓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寧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園”安頓下來之後，馬上就辭去了“使相”之名與江寧知府，完全“裸退”下來。
辭別京城時，宋神宗曾經送給王安石一匹好馬充當腳力，回江寧後，王安石又買了一頭驢。王安石遊山玩水總是或騎馬或騎驢，從不坐轎；有人向他建議，年紀大了應該坐轎，騎馬騎驢不安全，王安石卻說坐轎子是拿人當牲口，不習慣。元豐初年，王安石的馬不幸死了，他便專門騎驢，還僱了一位老兵給他牽驢。
在鐘山四野，人們經常會看到一位長者，穿著普通的衣服，騎在一頭黑驢上，旁邊跟著一位遲鈍的牽驢漢子。有一次，《清虛雜著》作者王定國恰巧碰見王安石騎驢而出，便上前問他準備去哪裡，王安石回答：“如果牽驢的老兵在前，就隨老兵牽到哪裡算哪裡，如果牽驢的老兵在後，那麼就由驢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則走，想停則停，或者坐臥於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間農家訪問，或者去南邊的定林寺讀書寫作。王安石的口袋裡經常帶著書，他或者在驢背上背誦，或者在驢背下瀏覽。他口袋裡還裝著十多個燒餅，如果走餓了，便找個地方坐下來，王安石吃燒餅，然後老兵吃燒餅，再然後是驢吃燒餅。
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鐘山騎著黑驢漫遊，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見，正好與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從驢背上下來，與李茂直在路邊坐著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張傘遮陽，夕陽西下時，見有陽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傘就相公”，王安石卻笑著擺手：“不必移傘，他日我若轉世做牛，還需一縷陽光伴我耕田呢。”
七
就在王安石辭相歸隱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二年三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這位永遠的政治反對派又在《湖州謝上表》中給自己找來政治麻煩。
蘇軾在自己的詩文中對朝廷政治一直不斷評論。他在杭州當通判時，後來被李約瑟譽為中國最偉大科學家的沈括，作為欽差大臣到杭州檢查農田水利建設，就曾在“與軾論舊”中抄走許多蘇軾詩文，回朝後又把他認為有“政治問題”的詩文箋註呈報宋神宗。
這次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又習慣性地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這裡的“新進”和“生事”兩詞是有明確政治背景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曾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蘇東坡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輕變法官員稱為“新進”。此時蘇軾已繼歐陽修成為文壇領袖，他的《湖州謝上表》按慣例在朝廷邸報上發表後，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進”們頓時成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臺監獄。因漢代御史臺官署內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百隻烏鴉築巢，所以後人便把御史臺稱為“烏臺”，蘇軾此案也因之被稱為“烏臺詩案”。
李定等“新進”還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蘇軾於死地。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曾經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被從湖州逮捕進京，在太湖上差點自殺；一次是在監獄中，與兒子蘇邁約定送飯暗號，如果送魚便是死刑信號，結果蘇邁因銀錢用完出京籌措，託朋友為蘇軾送飯，不知暗號的朋友送了一盤燻魚，害得蘇軾給其弟留下兩首訣別詩。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據史料記載，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蘇軾，一位是其弟蘇轍，願把自己的官職捐出來為兄贖罪，另外兩位卻都是蘇軾的政敵：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雖然退隱了，但宋神宗給了他特殊奏事權，王安石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一特權，包括他的親兄弟王安禮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說半句。雖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員，但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鬥爭手法。蘇軾雖然恃才自傲，但操守嚴明，光明磊落，是個君子。“豈有盛世殺才士乎？”據史料和宋人筆記記載，“烏臺詩案，上以公疏入方決”。
於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勢和慣例，把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八
“黃州四年”後，蘇東坡來到江寧。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蘇東坡相聚江寧時，他們的生命都已流過“政治三峽”，顯示出李白在《渡荊門送別》中所感受到的那種自由壯闊的氣象與境界。
王安石和蘇東坡在鐘山遊山玩水、談詩論佛將近一月。
他們都出入自如，進退美麗，其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體現了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輝煌高度——兩位偉人在鐘山相處的日子，應該說代表了西哲海德格爾所向往的那種“詩意的棲居”。
蘇東坡還在黃州時，王安石就通過江寧知府王勝之關注其詩文寫作，每有佳作傳來，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蘇東坡遊覽鐘山所寫“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詩”稱道。“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正如詩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學上也非常自信，文學史也證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詩開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卻能以祖國山河一樣的胸襟讚美蘇東坡的文學才華，稱“更不知幾百年方能出此一個”。
王安石的“半山園”以北不遠處，有一個土骨堆，相傳是東晉謝安的故宅遺址，一直被人稱作“謝公墩”。王安石經常在土骨堆上流連忘返，摩挲生滿蒼苔和野草的“謝公墩”。當王安石帶蘇東坡遊覽“謝公墩”時，他們一定會想象著七百多年前謝安與王羲之在此登臨遠眺、極目長江的情景。——此時他們也可能想起《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句子：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歷經無數政治驚濤駭浪的王安石，深知蘇東坡的性格不適宜官場，他以肺腑之言勸蘇東坡求田問舍，遠離政治。蘇東坡在黃州時就曾產生過歸隱念頭，在致王安石書信和致自己好友《滕達道書》中，蘇東坡都談起過曾想買田江寧，相伴荊公終老鐘山之下；最後未能如願，蘇東坡又想過江在儀徵置業，與荊公互相扁舟往來。
離開江寧四個月後，蘇東坡又作《次荊公韻四絕》，其三如下——
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這是蘇東坡歷經仕途坎坷之後對王安石所說的由衷之言。這次鐘山相會，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歲的蘇東坡，在詩中真誠流露出對六十四歲的王安石這位孤獨和老病前輩的同情與感傷。
應該正是鐘山相會，蘇東坡才對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從而成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
這次鐘山相會之後不到兩年，三十六歲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歲太子繼位，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元祐”，起用司馬光為相盡廢王安石新法。然而，當廢到“免役法”時，已回朝廷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表示堅決反對，他對王安石變法有了新的認識，只是司馬光一意孤行，氣得蘇東坡回到家中直罵“司馬牛、司馬牛”。
朝廷政局發生了戲劇性轉變，政治生態全面惡化，“元祐黨人”把朝廷上的“元豐黨人”全面貶謫下去，而且包括重啟遠謫“瘴厲之地”嶺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後，蘇東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寫《王安石贈太傅》“制詞”，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迴避具體政治評價外，按宋史權威鄧廣銘先生的說法，蘇東坡這篇“制詞”，至今仍是歷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載、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緯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九百多年後的一個冬日，我在家檢索史料，仍然感動這次“王蘇相會”的偉大意義。
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幽默：《宋史·蘇軾傳》對此一筆帶過，後世儒家因不贊成王安石變法而熟視無睹，加之通俗大師馮夢龍、蔡東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至現代仍有林語堂先生這種超級“蘇粉”，在他那部妙趣橫生的《蘇東坡傳》中，公然“替蘇東坡不喜歡王安石”——兩位偉人播下的本是“龍種”，他們的後人何以要收穫“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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